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21):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
夏荷
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我们恋爱了,像一声春雷,惊世骇俗!农场一片哗然,公社哗然一片,石码一片哗然。
家庭正方力量微不足道,反方势力排山倒海,特别我那革命的大姐,更是声嘶力竭:“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大特务’了,你还找这么一个大特务的儿子!”
大姐的声嘶力竭不过她政治心理虚脱的一种表现,她的确害怕“特务”这个词语,这个足以叫她敏感到窒息的政治词语。
1951年,大姐在抗美援朝历史浪潮的感召下,参军去了。很聪明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只念到初二年,再也没机会上大学了。
从部队转业后,她被分配到省某厅工作,凭借一口伶牙俐齿与对无知愚昧,紧随厅长(省委书记夫人),风光了一时。只可惜,后来她成为一个像小说《人到中年》中塑造的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式的人物,一生“左”到极处,直到病逝前,她还对政治滔滔不绝,却不知道那些陈词滥调有多恶心,让后辈笑话。
大姐一生最大的败笔是拿“特务”一词作政治赌注,差点儿魂丧政治牢狱。大姐参军之后不久,也不知道部队开展了什么“攻心”活动,也不知道大姐是怎样走火入魔的,她居然捏造出一个特务组织出来,并且向组织交代她参加了这个特务组织,以表达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
我是在1980年才知道大姐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的,之前我只是依稀感觉到,大姐好像有一段很难堪的历史档案。
龙海一中原校长陈豪知老师,我公公的老朋友对我说:“你大姐那个事件,最后是我以公职做担保,才了结的。”原来,大姐向组织“交心”之后,组织并没有接纳她的忠诚,而是将她当作漏网的特务来追查的。部队到石码调查了整整三年,大姐交代的那个所谓特务组织子虚乌有,连特务名单也是捏造出来的。
最后一次,部队来调查的人问陈校长:“组织上很难办,她自己交代的,但查无实证,不能下结论。”当时,调查人员问陈校长:“你怎样看待这个事件的?”陈校长说:“我认为是她一时狂热导致的结果。”大姐的确是那个疯狂时代狂热人物的典型代表。
调查人员问陈校长:“怎么结案?”陈校长说:“我可以作证的。”部队来的人反问陈校长:“你凭什么作证?”陈校长说:“我以我的公职作证,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特务组织,我愿意被开除公职。”陈校长十分坚定。时值刚解放不久,一个公职,不仅仅是一个人谋生所依,更是光荣的象征。
大姐终于从政治谎言的陷坑里脱险了,她自己挖的陷阱,她自己掉进去,校长将她救出来。也不知道大姐知不知道陈校长是她的大恩人,反正她从来没有向谁道谢过。
陈校长与我公公是挚友,而且之间还真有一段“特务”的姻缘。陈校长的大舅子解放前是党的地下党员,负责石码一代的地下党工作,我公公是在陈校长的介绍下,于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的。
大姐说我公婆是“大特务”,历史上的确有此记录,但那是1945年以前的历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现代史翻开新的一页,我公婆也进入另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的档案尘封在福州军区的秘密档案里。我在我的散文《他以毕生的力气释放历史》里,这样描述我公公这个传奇特务的临终状态:
他,传奇人物,大半生在夹缝中生存,他戏称自己是夹心饼干里的馅儿。
他,守口如瓶,任何人都无法从他大脑深处取出尘封的密码,即使他的至亲至爱。
他,生命边缘,进入幻觉状态,密码逐渐浮出井口。
他,不停叫喊,我们将他的言辞散点连缀起来:
“四川”,“重庆”,“贵州”,“打排球”,“赢了”,“没用”,“没奖金”……
“来来来”,“请客了”,“别客气”,“李科长”,“李副科长”,“很便宜”……
“把去四川的孩子接回来”……
“桂花,快来救救我吧!”“桂花!”“桂花!”……
从那些地名、人名,从他冲天的声音,从他绝望的感伤,我们感受到一部历史的存在,一部特务史,一部政治史,但细节只能被想象,密码永远不可破译。
几十年没爆炸的炸弹,从密封的井底,一个接一个爆炸起来,能量冲破井盖,冲破房屋,冲破云霄。
夹心饼干上面一层解放不了他,下面一层也解放不了他,他自己也解放不了自己,惟有时间可以松绑。
身边的人无法休息,无法睡眠,他让人烦躁,让人讨厌,但谁能知晓他以毕生的力气在释放历史,释放历史强加给他的郁积。
可恶的历史密码,回到你的密室去吧,不要骚扰他,让他平平静静地走吧,让他快乐地寻找他的桂花,他的一半,另一个曾经拥有历史密码的女人。
天宽恕他吧,地宽恕他吧,人宽恕他吧!
