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连载：岁月留痕

   

岁月留痕（1）：农场是个万花筒

夏荷

程溪公社浮山农场是个万花筒，场员构成复杂。基本群众来自山区的山区的农民，即从程溪的粗坑、塔潭、叶伦、禾山等高山下来的农民。深山老林的农民吃苦耐劳，但自私狭隘，愚昧无知，被知青们取笑为世袭农民。

农场实际主力军其实是来自城里的人。当时的政治流行语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其实城里人和乡里人融合之后，教育与被教育是双向互动的。在农场，很大程度上，知青（城里人）在被教育的同时，启蒙教育了世袭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让山里人大开眼界。一个经典的笑话是，吴氏望族来的女孩子很漂亮，而且难以改掉“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爱穿裙子，有个世袭农民很好奇，而且联想很色：“她们有没有穿裤子啊？”无知的言辞下，垂涎美女的酸葡萄心理足以想象。

农场的“城里人”构成又很复杂，但共同的特征是大多“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跟“黑”有关，——即出身资本家、地主、富农、工商业等高身份家庭，或有国民党政治历史背景的，或跟“黑社会”沾锅的，——或深或浅而已。

最“黑”的是军统特务柯某和中统特务吴某，他们俩在知青队列之外。柯某和吴某是“旧社会”来的国民党人物，因为政治词汇的过度暗示，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阴险毒辣，随时都有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和动作，他们是1962年因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被软禁到山区的。

说来也很可笑，浮山农场在九龙岭一侧，而九龙岭是天然的军事屏障，解放军的军事工地很多，有驻军守卫，将“反攻大陆”的嫌疑犯流放到军事要塞，其实是战略上的大错误。

作为政治人物，军统特务柯某和中统特务吴某肯定是人才，否则解放前是不会被吸收到重要队伍里的。而作为一般人，他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且品位不低，只不过从外貌神情我们捕捉不到他们的情趣和情调而已。

政治的原因，柯某和吴某言行小心谨慎，不敢轻易与人交通，沟通更谈不上，“对社会不满”的灰色态度，内心希望国民党“反攻大陆”有可能，但有能力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值得存疑。解放10几年了，高压管制下，屡经“运动”的操练，他们的社会资源早已被粉碎了。

中统特务吴某相对开朗，虽忌讳与人多说话，——其实人们本能拒绝他们，担心被染色，——但吴某脸上还是笑容可掬，偶尔会唠一些幽默出来。是不是“中统特务”的级别比“军统特务”低，吴某被安排住在知青大宿舍里。

军统特务柯某就不一样了，他单独住在猪场饲料锅旁一个大约四平方米里，紧靠大灶，夏热冬暖，一祸一福气。我曾经在猪场劳作过，专门熬猪食，有幸与这个可怕的人物零距离接触3年。

柯某看上去阴险黑暗，言辞酸辣，其实很有才华。他那面紧张的脸部肌肉，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是抑郁的悲剧性作品。从言辞和工作看柯某，他的确是个训练有素的老特务，生活和工作一丝不苟，可以想象柯某当年军统工作的高品质，但他是否死忠国民党，难以判断。

人心都是肉长的嘛，不过军统基层干部，他难道敢于舍一家人的性命“东山再起”？他有一个妻子，六个女儿，一个儿子，妻子和儿子都在农场，被紧紧拴在僵死的花岗岩上。

第二类城里人是1962年“戴红花下放”的有职人员，所谓“戴红花”说的是自愿下放到农村去。其实“戴红花”是一种不自愿的自愿行为，那个时代人们选择“自愿”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但结果写在档案里大多是自愿所为。因为“戴红花”，文革后处理1962年下放人员时，“戴红花”者是不在“平反”之列的，而个别不“戴红花”（不在白纸上签字，档案里没有记载光荣史的）被强制下放的则获得“平反”，重返城里安排工作。这从类另角度印证了“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畸形历史。“戴红花”是那个时代的荣誉象征，我们经常唱的、至今记忆犹新的歌词是“戴花要戴大红花，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戴红花”就是听党的话，党要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

“62年的”成员中，有的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被下放，有的听说是得罪单位领导而被报复的。总之，这类人城府很深，难以深入，跟他们说话必须很小心。

第三类才是知识青年。“知识”在“知识青年”中占据很重要的语法地位，可是农场的知青，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为数很少。1966年开始去了一些初中毕业生，我们从学校去的一中66届初中毕业生有26人，之后陆续去了一些文革高中生，实际上是读语录教材的一代人。

