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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17）：我在农场过了一把瘾

夏荷

五十年代，我们这里流行着一首闽南话歌曲，叫《我爱我的台湾》，有两段歌词。闽南语是中原雅音的活化石，先天缺乏阳刚之气。传闻，有北方人在泉州街头看见两个妇女在“唱歌”，觉得很柔婉，很动听，就停下来欣赏，两个妇女走后，北方人问南方人：“她们在唱什么歌？”南方人笑了：““她们在吵架。”由此可见，闽南话音韵有多阴柔，加上旋律柔弱无力，《我爱我的台湾》这首歌，唱起来非常凄凉。

1969年以后，大批石码知青去南靖上山下乡，南靖的知青们忍受不了深山的困苦，将《我爱我的台湾》改编为《我爱我的石码》，歌词如下：“我爱我的石码啊，/ 石码是我家乡，/ 上山下乡南靖去，/ 眼屎唰唰滴。/ 来到南靖深山里，/ 三餐奥风咸菜。（奥风咸菜：腌制很长时间的咸菜）/ 父母啊阿兄啊，/ 咸巴郎寄些来。（咸巴郎：石码地区一种最低贱的咸鱼干。）    活儿重，肚子饿，/ 我天天用力操，（操：操骂。）/ 婊子农哥没道理。/ 我在南靖住不下去，/ 来到南靖深山里，/ 受苦没人知，/ 兄弟啊姐妹啊 / 不要再来”。

这首闽南话知青歌曲，单从歌词来看，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凄楚之情，只有闽南人唱起来，闽南人听起来，才会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竹叶拭泪的凄凉感，才会有“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土楼失语的孤独感。

10月3日，与朋友一起去南靖看土楼。眼睛在土楼内外，心却在痛苦的联想中：这么远的路程，这么弯的山道，这么偏的山村，想当年，没有这般公路，没有这般高楼，没有这般灯光，没有这般人来车往，没有这般富裕，饥肠咕噜，百斤稻谷压在骨骼未健全的的肩膀上，绿水青山，古道土楼，枉自多情也！

回放《我爱我的石码》，想象当年南靖大山里的石码人，摇晃在重山叠岭上，寒风凛冽，面如菜色，浑身哆嗦，遥望石码老家，呼唤“父母啊阿兄啊”，呼唤“兄弟啊姐妹啊”，有多么凄凉！

与南靖对比起来，我们这“中国文革第一批”还是幸运的，尤其在本县浮山农场。但是，没有牛奶和面包，没有咖啡和冰淇淋，没有烤鸭和佛跳墙，没有“麦当劳”和“豪享来”的年代，肚子是一个永远填不饱的大黑洞。

天无绝人之路，只要能够将那张松弛的肚皮拉紧，让它膨胀起来，光亮起来，像大鼓一样咚咚锵奏响人生的赞歌，什么事都可以干的，都敢干。

因为挨饿，身体虚弱，一进冬季，农场知青就打狗、吃狗肉补身子。“66人”脸上那张面纱尚未完全撕破，偷鸡摸狗的事情不敢干，但打狗都敢参与，因为当年的狗基本上是无主的狗，人都吃不饱，谁还养狗呢？

煮狗肉成了知青们的拿手烹艺，用哪几种中药啊，放哪些佐料啊，怎样爆炒啊，怎样焖烧啊，七嘴八舌，越烧越讲究。狗肉的确好吃，但一条狗焖熟用搪瓷脸盆盛起来，十来个人抢着吃，腼腆的人最多吃到第一块，也是最后一块。

焖烧狗肉需要很长时间，得流着口水等待。闽南俗话说“守水难沸，守妻难大”，越等越饿，时间漫长，于是“64人”次生了等待吃狗肉的游戏，搓麻将。刚开始，仅游戏而已，慢慢地，等狗肉熟的时间太长了，不够刺激，开始有了赌注，但最大赌注也就一分钱，一水一分。与今天的赌徒去澳门豪赌相比，简直低级得不得了，但在当时，“温情脉脉的面纱”尚未完全撕破的“66人”看来，已经是很堕落，很见不得人的事了。