历史有罪,他无罪。
桂花是我婆婆的一个别名。当年,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婆婆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自己心爱的人私奔,在漳州报了一个什么“海外华侨培训班”的,想去海外找哥哥,却不幸双双掉进军统特务的罗网,成为军统特务里的一双分子。
在军统里,公公是体育教官,婆婆是邮检员,相对来说,婆婆的职务更接近特务的真实,但公公接近军统上层人物多一些,因为很多大特务也是体育爱好者,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仅此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离开军统队伍,回石码老家生活。再后来,我公公成了“逃亡的大特务”,再后来我公公的真实身份在香港暴露,又回到大陆,由组织安排到偏远的山区当体育教师,保护起来。
文革中,我公公因为组织的保护,在建瓯未受冲击,但婆婆在石码代替公公成了红卫兵批斗的重中之重。最后,我婆婆冤死文革的摧残,我在组诗《远去的年代》其一《飘落的桂花——在文革中冤死的“女特务”》,写的就是我的婆婆:
米黄色的小星星 在爪哇岛孕育 迷人的异域风情
东方隧道 热辣辣地 火舌神秘的游曳
混血出 醉人的眼睛 命运的山洞 深不可测地
吐出一缕 黑色的幽香 漂泊在
女特务的档案中 雅加达--中国
息烽--重庆 重庆--厦门 厦门--香港
历史颠簸着 谋生欲望 也 燃烧抗日热情
档案里 秘密地记录着“清楚” 现实中
却抹不去 永远的耻辱 潮
一浪高过一浪 卷起莫须有 “飞机头”
小星星 剃成“太极图” 神秘地
桂花飘落 一路传奇 一路迷人
连家是名门望族,三代人载入县志历史,我公公是我大哥非常崇敬的老师。1974年,我大哥从北京回来,想解决二哥的“特务问题”,为了弥补家人过激的失敬,我大哥特意去拜访了我那“大特务”公公,而我们家唯一支持我婚姻的是爱我一生的父亲。
“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大特务’了,你还找这么一个大特务的儿子!”我大姐算是说对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般配的就是最好的。一个“大特务”的妹妹与一个大特务的儿子,不是最般配吗?
其实,我和大姐的冲突是两种文化符号的冲突,她是强硬的马列符号,我是柔婉的情感符号,她拒绝抒情,我拒绝口号。
无论家人和社会的议论如何,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糊里糊涂就恋爱了,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给嫁了,我是一个很清醒的女知青,否则我早就飞黄腾达了。
当年,作为一个闻名全公社的女知青,一种潜在的危险步步逼近我,我很需要保护。谁能保护我呢?能保护我的人首先必须能接纳二哥是“龙海第一大特务”这个恐怖的事实,其次他必须具有那个时代的人所没有的阳刚之气和侠气胆量,即敢于正面抵挡黑白颠倒的社会。
他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尤其这最后一个条件,我亲历了,他为我的漪涟知青姐妹开了一张到农场领取口粮的战斗组织证明书。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才敢那样干,他的侠气令我十分崇敬。
没进入我内心的人,可能以为我还会有更般配的选择,但别人认为般配的我不会觉得般配,因为二哥“龙海第一大特务”,没完没了的电话,没完没了的“探监”,我内心的防火墙已经摧毁,经不起一根火柴的燃烧,我的内心很脆弱,很自卑。般配不是别人来说的,而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
其实,我并非没后悔过,但后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结婚后,一些知青招工或当工农兵学员去了,招工不会刺激我的,与其回石码在风雨飘摇的骑楼下,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安卧在九龙岭这个大脊背上,安静、平静、沉静地度过一生。
唯一能刺激我的是,一些知青当工农兵学员去了,尤其是女知青。事实难料,谁能预见“红与黑”对峙的演员,会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剧场里,上演一出诙谐的荒诞剧?