在农场，知青的主力军其实是1964年上山下乡来的，其中小学毕业、小学没毕业、甚至没读过书的不少。

“64年知青”中，一些人与“黑”有关，而且“涉黑”颇深，他们来自石码一些富有人家、名门世家，如吴氏望族，来了好多堂兄弟姐妹和表亲姐妹，“等量代换”起来，吴氏人马在浮山农场相对强大，他们代表了一种文化强势群体。这些“黑子女”文化品位和生活品味比较高雅，富有情趣，虽然不满社会歧视，但自视清高，内心丰满，生活起来还是很乐观开朗的。劳动不偷懒，业余生活很丰富，读书看报，写字唱歌，甚至炒小菜吃等等，很会在苦中自得取乐。我生平吃的第一份色香味俱全，有情调的小菜就是吴氏姐姐做的暴炒田螺。

“64年的”成员中，还有一些家庭出身很红的，如三代赤贫，在那个时代，他们上山下乡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维成分论”是唱反调的。我推测，是不是居委会在考虑怎样完成上山下乡指标时，瞄准了这群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而这样游说了他们的父母：“上山下乡可以解决一些人口的吃饭问题。”

“64年的”知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内部充满冲突，火药味很浓，归结起来，其实是纯粹的知青与非知青的知青的碰撞，是文化人与非文化人的碰撞，而吴氏望族知青与世俗市民知青的矛盾则代表了“64年”群体内部矛盾的主流。

66届一中知青代表了浮山农场的另一种文化，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人，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被公社党委书记赞誉为“解放牌的”、有知识的（就那个时代而言）、有理想的（被共产主义洗脑的）知青群体。

我们66届26人，13男13女，1966年10月16日戴红花唱语录歌，肩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上山下乡到浮山农场。一到农场就被戏称为被配对到农场，准备扎根落户的，其实最后只成对了两双，我和我先生是其中一双，而且最后也没扎根农场，随时代风云飞回城里了。

“66年的”之后，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文革生”，读语录成长的，他们大多数有社会门路，因为浮山农场是一个知青的好去处。

2008-10-9

 

岁月留痕（2）：农场是个大粮仓

夏荷

浮山农场的确是石码地区青年上山下乡的好去处。距离石码40公里，交通方便，虽然九龙岭险要，多出事故，但九龙岭的土地庙很灵验，我们农场100多个知青（城里人），上下九龙岭，骑单车的，乘汽车的，搭手扶拖拉机的，没有一个摔伤跌死。

而且九龙岭的传说十分美好，“六鳌海上夜夜元宵，九龙岭上日日冬至”，考取功名的美好传说补偿了一代人的乌托邦梦想。

几十年后，回访农场，我在组诗《九龙岭的经历》里写道：“324国道 / 连夜从九龙岭出发 /  没钱，只能结伴徒步回城 / 我们走了四十公里 / 我们花了八个小时 / 满路的脚印 / 满路的笑声 / 满山的树叶 / 满山的花瓣 / 在九龙岭的弯道上 /  脚步飘落了 / 树叶飘落了 / 花瓣飘落了 / 在九龙岭的山坳里 / 笑声飘渺了 / 鸟声飘渺了 / 香火飘渺了”。岁月沉淀下来，九龙岭诗意盎然。

浮山农场最大的好是足以填包肚子。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全国百姓都是勒紧裤带干革命的。当时城镇粮食供应凭证购买，城里人，成人一个月供应24斤粮食，孩子好像有18斤和20斤的。买副食品要凭粮票，半两粮票是饥饿的死证。

粮食概念的感觉，那个时代与这个时代是没有通感的。那个时代，一个人一个月，除了24斤粮食、几两粮油、少许肉票，实在没什么可吃的。油水的缺席，使得肚子对粮食的依赖越来越大，怎么吃都吃不饱。而这一代，24斤粮食平均下来，一天要吃8两饭，要把时髦人吓死的，一般人也会大吃一惊的。

在浮山农场，成人劳动力，每个人的基本口粮是36斤，外在平均值7斤的工分口粮补贴，——强劳力更多，——这样每个劳动力每月有至少43斤大米的保障，而且是领现米的，记账等年底结帐，如果你挣的工分钱不够还可以挂到下一年。这种可以合情合理赊账的待遇，实在是去农场前没想到的。

当年，浮山农场不仅是程溪公社的粮仓，还是程溪公社的果园，盛产芦柑和菠萝。在那个年代，城里人并不是像小说写的那样受用水果，情调得不得了。水果其实是城里人的奢侈品，一般人家是很少享用的。在浮山农场，吃水果大餐是命运大赏赐。

公开吃，挂账买，挂账就是可以提前消费，以前忐忑不安，现在想来，不敢挂账实在太傻了。

偷着吃最有意思，几个人跑到芦柑园偷吃，老知青会给新知青传授偷吃芦柑的法宝：吃芦柑要擦嘴，还有要擦味道，老远人家就闻到了，要摘下来以后跑到远一点的地方吃，吃完要用泉水洗一洗嘴巴，不要一吃完就回来，要等一阵子，味道没了再跑回来。这是偷吃的初期，后期水平更高了，拿回宿舍公开偷吃；胆子更大了，甚者在果园公开吃。

