老师的泪
岁月真是变幻的魔术,它能让一群天真可爱的少男少女,两鬓染霜,青春不再。它能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抛向空中,随风飘远。可是有些刻苦铭心的事情,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在我的脑海里,常常回忆起一双含泪的眼睛,那是我的老师在哭泣,那是老师的泪眼。
事情发生在公元一九六八年的冬天。这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地冷。
一间小瓦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小路口。小瓦房南边的后墙,是农业社一个马号的围墙。小瓦房东西两边的墙,和马号的围墙一样,都是土墙。(用略粗的木棍两边一档,就地取土,一层一层夯起来的墙)只有朝北的一面墙,有两个旧砖砌的砖柱子,那是从城里拉回来的旧砖。砖柱子的两侧,用土坯架起一个小小的窗户和一扇门。自从洪水淹没了城墙根下我的家园—桃园新村,我们全家七口人,就住在了这里。
北风一个劲地吹啊!吹得窗户纸沙沙地响。虽然我母亲用各种碎布,废纸堵住了椽沿下的每一条缝隙,可是北风呼呼地卷着寒气直往小屋袭来。我呆呆地站在小屋门口,任凭寒风冻僵了我的身体。此时我的心里,像一团乱麻。这两天我父母亲,还有父亲的同事,老乡,我们的邻居在一块议论着,商量着。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和我有关的。我从广播里知道,要备战备荒,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居民也要下放到农村去了。学校,居委会和父亲单位组成的三结合小组,不分昼夜到家中动员。看来,我是非去农村不可了。
好久没有到学校去了。作为一名文革运动中的“逍遥派”,我已经和同学们没有太多的联系。我母亲不允许我到外面去。她说外面太乱,你是一个女孩子,不敢到外面去。我就整天呆在家里,学做饭,搞家务。想找一份临时工干,补贴一下贫困的家,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年代,一个按政策应该下乡的学生,又有哪个单位敢接收呢?秋雨绵绵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缝纫机上做我的一条毛蓝裤子,两个身穿长雨衣的年轻人,带着一股凉风,走进我家,我母亲招呼他们在床边坐下。其中一个年轻人对我母亲说:娘,我妈让我来取一个药单。这两个年轻人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我母亲经常对我说:男孩子们都很坏,你不要跟他们多说话。现在家里来了陌生人,我一声不吭地继续踏着缝纫机。我感觉和我母亲说话的年轻人,眼光不时地往我这边看。以后我从父母的谈话中,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两个年轻人,其中的一个,是我们家的老乡,在一个汽车修理厂上班,是奉家长的意思,前来相亲的。另外的一个是他拉来的伴。因为我是68级学生,按政策要下乡,这件事自然就没有结果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我母亲日夜为我操心。想把我嫁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部分插队落户到农村去了。当时下乡插队是这个社会的大潮流,母亲明白我必须要下乡的,这几天正为我准备行李,并让我到学校问问,到哪里去插队。
学校里冷冷清清,以前到处可见的大字报已不见了踪影。教学楼大门两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标语,依然是那样的鲜红,那是我们班长书写的毛主席诗词。我在学校教学楼的过道里,遇见了几个也是68级的同学,他们已经下乡插队到淳化了。当时学校联系的下乡地点有两个,一个是汉中,一个是淳化。这几个同学说,到汉中整天吃大米,不吃面食,谁能吃习惯,不如也到我们那里去,离家也近点。就这样,父亲一个同事的女儿,老乡的一个儿子,我们三个同学听从父母的安排,决定跟我们学校走,到淳化插队落户。
派出所的院子里,放了一张桌子,有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桌子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即将下乡插队的学生,来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明。中年男人的手在不停地写着,当他写好一张,抬起头递给前面的学生,这个学生一言不发地离去,后面的学生只告诉他户口往那里迁,就不再说一句话了。整个办理迁户口的队伍,秩序是那样的好,气氛是那样的静。突然,长长的队伍中发出一个声音:以后我们回来,还给我们报户口吗?那男人头也没有抬地说:回来再给你们报户口。就要离开学校了,我想起了在学校的日子,想起了黎老师,她耐心地教我们,解开那一道道难解的方程。想起了张老师,她和我们一起朗读卖炭翁。想起了每一堂外语课,老师走进教室,一句流利的俄语:同学们好!同学们全体起立,用俄语问候老师好。体育老师带我们跳木马,跑步,做体操。又想起了钟老师。