我们农场一个女知青,居然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迈进中专的校门。当时,这件事情的确大大刺激了我一下,那条日思夜想的大学神经,困扰了我一段时间。
“可教育好的子女”是个偏正概念,正位“子女”,是一个很清晰的政策界定,即出身必须在“黑家庭”之列,所谓的“黑子女”必须板上钉钉,有历史档案记载的;偏位 “可教育好”,是一个很模糊的政策界定,何为“可教育好”,还不是由黑箱人物来操弄。不过,历史相对公平,命运还是由“子女”的颜色来决定的。
想了想,很快就通了。人家可是板上钉钉的黑子女啊,她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官员,解放初期逃亡未遂,最后暴病死于狱中。而我的出身算什么?要批斗你,要关押你,要你挂牌游街示众的时候,你就是从皮肤黑到骨头的人,连鼻涕都是黑的。可是当你真想翻身过来,想当以一回“可教育好的子女”,想打一张“黑出身”的证明的时候,那些批斗你的人,批斗你的时候,跟你近到鼻子可以贴着鼻子,叫你连呼吸一下都不成,而你需要他来证明你的“黑”的时候,都跑得远远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唐: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回答》)。
一切都是临时挂的排。我们家,所谓的“资本家”是无法认定的,连“龙海第一大特务”也是十年的悬案,叫做什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反正打你是正确的,关你是正确的,而定不了案,暂时放你一马也是正确的。
一团泥拿捏在别人手里,叫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叫你是方的你就是方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退一步说,即使那个“龙海第一大特务”的案子板上钉钉了,你也还只是那个“大特务”的妹妹,也不具备出九龙岭的第一要件“子女”。
令我更心痛无言的是,历史总在跟我们家开玩笑。2008年2月,我才知道我父亲既然是共和国的无名功臣之一!有必要请大家读一下我的日记《父亲是无名功臣!》:
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将“父亲”与“功臣”结合成红色短语。父亲是谁?属于红,属于黑?在我的经验里,父亲先是“工商业者”,后是“资本家”;先是“商人”,后是“手工业者”。
那时候,我还很小,对这些“成分”词语的概念非常模糊,全凭大人的摆布。第一组“工商业者”和“资本家”,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工商业者”大概就是准资本家的概念,但不及“资本家”黑,在无限上纲的年代,约定俗成的是尽可能被拔高,父亲最后还是落了个“资本家”的骂名。第二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家庭约定俗成的,即哥哥们为摆脱家庭政治困惑的自我解释,但不被社会认定。
自以为满腹经纶的哥哥们说,“资本家”必须具备相当的资本并且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而其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家本身不劳动,但我父亲第一没有资本,第二亲自参加劳动,而且是一年365天都起早摸黑的,——用改革开放以后的词汇来评价,就是典型的“勤劳致富”,——从马克思的理论上讲,父亲根本不够格当上资本家。
哥哥们先给父亲定位为“商人”,或许他们觉得“商人”蕴涵的“剥削”意味比较浓,而且不符合父亲的实际。父亲向人借200银圆,开了一盘酒店,属于前店后厂的那种形式,自己造酒,自己出售。
这引言有点冗长,但历史沧桑感太深了,不得不这样罗嗦。
父亲是闽西永定牛牯扑人,而牛牯扑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而牛牯扑只有一座土楼,土楼里只有12户本家,而堂叔叔陈奎裕、陈添裕更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可以说,当年如果堂叔叔没救活毛泽东,毛泽东可能有所不测,那么共产党的革命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小时候,常常听父亲炫耀老家的红色故事,神情和语气都很骄傲。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牛牯扑人都参加共产党的革命了,为什么惟独父亲是“工商业者”,甚至“资本家”,害得一群极有前途的孩子们在红色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呢?
父亲是个大善人,很忠厚,很勤劳,可以说很难找到我父亲的缺点,但唯一的“污点”,——听我母亲说的,是他曾经在龙岩城里赌博,被国民党政府抓获,被罚款才放出来的,母亲每次数落父亲这一“污点”的时候,父亲总是一笑了之,有时还很得意的样子。可我怎么也不相信,一个被抓获过的赌徒,怎么只有一次的赌博经验?