在浮山农场真是受用了前所未有的水果大餐，猛吃。1斤菠萝1角3，芦柑2角1斤，都是挂账的，前人的经验是先挂了再说，反正还可以挂到下一年，类推循环。刚开始，我们66届不适应，胆怯：年底入不敷出怎么办？慢慢地，被教育之后，逐渐粗野起来了，自己扯破了书生的画皮。

更绝的是，在世袭农民掌权的农场，知青却控制了第一现场的实权，收菠萝卖菠萝的是知青自己，收芦柑卖芦柑的是知青自己，捕鱼（水库养的）卖鱼的是知青自己，知青自己收自己卖自己记账，然后将收入交给场部，监管是不存在的，贪污是没有的，“黑子女”经不起时代的审判。

这样世袭农民买一斤给一斤，知青则是买一斤在一斤以上，受惠者当然因感情而异。而世袭农民却舍不得受用自己栽种的水果，不是爱惜劳动果实，他们心疼“一分钱可以打死几条狗”的工分钱，世袭守望落后贫瘠的家园。

去浮山农场的好处是，它直属公社管辖，集体性比较强，感觉相对安稳。一排排整齐的宿舍在白桉树的掩映下，有点情调，感觉温馨。食堂则为知青提供三餐热菜，是意料之外的温暖。

食堂的早餐是稀饭，中晚餐都是干饭。蒸钵饭，一钵四两，女知青一般吃一钵，有吃一钵半的。男知青最少吃一钵半，还有二钵三钵四钵五钵六钵七钵八钵猛吃的，一钵一口地吃的，这不是神话故事，是纪实文学。

肚子实在太空虚了，而大米饭实在太香了。在农场，绝对没有陈粮，米厂是自己的，技术、保管、账务都是知青管理的，陈粮不会留给自己人吃。水好米好空气好，知青们能不长大吗？我们瘦巴巴地进去，胖乎乎地出来，象傻妞一样，乐呵呵的。

菜是热的，绝对绿色食品，每个月每个人场部发4元菜金，那个年代4元足够大，在石码5元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月生活。4元不够用的，有钱的自己掏钱，没钱的还可以到场部赊账，一样可以挂账，年年挂账。挂账的待遇，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我曾经在农场当了2年多的总务。我在农场食堂当总务的最大功劳是保证了“纳税人”知青的权益。你说一钵蒸饭4两大米，淘米以后用一个杯子量的，那么精确吗？量杯是前几任总务的传家宝，秘密全在量杯里，帐目与操作是有出入的，难怪老知青们常提意见，一钵饭不足4两，都哪里去了？

在我手上，粮食实际盈余了1000多斤，好像更多，忘记了，账目一清二楚。还有食堂养的猪，本属账外范畴，不需入账的，但没良心的，可能吃掉了知青的肉外肉。知青的肉外肉，我全用在改膳知青的生活上，半个月或一个月改膳一次，分块大卤肉，半只卤鸭等等，我是干干净净的食堂总务！

自然我也非故意伤害了原来的食堂总务们，他们捏造事实，说我有问题。但驻场部队领导和县城干部信任我，我主动提议开会说明。老总务问我：“你账目上盈余了那么多粮食，实际上有这么多的储存吗？”我理直气壮：“有的，米厂账目很明白。”实际上，清廉的账目集中了老总务的软肋。

之后，我不干了，到猪场去，与猪们相处与无言辞的世界。

不过，当食堂总务有很多有趣的回忆，比如可以公开滥用职权，不少知青去跟我开过后门,讨熟猪油加酱油拌饭吃,以解决油水的问题，有讨我就给，我算是积累了一些功德。世袭农民之不在其中的，他们有家的温暖。

2008-10-9

                                                                   

 

岁月留痕（3）：我们是中国文革第一批知青

夏荷

说浮山农场是知青的好去处，其实是事后的经验。当初我们去浮山农场上山下乡，心理背景是非常复杂的，但寻找粮仓填饱肚子是被排除在动机之外的。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中 央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1968年12月，中 央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我们龙海一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约70多人，则在19966年10月16日和10月27日，分别被组织到本县程溪公社下庄大队知青点（1964年已经有一批龙海一中学生到那里插队落户）、浮山农场知青点（1964年已有石码一批青年下乡到那里）、浮山大队（新开辟的知青点）上山下乡。

就长历史看，我们“66”第一批知青，不是第一批，但从文革短历史看，我们则是第一批，全龙海第一批，全福建第一批，乃至全国第一批！我们得歌颂那个时代龙海的相关机构、相关人员，非他们创造不出这种全国第一的奇迹来,比第一号人物还有远见。

为什么会有这“文革第一知青”的出现，这是历史的课题，我没兴趣研究探讨，但我以为原因很单纯，是当时龙海极左环境造成的，文革的龙海曾被戏称为“摇红旗，扛大旗”的龙海。一位老三届一中校友曾经这样戏说龙海市花：“牵牛花最合适。”我笑了，“牵牛花太脆弱了，很快就会被吹破的。”