麻将是“64人”带过来的，他们之中很多人家庭背景很“黑”，所谓“黑”的意涵，可以用今天的“富”来代换，这样当代人好理解些。今非昔比，当下是“全国人民一片赌”，往昔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现在，别说有钱人家，普通人家都有麻将。但当年，这麻将可是要被“砸得稀巴烂”的“四旧”。“地大物博”，怎么抄，怎么砸，也抄不尽，砸不烂。这“腐朽”的东西，在城里呆不下去了，居然跑到九龙岭，到浮山农场这块特殊土壤里，寻找活路，呼吸新鲜空气来了。

“64人”那个搓啊，准确率100%。但是，他们至多是火柴根大小的赌棍而已，成不了大赌徒的。日后，大部分64知青也回家当城里人，领工资去了。文化大革命救了他们，否则“扎根一辈子”是他们永生的命运。

但“64人”大多数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不久他们又下岗了，看大楼、踩三轮车、小买小卖，一样是最底层的小老百姓，糊口都艰难，哪里有大赌注？偶尔背着老婆，搓几下，赌注也就五毛钱。我偶尔坐上“64人”的三轮车，1.5元，递给他5元，算是一次小小的扶贫。面对多出来的3.5元，他们那双布满辛酸的手，客气地缩了一下，又不客气地伸了出来。

肚子的原因，农场食堂成了知青的靶子，知青们天天都有意见，跑到食堂去操粗话，挥拳头，砸饭钵，食堂人马到了非撤换不可的地步。

人可以一辈子没官当，但如果当上了，一定要干得漂漂亮亮的，对得起伯乐和自己。欧书记找我谈话之前，驻军钱排长先找我谈话了：“小陈啊，我们推荐你，是喜欢你的聪明和纯净，你一定要当好这个总务，管好知青们的肚子，让他们吃饱，吃好。”

钱排长是大都市来的人，不是那种单纯以食为天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不会与人争食，才会为别人的肚子奉献自己的恻隐之心。农场的伙食，钱排长看在眼里，闹在心里。

有人铺路，一切都很顺，跟我一起进食堂的，居然是我的好姐妹中敏和漪涟，食堂原班人马只留下了麻脸炊事老欧，但就是这个欧麻脸的存在，真真实实挑战了我们姐妹仨一遭。

欧书记在打开前门让我们姐妹进去的同时，关闭了后门，不让欧麻脸出来。潘朵拉的盒子总是这样的，把女神和魔鬼放在一起，否则戏就不精彩了。

欧麻脸是个老光棍，关于他的淫秽故事很多，很烂，他是我们姐妹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胆子小的中敏特别害怕，“我很怕看到他那张脸和那双眼睛，一看到他那张脸，就要断气的样子，可是他怎么老是盯着我呢。”“所以啊，人还是不要太懦弱的好，懦弱容易被魔鬼盯上。”“所以我才一直跟着你啊！”我和中敏，真的是天搭配的，谁也离不开谁。

你说这欧麻脸该不是前世业障太深重吧，否则怎么会这幅恶魔相？那天花种子该不是他前世的冤家吧，否则密密麻麻纠缠他一辈子？更何况谁给配上了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那眼神常常是人不人，鬼不鬼的，一会儿嚎啕大哭，一会儿淫淫大笑，叫我们三姐妹俩浑身被黑蚂蚁啃噬的样子，日夜痒痛，痛痒难消。

漪涟胆子比较大：“死死地盯住他，叫他怕我们。”果然奏效，第一关过去了，久而久之，慢慢适应了，那张麻脸似乎也慢慢显得可爱了，主人生气的时候，麻子好像还会跳踢踏舞，很滑稽的样子，但你绝对不能去欣赏他，盯住那张布满小魔鬼的大魔鬼的脸，需要极大勇气的，每一次盯他，我们都要消耗难以想象的能量。

欧麻脸那张脸被拿下了，他的气势就弱了下来，姐妹仨开始转入与欧麻脸背对背的周旋。问题的症结出来了：物质的大漏洞。打鼠要堵洞，强打欧麻脸肯定不行，他会使用霹雳剑，叫你们天天不得好活。