前些天,四哥五哥二姐与我聚会一起,期间四哥揭开了父亲在龙岩城赌博被抓获的真相。据四哥说,我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卢兆西的单线交通员,因为卢兆西早年牺牲了,单线断了,无从举证。而父亲龙岩城赌博被抓获的故事竟然是一次革命活动。据说,那个夜晚,原本有四位很重要的革命领导人要在那个地点密会,不料事先走漏消息,共产党便临时安排四个“基本群众”顶替位置,以赌博掩饰真相,我父亲便是四“基本群众”之一。
天哪,父亲居然是共和国的无名功臣,而且是极端忠诚的交通员,一个无人知晓的红色秘密,他守护了一辈子,只在晚年才悄悄告诉与四哥。
于是我上网搜索到与关键词“卢兆西”相关的唯一一条资料:少将熊奎曾经这样回忆:“1926年,家乡闹起了革命,我加入了农民协会。当时协会的领导卢兆西、卢其中、阮山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讲革命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1928年2月,村子里办起了一座学校,农民协会的人便在这里教书,进行地下活动。这段时间,张鼎承在我们邻村的谢南球家里开了几次党的会议,主要研究进行农民暴动的问题。”(熊奎《红军长征亲历轶事》)熊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如果老革命卢兆西没有牺牲,熊奎是共和国少将,那么卢兆西肯定在少将之上,那么父亲也不再是“工商业者”,那么父亲的11个子女肯定有人在红色仕途上青云之上。然而机缘并不降临父亲及其子女,父亲以及他的孩子大多命运舛,这就是命运,可是我从未听到父亲半丝怨言。虽然父亲几多不幸:三反五反被关押五天五夜,1958年因龙岩城革命事件被收审七天七夜,文化大革命更是屡遭迫害,其子女也背负一辈子的黑锅,但父亲一如既往,信念如初,从未找组织申述并补充自己的红色档案,实在可敬可佩。
父亲不过共和国无数无名功臣中之一员,实在不值得我们大颂特颂,但父亲一生与牛牯扑人以及牛牯扑的红色历史息息相关,是很值得怀念和纪念的。
或许有人认为,我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看看,在来选择婚姻。但如果等下去,我可能要等到我二哥被平反的1980年以后,这样,我必须到30岁以后才能开始恋爱,这是很残酷的,对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言。
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某男性年轻人第二次谈恋爱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很冷淡,一点热度也调度不出来。他的女朋友很痛苦,他自己也很痛苦。他对朋友说:“都30岁了,我真的一点恋爱的激情也没有了。”
生命就是这样,该激情喷薄的时候就激情喷薄,该沉静休眠的时候就沉静休眠,这才符合生命的真实,才能健健康康走一回人生,才能无怨无悔。
30岁才开始恋爱,是对人性最残忍的扭曲,晚婚是很残酷的违背生命规律的一种政策。但一代知青都承受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真实实热恋过,漫步在花前月下?
而我那“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大姐,当初她真恋爱过吗?我很怀疑。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就是承办她那个“特务”案件的军官,而他在老家有一个老婆,比我大姐大得多。她是怎样投入她的怀抱的?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段很悲情的故事呢?提供大家想象,写小说去吧。
在生命规律面前,老三届人是一个很畸形的群体。有一年,我的一位同学给另一位同学送喜糖去,收者问:“什么时候结婚?”——当时没有请帖、婚纱、酒宴之类的喜庆元素。送喜糖的人大笑起来:“是我女儿的喜糖。”
多么可笑的一个年代啊,同是老三届人,有的还没结婚,有的已经要嫁女儿了,早婚的与晚婚的都是那个荒诞时代夸张的艺术作品,所谓的赠言“晚婚模范”,不过疗伤的假药方。
我无怨无悔,我没错过那个最人生最美好的恋爱季节,我真真实实地恋爱了,轰轰烈烈地恋爱了,我歌咏我们最真实的恋爱:
九龙岭的柿子树下,留下我们依偎取暖的身影;农场的白桉树里林里,有我们挽手漫步的婀娜;石坂泉边,清澈的泉水与我们同声歌吟曼妙的时光;那块高坡上我们一起抓过野兔。
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我们浪漫过了!
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