作为“文革第一知青”，我们内心却是五味杂陈。除了个别同学（三位）是由政治热情和年少轻狂所驱使，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其他同学都是学校内定名单组织上山下乡的。

我一直说是“文革第一批”让我们免除遥远的苦难，其实在当时，我们被内定为“文革第一批”是“唯成份论”的第一牺牲品。

我们这些同学，家庭背景被大多有问题，或有牵连：出身地主、资本家、工商业者、伪职员等“黑”家庭，或者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如有海外关系、有右派、现行反革命牵连的等等，还有一些被居委会、红卫兵想象出来的“黑记录”。

总之，就小环境而言，我们这“66”并不是光荣的第一批，但我们的确是着戴红花，享受红旗、锣鼓、鞭炮的政治待遇的“第一批”。

其实，作为“解放牌”群体的一员，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接受红色教育，无论出身真相如何，社会关联如何，我们虽然不敢说自己赤红，但在红色染缸浸染下，我们不可能不红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很效忠的。而其中来自深厚文化家庭背景的同学，耳闻目染儒家经典，“忠义效忠”“礼义廉耻”更是他们的基因，皇权意识是很浓的。

文革初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热情高涨，热血沸腾，写文章批判毒草，声讨牛鬼蛇神，我们并不落伍。可是当红卫兵组织大肆兴起的时候，我们却被拒之红色队伍之外，更有甚者，成为同学的批判的对象，什么“兔崽子”、什么“资产阶级下孝子贤孙”……云云。

不过十六七岁的孩子，“红”也好，“黑”也罢，其实没有一个明了自己不过风云下一颗极细微的沙粒，制造不了飞沙走石的大气候。

在我们班，我是一个典型的特例，唯一一个被狂风卷起又抛下的“黑子女”。一天，我照旧早早地到学校，——这是我初中三年养成的习惯，我习惯早早地，一个人将教室内外打扫一下，然后站在走廊上，看凤凰木的花叶和枝干，朗诵我喜欢的诗篇。——进教室一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黄的、绿的、蓝的、白的、黑的，教室突然眩晕起来。当时的场景，我在《组诗：远去的年代》第十一首《大字报之二：主题班会》里这样叙述：

冰雹像    镀汞的词语    突然坠落    

从天空    高高地

黑绿的    灰黄的    暗蓝的

灰白色的    送魂幡    托起

歧义的陷阱    西北风吹不动

"窗帘"    教室    一起眩晕    

挡住了阳光    黑板突然    狰狞地

大喊    "打倒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瘟疫

迅速蔓延    亲密的同桌   也

不再温柔    逻辑语言    没有反抗

这还得了，我成了“阶级敌人”！我绝望了，彻底绝望：没戏了，别梦想上大学，象牙塔是一定要被摧毁的。

前天，映红看了我的博文，在短信里写道：“许多年过去了，我们这辈人的生活充满艰辛。依稀记得当年龙海一中你才华横溢的印记，若不是上山下乡，你也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星。看到42年再相聚的相片，感慨良多！”

可是今天的孩子很疑惑：“你当年怎么没考上高中？”天哪，我可是我们年段攻考清华、北大的第一号种子！

赶快逃离，越远越好，这是我个人的心理。其他人，因为第一次被政治人灾惊吓，也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心理期盼。

第一次出远门，当时的路，当时的车，当时的九龙岭，离家好远，好远。出发时，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哭，奔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一线，多么光荣和自豪啊，我甚至感觉有了与“红五类”抗衡的资格：看谁最革命！

毕竟是从激情岁月过来的，我们这“文革第一批”哪一位没有革命热情？“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激情的歌声至今余音缭绕。当年第一批上山下乡，我们的主动因是明亮的、高昂的，灰色种子不过主旋律外一个小插曲。

虽然有人晕车，有人随着石码远去而开始想家，想爸爸妈妈，但一路上，我们还是欢歌笑语，毛主席语录歌引领我们上康大道。

上九龙岭的时候，我们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下九龙岭进入浮山农场，我蒙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回头看看九龙岭，见不到顶峰，石码已经被峻岭阻挡在40公里的视线外，我真想哭，但没哭，不敢哭，开始仇恨那些大字报。

幸亏有丰盛的欢迎晚宴，我生平第一个大餐，情绪暂时退出浪头。但第一天晚上,我真的哭了，我躲在蚊帐里偷偷啜泣，很伤心，很揪心。天哪,何时才能出九龙岭!临行前，父亲关于浮山许氏家族香火旺盛的美丽故事和赴京赶考贫士对仗九龙岭的美丽传说，夭折在黑夜里，黑色的梦中。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偷哭,反正没谁敢公开哭的,毛主席号召的,谁哭谁就是反毛主席，谁敢啊！