食堂的粮油全部归中敏管了，她是天下第一大不会贪渎的人，食堂的经历为她日后在保健院管理药品打下了良好的信誉背景。

每天的饭菜票收入，由漪涟和欧麻脸共同负责。欧麻脸拿漪涟没办法，她表面上会跟欧麻脸很温情，会跟他说笑，但骨子里杀气腾腾，还要叫欧麻脸看得出来。

场部的现金和米厂的进出我负责，程序很严格，跑不了，免得给人以把柄。食堂走上正轨，鼠洞堵住了，提高膳食数量没问题，但提高质量还需要一段时间。

魔鬼总是魔鬼，上天给他那颗黑心，就是用来制造事端的。他开辟了一个新鼠洞，趁三姐妹不注意的时候，将饭菜票偷出去，——我们的饭菜票就是今天的流通货币，在有效时间里都可以使用，——送给一些家庭妇女，也不知道那张麻脸怎么跟那些女人们那么有缘。开始，我们没发觉，欧麻脸胆子越来越大了，肆无忌惮，一天的收入，居然只是正常收入的三分之二！

这还了得，不到三个月，你就得下台，背着贪渎的大黑锅。女神就是女神，虽然她注定要在抵制魔法中完成使命，但故事的结果总是女神战胜魔鬼，这好像不是神话而已。

我没跟欧书记商量，自作主张，突然更换新版饭菜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新旧兑换。那个年代，大家都明白，一个人会有多少饭菜票剩余，特别是没向农场领取固定饭菜票的家庭妇女们。欧麻脸的麻子，不再跳踢踏舞了，他被降伏了，服服帖帖在我手下二年左右。

人人都有颗人肉心脏，即使对付欧麻脸。食堂养了许多猪，该宰的时候，就请浮山大队的许师傅过来屠宰。我赏赐了欧老炊事一个面子，凡这类面子上的事，全由他去管。

开始，中敏和漪涟不支持，“看他将那些最好吃的猪腰啊，猪心啊，猪肝啊，一个个挖下来，滚水姜丝清烫，大口大口地吃，真受不了。”

“不给他吃，给谁吃啊？”那些宝贝东西，反正怎么分都不公平。“他一个肚子能填多少？只要他不拿出去就行了。”

“咱们也跟着吃，难得这个机会。”我笑了笑，两姐妹也理解了。不要致人于死地吗，给欧炊事点面子，以后好工作。

上上下下，左左右有，人际关系处理得如鱼得水，浮山大队的许师傅不无赞誉之词，“浮山农场出了个陈老总！”

2008-10-18

三女受命办食堂，
面对欧麻像战场，
正面进攻加迂回，
终获全胜喜洋洋!

难得版主如此认真阅读我的岁月，握手，咱们老知青，没得说的，到福建龙海来，我请客了。龙海石码镇，毗邻厦门。

好地方啊!
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文字优美流畅，内容真实可信，特别是你这种散文式的艺术风格让我钦佩不已。也希望你有时间到北京来!我们一直招待你!
握手!并致战友的敬礼!

   

岁月留痕（18）：小资产阶级情调

夏荷

代沟是概念建造起来的。时代概念的演变，词语的消失、扩大、缩小变异等，必然影响上下几代人的沟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异更是沟通的大障碍。

万人唾弃的“资本家”变异成人人崇敬的“富豪”，坚如磐石的“万亩良田”演变成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堕落颓废的“靡靡之音”登录央视《同一首歌》排行榜。关于政治的，关于经济的，关于文化的，关于情感的，全面颠覆历史，让老三届人迅速退出社会的视野。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阶级斗争”时代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我在诗歌《芦花：我都不与任何革命故事发生联想》里用到了这个词语，很多年轻人阅读起来有困惑。“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词语的形式基本上死了，或者说进了词语博物馆，而它的内涵则活得相当有意思，在当下的社会中。

“小资产阶级”的词典义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现代汉语词典》）“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语，在那个年代是贬义词，那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就是指上述阶层人的情调了，它的源头“小资产阶级”是贬义词，它自然而然也是贬义词了。

按照陈旧的标准，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呢？这是戏言。我这样解释“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现在人很费解，就像我孙女问我：“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我一时很难说清楚一样，——我坚持历史辩证法，——后代抛给我一个大大的政治课题。