他写的日记,被书写成大字报,贴在学校的走廊,批判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才15岁的我,看了钟老师写的日记。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他对父母深深的爱,目睹了钟老师写的日记,被抄成大字报遭批判,从此我烧毁了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再也不写日记了。钟老师不但文采好,还写的一手好字。想到这里,我打开了裹的紧紧的手帕,里面有几块钱。前几天我还在北关的商店里,又看了看那件粘胶布花衬衣,最终舍不得花去我这唯一的几块钱。庆幸钱还在,我独自走到东大街文化用品商店,毫不犹豫地买了几张最好的宣纸,记得好像是5角钱一张。我要让钟老师给我写个字,带到农村去,陪我走过离开学校的日子。在老师居住的小平房门口,老师接过我递过去的纸问:写什么?我想说钟老师你随便写点什么。当时我的心情不知是怎么了,慌乱中,钟老师的那个钟,钟,钟,钟了半天,竟随口说成了钟山风雨起苍黄。
1969年1月13号,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起来,对着小镜子,用黄色的塑料条仔细地缠绕着自己齐肩的小辫。今天我就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爹妈,走向那迷茫的远方。我背着一床两面都是再生布的被子,被子一面是红色的,一面是蓝色的。红色的一面补满了红色的补丁,蓝色的一面补满了蓝色的补丁。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个脸盆。 我向学校走去。学校的大门里,早已停放了几辆大卡车。卡车的车身上,贴着红色的标语: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的墙上贴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墙上贴着的还有同学们的决心书。不远处谁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唱:不穿小白鞋呀,不穿宽裤腿呀,也不穿大翻领呀,挂上一个美丽的姑娘,带到农村去安家。索拉亚拉索,带到农村去安家。学校的教学楼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同学。同学们背着被子,几乎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网兜。脚上穿着一双球鞋。(每一个下乡的同学都发给一张网球鞋票)有的同学们身上穿着一身所谓的军装,有的穿一身黑颜色的衣服。只有很少的同学和我一样,上身穿一件人造毛领的棉布短大衣。这件蓝色哔叽面,花平布里子的双排扣棉衣,我母亲竟然用12元钱买了回来。我家7口人,还要给乡下老家的奶奶寄钱。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在建筑工地上。他每他每月60元的工资,我母亲仔细地计算着,连凭购物本供应的豆腐票,肉票都送给了邻居。现在我要下乡了,母亲为女儿买来崭新的棉衣,用来抵挡异乡的寒风。有的同学已经站在了卡车上,我在同学的帮助下,也爬上了卡车。我站在卡车的车帮旁往下望去,看见老师们站在车的周围,默默地望着我们。汽车已经发动了,忽然,一声抽泣声吸引了我。顺着这抽泣声,我看到了胡老师。只见她一双眼睛含满了泪水,高高地扬着头,看着卡车上的学生。在我和她眼光相视的一瞬间,我清楚地听见她那特有的,带着鼻音的哽咽声:你们小小的年龄,就要离开……在她越来越大的哭泣声里,渐渐地我已经听不到她诉说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她是为我们的离去而伤心。我不忍心再看她的泪眼了,我把目光投向了别去。心里想,胡老师呀,你咋还是这麽反动啊。我们已经不小了,我都快17岁了,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要到广阔的天地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你怎么还想阻拦呀?你忘了铺天盖地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你忘了被剃成阴阳头,扣上厕所的纸篓游街批斗的一幕,别说是你呀,连我们的段校长,脖子上也要挂牌子,挂皮鞋,受尽侮辱。你呀,真是不知悔改的走资派。大卡车带着我的思绪,驶出了我的学校。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在一个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间长达8年。
40年的时光过去了。回忆往事,我忘不了曾经美好的学生时代,忘不了我的每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也早已理解了胡老师当年的心情。她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担忧,她是为我们祖国的未来担忧。胡老师一双眼睛饱含的泪水,洒在了校园,更是洒在了我的心上,让我久久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