那个年代，不是想哭就哭的，笑是标准的造型。

2008-10-10

 

岁月留痕（4）：噩梦醒来开工第一月

夏荷

我们那一代，集体意志无比强盛，个性力量无比微弱，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心理很强，十分崇拜集体荣誉感。离开集体就像种子离开土地一样，命运可以想象，这是今日“新新人”无法理解的。

我的诗歌《“50后”》唠叨出了这种过度依赖集体意识和力量，而缺乏独自站立、独立思考的“50后”那一代：

一直在欺骗自己：百灵鸟的歌喉最美妙。（我轻信了语文老师的描述。）

一直在欺骗自己：喜鹊的嘴巴最干净。（我轻信了老人的教诲。）

一直在欺骗自己：鸽子总是和平的象征。（我轻信了《圣经》的传说。）

一直在欺骗自己：麻雀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轻信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一直在欺骗自己：画眉最美丽。（我轻信了自己的想象。）

一直在欺骗自己：丹顶鹤最长寿。（我轻信了《抱朴子》的记载。）

一直在欺骗自己：朱雀在前面引领我进幸福门。（我轻信了某诗人的幻想。）

我们那一代“50后”，被集体抛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而我们这“文革第一批”过早被学校集体抛弃，在穷乡僻壤，即将沙盘推演散沙的悲剧，说多痛苦就有多痛苦。虽然我们这第一批还有学校老师亲自带领，带我们去浮山农场的是六班班主任吴老师。

对集体的渴望是“66人”的集体取向，噩梦醒来开工第一日，我们庆幸没被革命集体开除。我们像新入伍的士兵，要在新兵连集中训练一样，农场第一个月，我们都是集体劳动，集体学习。

第一天清晨5：30分起床，6：00出早工，去摘绿豆荚。晨风、白露、绿豆园，赏心悦目，充满诗意。摘绿豆是细活、绣活，我生怕掉下一个豆荚，对不起贫下中农，一个小时好像没摘多少。说是一个小时，但诗意飞逝，很快就吃早餐了，之后是集体学习。

那年代流行中学生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好像从初二年开始，我们学校每年夏收，都要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在农村住半个月，在烈日下参加劳动，听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和贫下中农建立革命感情，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典意境。

因为身体虚弱，我很怕那种生活，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听老贫农报告，上气不接下气，腰酸背痛，来不及躺下休息，就要去听报告，很难忍。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时挂在嘴边，怎么苦都不敢言语。那个年代，言辞属于公众，内心则是个人隐私，表里不一不是一个人的品质。

没想到下乡出工第一天，却享受到如此美妙的田园景色，如此轻快的田园劳作。我开始怀疑四哥临行前安慰的：“俗话说‘比当剃头的还衰’，但没说‘比当农民还衰’啊！”四哥的意思是，当农民至少比当理发师强，但还是倒数第二。四哥自慰的语气里流淌着不尽的酸楚，难为四哥了。

那年代，因为家庭底气不足，我非常害怕开会，不想听到那些关乎个人命运的红色词语，但又不得不听，还得按照要求做会议记录。但农场第一场会，却让我第一次享受到开会的轻松和快乐。

组织学习的领导是农场欧书记和许场长。第一印象，欧书记和蔼可亲，通情达理，没一个敏感词语伤害到我们，如“出身”啊，如“黑”与“红”啊，等等，似乎文革的台风还没刮到九龙岭下。许场长是复员军人，一派军人的口气，强硬，有点盛气凌人。

第一印象不久就被老场员颠覆了，欧书记和许场长的印象被他们颠倒过来。岁月留痕，过滤之后，42年前的第一印象还是蛮准确的。

带领我们集体学习的，还有已经退出前台的老叶书记。叶书记话语简明而中肯，很有逻辑性，很和善，很忠厚，很开明的一个老贫农，且一点世袭农民的腐味都没有，可惜早逝。不过后来我还是有幸被分配到他的小队里，得到他和队长的赏识，每次小队开会，老叶书记发言，队长都叫我笔记，每次队长看完笔记，都要夸奖我一番：“太完整了，一个字也没掉。”

几天的轻松和愉快过去了，我们像部队得到军令一样，开赴战场。激情年代，热血青年都争当英雄，常抱怨没逢上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的时代，当不了英雄。此下可好，英雄的机遇来了，个个摩拳擦掌，都想好好表现，取个英名回场。

程溪公社，一个行政区划被山脉劈成二个地理界面。324国道在木棉亭打开一条支路，向西北方向直入公社所在地程溪墟，那一片有下叶、顶叶、白云、东马、塔潭、粗坑、禾山、叶伦、下庄等大队。

国道在木棉亭继续向南，翻越过九龙岭，岭下就是浮山农场，农场岔口，向西蜿蜒有浮山大队、人家大队、上坪大队。

国道在农场岔口继续往南，1公里处是农场分场铁灶，2公里处左侧是国营林场清泉林场，右侧是东头大队，如今名扬四海的324国道红灯区，洋楼一幢幢，都是小姐们帮助东头村民建起来的，听说村民存折大多在7位数以上。