“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理解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这样讲还是难以叫年轻人理解的。具体一些吧：情人携手去酒吧，在朦胧的灯光下，慢饮一杯咖啡，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母亲节给母亲献上一束康乃馨，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生日接受亲朋友好一块奶油蛋糕和一首《生日快乐》的祝福，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听轻音乐，一边品葡萄酒，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穿一条连衣裙，头上打个蝴蝶结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样具体阐释一个已经死去的历史概念，年轻人就理解了，而且还会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概念无限延展开来，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太丰富多彩了，多么幸福的时代啊！可是，我们那个时代，谁都害怕与这样幸福的词语沾边，沾边“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很痛苦的经历。

如今，处处弥漫“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未被株连。“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当年其实是少数人的特权，以我们老石码来说，要像吴牧师那样的家庭、映红同学她们那样的家庭，才有资格享受“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家是不在其列的。

1963-1966，我上初中，正值豆蔻年华，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但稍不小心，就会冒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忌讳，小则遭到老师严肃的批评，大则拿到班会上供全班同学批判，我是那种经常犯错的女孩子。

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印尼华侨遭排华而回国定居，因为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受到当地气候、风土人情的影响，归国印尼华侨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削“运动头”，因为受到华侨政策的特殊保护，她们的“运动头”发型是被看好的。而国内的学生，如果模仿她们的“运动头”，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洋头发”，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尚深沉，喜欢留长辫子。因为人长得可爱，喜欢扎蝴蝶结，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气质，也常常被批评为“小资情调”。其实那时候留长辫子的女孩子很多，是否上线，就看你的气质了。气质越高雅，被批评乃至批判的机会就越多。

年轻人听到这个例子，肯定觉得荒唐，这样现在的“小资情调”岂不是泛滥成灾？如我的外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项链、手镯子、水晶皇冠、粉红色指甲油，最喜爱的成语是“珠光宝气”。喜欢夜间漫步厦门最著名的步行街“中山路”，从穿着到体态到神情，无一不体现“小资情调”。

最具典型意义的体验是，外孙女去紫云公园，那里有个按照童话《白雪公主》的故事建造的小木屋，每次她都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坐一会儿，说想当当白雪公主看看，这更是超级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现在，很多人家都在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孩子，这在当时可是犯大忌的。

在极度贫穷的年代，全社会的衣着状态是这样概括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拿出旧相片，一张春节的全家福，我居然穿着一条胸口有个补丁的连衣裤。1965年，反右倾过去后，政治环境刚刚有所松弛，在北京的大哥出差到上海，买了两块布料寄回来，说是给我的，一块是飞机灰，一块是有小格子的纯毛布料，我穿上这布料做的衣服后，被老师严厉批评是“小资情调”。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2006年元旦，我外孙女参加学校新年晚会，为模特表演，一下子买了三条裙子，花了800多元。吃就更不用说了，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吃情调？而今上麦当劳、肯德基是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经无限上纲之后，还可能往黑“资本家”靠拢。

1963年，我二哥因病从军委雷达学校转业回家，二哥曾经在前苏联军事专家的手下工作，专业之外，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趣受到俄罗斯文化很深的影响。比如，他喜欢喝牛奶和吃面包，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古典名画。

别以为牛奶和面包是平常的食物，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那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啊！那个年代的人们是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按理，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享受“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又何罪之有？但政治的无理就在这里，一方面高调宣传要“解放全人类”，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野蛮的政治扭曲，直到邓小平伟人发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宣言，才终结寿命。

我二哥回家后，给了我相当好的文化熏陶了。每天要看《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要听广播里的“配乐散文”、“配乐诗歌”、“配乐小说”，要看一些名画书籍，要读《中华活页文选》，要听一些苏联的古典音乐……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民晚报》的都市文化感染过我，配乐朗诵的诗情画意浸染过我，《光明日报》的学者文化塑造过我。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政治操弄的产物，而今从另一个方面看，当时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一般指女孩子），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高，而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大多数家庭比较贫穷或不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低，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只不过政治利用了文化。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经典情节就是“红毛衣事件”，出身好（就是出生穷人之家）的婆婆与出身不好（就是出生富人之家）媳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

从心理角度分析，其实反“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仇富仇雅心理作祟。当年有些爱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学生，其实因不得之而恨之。如有的“无产阶级男孩”向“资产阶级女孩”求爱不得，就操弄政治语言，大批“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个人利用政治的表现。

中国的政治就这样，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政治与文化总是纠缠不清，政治利用了文化，而某些时候文化也利用了政治，如京剧样板人物。