国道继续前行，1公里左右，在龙海与漳浦的交界处马口又打开一条岔道，向西蛇形，进入官园、洋奎、南坑、东楼等大队。

我们的第一战场在官园，之后我从教生涯的重要起点。奔赴前线之前，战火已在那里燃烧了。1966年10月之前，去官园的方向没有车道，我们的战役就是为后人开路。

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准童工，都在17周岁上下，饥饿的年代，身体发育尚未健全，第三天就参加那样惨烈的战役，竹林也落泪，溪流，青山，老樟树一起见证。

第一次握锄头，掘地三尺，娇嫩的手心起泡，破裂；再起泡、再破裂；肉茧是没那么容易来保护你的。那个痛啊，那个腰酸背疼啊，无法用语言描述，第二天还得继续挥锄，为后人开辟血色大道。

第一次住帐篷，如今看来很浪漫的野外帐篷，树枝、芦苇搭建，床铺也一样，那时候的秋天，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为了防潮和保温，床铺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帐篷很矮，人是钻进去的。棚内，阴暗而诡秘；棚外，“古道秋风瘦马”，好凄凉啊！

第一次吃大锅饭，与农民一起吃，不懂抢吃大锅饭的技巧，不少伙伴常常没吃饱。吃的什么，记不住了，反正肚子饿，什么都好吃。

据说，奔赴官园工地原计划不是我们，那些老场员，尤其是“64人”把我们推出去了，他们经验过那种劳苦和艰辛。

逃避是不可能的，除非生一场大病，——小病不能下火线。上天保佑，我生病了，全身起鸡皮疙瘩，昼夜瘙痒，坚持了几天，疹子越生越多，直锁脖颈，于是领导批准我下火线。

回石码看病，一到家就嚎啕大哭，父亲很心疼，母亲却很冷漠。她是永定大山走出来的山里人啊，崇山峻岭，持刀劈路，赤脚挑担，风雨青山，在她眼里，我们的苦难不算什么苦难。

到华侨医院检查，不知道是什么病，后来到厦门第一医院，医生说先看看心脏有没有问题。当时很幼稚，一心想离开那个鬼世界，心里嘀咕：“如果心脏有问题，我就可以不回农场了吧！”

最后结果是血丝虫病，蚊子叮咬的结果，下乡前我可没这个病。医生说：“吃一个星期药就好了。”“一个星期”，我双腿一软，差点晕倒，七天还得回工地去！

去农场下乡有利有弊，有人管着，我们是很爱人管的一代，很需要人管的一代，但想溜回家，难！不过，还是利大于弊的，插队村里，像没娘的孩子，容易受世袭农民欺负。跟农民挣工分和口粮，是很残酷的阅历。换个角度想一想，土地，世袭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年挥汗下来，上缴国库粮仓之后，剩余的都不足饱腹自己，突然来了一群抢粮吃的，不打你才怪呢。

后来怎么熬过来的，都忘记了，噩梦醒来开工第一月结束了。第一战役将“66人”的豪情壮志打得落花流水，少年轻狂的“警告老场员”之言辞成为老场员挖苦的软骨。

2008-10-10

 

岁月留痕（5）：第一担稻谷137斤

夏荷

血丝虫潜入血管的同时，为我开了一条逃逸苦难的道路，总算轻松躲过官园工地，渡过第一轮劫难。

秋收到了，丝虫死了，我的守护神不见了，面临的却是快速加码的劳动节奏。

1966年，11月的农场，开始下霜。第一次收割稻子，记忆犹新，约摸8点出工，跟在队长和老场员的后面，亦步亦趋。

山区的缘故，霜化得迟，到田间，有的霜已化，有的霜正在消融，手脚冻得通红，队长抓了把稻草，点着后让我们先烘一烘手，暖一暖四肢。

此时，我们“66人”已经被分散在各个小队，队长基本上是世袭农民。我在二队，队长是陈贵茂，好人老叶书记也在我们这个小队。

陈队长是一个很厚道、很沉稳、很幽默的人，与叶书记一样没有迂腐气，技术娴熟而精到，还是个能欣赏人的伯乐。如果给他机会，我敢断言，陈贵茂绝对是一个有出息的城里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可惜他没那个命，出世在深山老林下。

在学校时，下乡收割过稻子，已经不需要老农手把手传授技能了，且以前的经验在夏季水田里，劳作起来，泥水飞溅，碍手碍脚，城里的女孩子怕脏，感觉很不舒服。

第一场秋收进行曲，在旱田里进行，农作者的弧线在黄澄澄的稻浪中，一伏一起，刚开始还能感觉到秋天浪漫的诗情画意，聆听到镰刀“唰唰”的秋日和声。

毕竟与学校下乡劳动不同，那时候是学生，没有具体任务，只考虑过程，不考虑结果，借喘气伸伸懒腰，不会刺激他人的眼睛。而当知青，劳作已经不是临时的参与，而是长期谋生的手段，且工分是以小组总工作量计算分配的，你不想快，或想快快不了，长期以往，别人不说你，但拒绝你，你自己也会很揪心的。

柔软的筋骨经受不了持续的拉伸，半工下来，整个骨架都快散掉了，肚子饿得慌，一个担子却摆在你脚下，谁也逃脱不了。

我的第一担稻谷137斤！怎么挑起来，记不得了，反正第一次下蹲，将扁担放在肩膀上，怎么使力也顶不起来，一次又一次，腰肢无力承担，最后是队长协助托起担子才勉强挑起来的。

更难的还在后头，从稻田到谷场，最少也有几百米，这一路上，你是不能将担子放下的，老场员挑着重担，飞一般地走了，谁来帮助你扶起担子？

摇摇晃晃地，第一次在窄窄的田埂上挑稻谷，随时都可能跌倒，但跌倒是不允许的，那是贫下中农的血汗所得，我负责不起。

记不得怎样走的，反正最后我是放下了担子，坐在田埂上哭了。137斤，我还不满17岁呢！幸好队长返回来了，帮助我将稻谷挑到谷场。

陈贵茂，一直是我很敬重的农民，可是离开农场15年后，回访农场，想好好向队长表示谢意的时候，贵茂居然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一样，麻木如冬季的晒田，缄默无言，好像什么都忘记了，好像从来没帮助过我似的，这令想感恩的我加倍痛苦。

城里的孩子，手不提肩不挑的，重体力的确不行。但不少知青，尤其女孩子，手脚麻利，干起技术活来，却会跑在老农民的前头。在浮山农场,我和漪涟、中敏三姐妹是有名的插秧割稻子能手，灵敏度胜过世袭农民。

因为工分是以小组劳动总量计算的,收割稻子的时候,那些老农最喜欢找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收割得越快,他们的肩膀有力，打的稻子打得越多，小组的总工分就越多，但老农分给女知青的工分却可以少,无形中他们从中扣了我们一把。而队长有调配劳力的特权,经常把一些能手知青安排在自己的组里。对此，“64人”会公开计较，“66人”至多在知己中嘀咕一下。但我很乐意队长的安排，因为陈队长是个真好人，他会帮助我挑稻子，却不会吮吸我的血脂。

大多数女知青最害怕的是那担子稻谷,收工时,饥肠骨碌,浑身无力，还要挑130斤以上的担子回到晒谷场,哭是肯定的。如果跟老农在一组,一般你只好一哭到底了，如果跟知青在一个组，那些男知青先将担子挑到谷埕后,大多会返回来帮助女知青挑的，当然有良心的老农，也会帮助弱者。

那时，如果是固定工酬，我们“66人”女知青，一天7个工分，一个工分7角钱，一天下来挣4角7毛钱。固定工、固定工酬，适合女知青和体弱者，但岗位有限，需要资历铺垫，除非你很出众，说实话，农场那批老领导，还是很器重人才的。非固定工酬，即计量工分，对强劳力有利，对世袭农民有利，多劳多酬，天道酬勤，在我们农场很早就实现了，所以农场的懒人很少，成就了不少能人。

现实主义日益取代浪漫主义，慢慢地，“66人”开始唠叨起工分来了，细数工日，向记分员讨漏记的工分。钻营固定岗位，附耳嘀咕嫉妒，等等不良现象逐渐滋生蔓延。

在农场，我是不计较谋生琐事的，四哥每月从湖南寄给我15元，那个时候，15元足够2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而且还很滋润。

肉体的痛苦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不了也可以找人帮助，可灵魂上的痛苦，唯有自己去承受，程度因人而异。

读《中华活页文选》、读三大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享受音响、每天收听配乐散文配乐小说过来的我，灵的折磨一天比一天加重，何时能再挑灯夜读？我天天梦想，天天梦破。

劳苦之后，最幻想的自然是出山去，但何时云消雾散，越来越不见软风吹拂。出工、下工，吃饭、睡觉，机械重复每一天。太阳没有一天是新的，只有黑夜才属于自己，可以啜泣，可以做梦。

农场的活儿很多，女知青得到照顾的机会也比较多。秋收时节，体弱的女知青可以被照顾去晒谷子。晒谷子通常是用来照顾家庭妇女的，她们可以带孩子出工，肩上背一个，地上扔几个，中间还可以到自己菜地摘菜回家，洗刷裹瓢，闷一锅干饭，再回来劳动，工分照旧算一天，能参与其中的知青还是少数，要看那个队长的心是像鲜肉一样富有弹性。