1970天春天，在浮山农场，春暖花开，是恋爱的好季节。我摘了一枝桃花，边走边唱，在324国道，不幸遇见那位C老师，他满眼鄙夷的目光，严厉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老师言辞，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俨然伟大的政治道德家。

其实这位老师出身也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但长期生活在农村，情调一直高雅不起来，是个缺乏“小资产阶级情调”男人，但他所追求的却是整天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生活的女学生。反讽是那个时代惯用的社会修辞。

农场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文化背景的人，还真不少，吴氏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啊，“66人”中的美美啊，之后军长的女儿啊，等等。

那个军长的女儿，小资产阶级气质不是军营培育出来的，而是典型俄罗斯文化熏陶的结果。军长的女儿知道我爱读书，对我说：“你那么爱读书，我家好书很多，以后我捎过来给你看。”

好家伙，军长女儿捎来的都是前苏联的书籍，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只有军长才有这种胆量，收藏那么多“修正主义的毒草”。

军长的女儿开始只是送给我一些编织、裁剪的书，慢慢地，小说过来了，散文过来了，甚至《安娜卡列尼娜》、《顿顿的静河》，叫我挑灯读书，白天无精打采。

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在“小资产阶级情调”面前，表现得焦虑不安，一方面向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的那件“红毛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时代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摒弃一切美好的事物，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腐朽的。

浮山农场特殊的文化环境，给予了我们情调上的补偿。我们经常去东头林场看电影,电影飘忽，人影晃动，树影摇曳，桉树林下迷蒙的电影光线,加上银屏恋爱背景的入侵，恋爱着的，没恋爱着的，依偎在桉树林下，憧憬甜蜜的爱情生活，蹉跎岁月里的美好时光。

有时，干脆一伙人连夜步行到漳州，看朝鲜电影《买花姑娘》,去中山公园冰厅喝一杯冰牛奶，吃几个小笼包,很有情调的享受。

“64人”，家庭背景比较“黑”,因为“黑”,家庭比较富有,比较有文化,所以“黑子女”情调基因很活跃,跟善于制造浪漫的一些“64人“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小资情调”起来了。

“小资产阶级情调”需要高雅文化的浸染，出国留学几年，或者定居下来，回来之后，气质、情调急转弯了，都那么有情调。当下就是这样嘲弄历史的，某大城市提出了“绅士教育”文化的新概念，并且加以实验，虽然有争议，但他们在改造国人，塑造国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全球独一无二，我们的国粹，我们引以自豪。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并非背叛的扭曲，硬币的双面是同时存在的。

2008-10-19

这篇文章已经绝非简单的回忆了，而是一篇夹叙夹议的社会学见解表述。
其实，当年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无非是在解决了温饱，开始“小康”生活水平阶段的人们中作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要多正常有多正常。偏偏那时候把社会主义注释成为“贫穷”，把政治需要从经济需求中硬行分离开去，才弄成当时闹得鸡飞狗跳的那种恐怖局面。楼主的分析相当实际，耐人回味!谢谢楼主了!

 

岁月留痕（19）：金色涟漪中一叶轻舟沉没了

夏荷

她，天生有一副当农民的强健筋骨，怎么劳累都没问题，别以为筋骨强健就等同于腰粗膀大。

那个时代，我们的审美受到“高、大、全”定势的影响，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的冲突，无论艺术形象，还是现实人物，皆是二元对立，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而且凡好人皆“高、大、全”，凡坏人皆“矮、小、缺”，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概是香的，知识分子一概是臭的。那个年代，姑娘选择对象，最好的是工人、解放军，其次就是贫下中农了。

她身子娇小，柔韧性很好，爆发力很强，如果给她机会，她可能成为一流的体操运动员，或者杂技演员。我越来越有扎根农场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了，身体不适应强体力劳动是个很大的苦恼。我非常羡慕她，刚健有力，柔韧有度，是个挣工分糊口的好把手。

有时候，我会站在田埂上，欣赏她劳作的状态，感叹她沉重的胆子轻飘的背影，她挑着重担在田埂上行走，就像舞台上那个挑担子的江南舞蹈一样柔婉。

从她身上，我审视到一种非对称性的美感。如果将稻田比作金色的湖泊，将轻风下的稻浪比作金色的涟漪，那么肩挑150斤的稻谷、在羊肠田埂上飘飞的她，就是金色涟漪中一叶轻舟了。

如果不是青春被葬送，才华被淹没，那么作为一名画家，或者导演，或者摄影师，我想，我会将农夫劳作的诗情画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从幼儿园到初中，我的图画一直很好，虽然没像今天的孩子被过度训练过，但美术的艺术潜能是很强的。

其实，将一叶轻舟放在稻浪上，是很不得已的审美感受，她更适合上大学，做学问。但即使这不得已的审美享受，也飘飞如叶，稍纵即逝。

1969年，因为政历的问题，她60多岁的父母亲被迫带着15岁的幺女，举家到南靖大山去上山下乡。因为缺乏劳动力，她父母和妹妹无法活下去了，就包办婚姻，让她嫁到大山去，做一个世袭农民的妻子，而所有的决定与手续她是在半天内完成的。

我们是知青好姐妹，凡事她都与我商量，并且常听取我的意见，而这一次，她没听我的。她说她不去的话，她父母和妹妹就要饿死的。我只好从皮箱子里取出几块布料给她，在全民靠每年每个成人14尺布票扯衣服的年代，其贵重感不亚于今天送朋友一件名牌衣服。那是1970年的事情。

浮山农场一个“64人”男知青，他父母与全家后来也是到她那个地方上山下乡。他几次回家探亲回农场，都带来这样的信息，如果你看见她的状况，你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几次想去看她，但最终没去成。大概她走后一年多，她母亲到石码来找我，哭哭啼啼的，问我她女儿还有没有回浮山农场的可能，她母亲反复说不是她的错，像祥林嫂那样唠叨着：“是她父亲害了她一辈子，是她父亲害了她一辈子。”

她母亲来找我，其实是希望的破灭。当初父母招赘女婿进来的目的，一是需要一个强劳力来支撑家庭，二是因为女婿是贫农，可以帮助他们免除政治上的苦难。可结婚后不久，招进来的女婿不干了，他不肯替她家承担政治和经济的责任。其实，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劳力，手脚灵敏，干活利索，耐受力非常强。

但已经无可挽救了。想当初，农场郑书记极力阻拦，“谁都想出来，她是怎么想的，要进深山去？这一步要非常慎重，户口去南靖了，就回不来了。”当年，南靖与龙海的差别，就如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一样，一样是农村户口，户口可以从龙海迁去南靖，但从南靖迁回龙海是不行的。同样，要将户口从农场迁到石码郊区，也是不行的，除非找个世袭农民嫁了，我们农场也有过这样的故事。

她有个抱养的哥哥，一个同胞妹妹，哥哥64年就上山下乡去某国营农场了，父亲就指望她赴深山去解救全家人了。我怎么说她也是要走的，走的前一天下午，风风火火地，去公社办了户口迁出手续。

“要走也不差这么几天，那么急干吗？咱们姐妹还没好好说说话呢。”她摇摇头，“不，干脆一点，要不我后悔了，就去不成了，我爸妈和妹妹怎么过下去？”

我们一夜无语，也不能入睡。大概晚上10时半左右，她被我说得后悔了，“现在户口已经迁出去了，也来不及了。”听到这话，我问：“你真这么想的吗?”她红着眼点了点头。

我赶快跑出去找郑书记，郑书记非常高兴：“没关系，户口还没到南靖，还有救的。我明天一大早就给公社经办人打电话，叫公社通知南靖方面，接到文件马上注销这个户口迁移书。”

激动之后，下半夜，我们姐妹俩总算安睡了一会。可是一大早醒来，她又变卦了，变卦的原因居然是那么令人心酸一辈子：“农场的拖拉机正好要去我们那个地方，我可以省下这趟车费，以后我家的日子怎么过还不知道呢。反正得走，还不如早走的好，省点路费。”就这样，她离开了九龙岭，去更远、更深的大山了。

送她走后，我跑到田间去，大哭了一场，望着空无一人的稻田，金色涟漪中一叶轻舟沉没了，好伤感，好伤感，为自己，更为自己的好姐妹。

80年代起，邓小平“大赦”知青，大多知青返城并安排工作，她因嫁给农民而不能回城，被安排在当地一个国营农场。而她大哥是本地某国营农场64年的知青，后来当了农场的一个小领导，于是她得以在80年代中期，调回那个国营农场。

她回龙海后，1985年，我和中敏一起去国营农场看望了她。时过15年，我在国营农场，一个小山头里，——她刚回来，农场暂时将他们安置在那里，——看见了她，并第一次看见他的丈夫。

那环境，让我的内心惨厉起来。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而她那大山出来的丈夫，活脱脱一个润土啊，不，比润土还润土几十倍！不知道她丈夫年纪有多大，我看上去有他60多岁，而她只有35岁，而她居然也跟着大山丈夫一样，沧桑起来，润土起来。

看见昔日好友，她除了一脸无奈，居然掀不起半点涟漪，没有半点情绪，没有半点笑容，也没有半点痛苦，我还以为我们会抱头痛哭呢，那叶轻舟真的是沉没了，捞不起半点影子。我是噙着泪离开她的，她连放声痛哭的机会也不给我。

再后来，她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就没再上高中了。不是学业不好，而是她要女儿读中等师范学校，以便早日帮助家庭脱贫，她女儿仅1分之差没上中等师范，而我当时在师范学校任教，她知道的，她居然从来没想到过来找我，看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那时招生还有捐资生的机动指标。后来在石码偶遇她，我才知道了这事情，而那届师范生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

为人之母的她重复了她父母的错，践踏了女儿的幸福。而我们之间再也没联系过，或许她很劳碌吧，叙旧不是她所必须的。而我则是不敢主动再见到她那润土的模样，以及比她还润土的丈夫，我怕睡不着觉。

凭借她先天的力气和后天的勤劳，一个家她是会料理得清清楚楚的，日子也会过得很不赖。可是，一想到她那个润土般的丈夫，想到她那个初夜，想到她那个世袭农民，肯定像扛着锄头劳动一样，三下五除二就把问题解决了，我感到一阵阵的心痛。

我是最不齿谈性问题的女人，但是，在这里我不得不谈了。女人是怎样进入人生第一次最曼妙的性生活时光，怎样享受男女欢愉的性美感，也是人类的一种崇高文化，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次经历，唯一的第一次美妙时光。

要进入那种妙不可言的性境界，需要有性幻想的铺垫过程。幻想比操作更加重要，她显然不会有这种体验，甚至至今都不知道有性幻想的存在。

没有前奏的旋律是平淡的，但如果能在平淡中自然享受一份快感，多少还有点安慰，可是我宁可相信，她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丈夫已经完成了他的劳作，呼呼睡大觉去了。他不是畜生，但也只是畜生而已。他的确是世袭的农夫，亘古不变的农夫，像一头牛拉着犁，进入洞房，将洞房当作另一块土地劳作而已。

如果她是世袭农民的女儿，我也不会以此为痛。世袭男女之间，有他们自己的沟通方式和亲昵拥抱的基础，很自然的和谐。而她是一个城市姑娘，有着豆蔻年华的诗情，洞房之夜，将她那柔润如水的玉体，投入一个她未曾谋面过的水田，搅浑一池的污垢，谁之过也？

历史剥夺了她作为一个城市女孩享受美好初夜的最基本权利，这就是一个女知青的悲情婚姻，一代女知青的悲情婚姻承载着太多的历史痛苦。

般配就是和谐，和谐才能体验到男女之欢的美感。但，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如一个倒扣的大碗，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女知青婚姻更大多如此，到哪里找般配去？

随随便便找个人嫁算了，这是一些女知青的出发点；等等看看再说吧，是另一种思想，参照起来，这种人婚姻境界高一点，但冲动也没有了，他们都错过了恋爱的最佳季节，最后还是随随便便将自己嫁了，运气好的幸福一些，但运气好的女知青很少。

少数女知青，为了早日出山，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大山，或大山的管理者，换来了一时的安稳，终生却摆动着痛苦。有的终生未嫁，有的婚后几十年，丈夫不跟她在一个床上睡觉，而她连“想离婚就离婚”都迟到了。

2008-10-20

楼主是一位真正拥有充足艺术气质的写手!从小就能够从最为平凡甚至惨烈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真善美，识别假恶丑。这才写得下如此震撼人心的文章。
谢谢楼主!

在我的博客上，一些错字都修改了，这里就免了，对不起。
谢谢斑竹一再鼓励，沉淀这么久才将《岁月留痕》写下来，为的就是唯诚和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