晒谷子相对下田轻松，但一样要挑谷子的，早上出仓，傍晚入仓，不过距离很短，而且那些家庭妇女大多心疼城里的娇女孩，会让她们少挑一些，担子较轻。

我当然晒过谷子，反正我身体毛病特别多，加上我跟叶书记和陈队长很有缘儿。我一直在二队，直到出二队去当食堂总务，都没在几个队间转来转去，有的人跑了这队，换了那队，都不受欢迎，缘分很重要。

那天去南靖看土楼，特意拍了张扬谷子的风柜和破竹筐，同行人问：“拍那个干嘛？”我说：“有味道，我跟那个有感情。”

如今的年轻人，若摇琦风柜来，可能觉得很好玩，真正用过它的，知道它一点也不好玩。晒谷子，最好玩的是耙稻谷，一把竹耙子在手，或快或慢，全在你自己。农场的家庭妇女，大多很能干，而且很开朗，一边跑着耙谷子，一边大声说笑，有时候，泼辣的连房事都会唠出来，叫没经验的女知青脸红得没地方藏。扬谷子是轻活，但一身谷尘，我皮肤敏感，瘙痒难忍，所以也就晒过几回。

晒谷子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最轻松的时候。耙完几回稻谷，有家的妇女们摘菜烧饭去了，留你在谷埕上看守，孤零零的。我是性情中人，一个人坐在谷埕边，看着黄澄澄的稻谷，一点诗意也没有，心里闹得慌：何时才能走出九龙岭？

下乡的第一个秋天，风没有横扫落叶，抽丝剥茧，慢慢地抽，往死里抽，从你娇嫩的肠骨里抽出血丝，纺成纱，搓成绳，最后将小马驹紧紧拴住，陪伴枯藤老树做枯木逢春的美梦。

2008-10-11

 

岁月留痕（6）：冬天的钟摆

夏荷

   扎完稻草，垛完草堆，很快就进入冬闲。其实农场没有农闲时节，除了雨天，365天每天都有活儿，冬天，只不过劳动强度降低了，肢体节奏放慢了，有时候慢得你怎么想都想不到。

大部分田地进入休眠期，农民叫做晒田，少部分用来种冬麦。开始不懂，以为都拿来种麦子，收成更多，而农民说，曝晒过的田，来年比较肥，秧苗长得壮，收成更高。原来，田也跟人一样，需要睡眠，沐浴阳光，吸收光能，进行能量转换，蓄势待发迎接春耕的到来。

种冬麦是技术活，整麦畦，撒麦种，施肥料，节奏慢下来了。撒麦种是老农干的，疏密我们把握不了。看老农民撒麦种，是一种享受，想撒到哪儿就撒到哪儿，很匀称，很如意。我们的活儿主要是整麦畦，经过官园工地的洗礼，大多数“66人”已经会使用土地这把大笔了，况且茧儿悄无声息地爬上手面，作为你的守护神。

但手面活儿，技巧不一样，书写结果还是不一样的，有的顺畅、笔直，有点卡壳、歪扭，但岁月塑造人，大地还是哺育出了不少知青好把式。

种冬麦最粗重、最难忍的是施肥，挑着粪桶去茅斯舀大粪，那个味道绝对刺激你的五官，通过你的鼻子侵犯气管、肺部，叫你呼吸器官衰竭一阵子；通过你的口腔、食管抵达胃部，叫你大吐特吐一阵子。反正眼球里的蛹蛆夜里还会爬上你的床，你舌面上的味蕾梦里会被蛹蛆咀痛，鼻子里残存的气味会叫你在恶梦中喘不过气来。

但你绝对不能捂着鼻子舀大粪的，农场的老场员其实很和善，至多笑一笑，领导也不会用政治词汇批评你，但“贫下中农”“阶级感情”八个大字从学校带过来，时刻在脑海里打转，容不得你亵渎半点阶级友爱的感情。

比挑稻子更摇晃，稻谷担子沉，重心稳，而粪桶重心高，一条绳子提着人体的渣滓废物，摇摇晃晃的。第一次挑大粪，鼻孔紧锁，难得换气。害怕摔倒，沾一身粪便，屏气吞声却更容易摔倒。短短的路，仿佛走了好几天。那个年代，化肥是宝贝，农民也不喜欢用，但稻田被大粪和草灰养得松松的、肥肥的。

种完冬麦干什么？一般乡村，种种自家的菜，养养自家的猪啊、鸡啊、鸭啊等等，好像就可以准备过年了。农闲时，上年纪的在樟树下抽烟卷唠嗑，能吹的吹吹先祖的辉煌，不能吹的听着别人的辉煌摇头叹息；壮年男劳力聚在一起，东扯西掰一些男女密事，以消释激素的郁积；家庭妇女有空就走门串户的，婆婆拿媳妇搬弄是非，媳妇拿婆婆说事；大姑娘等待媒人来说情，不像城里来的女孩子，有那么多幻想的幸福和幻想破灭的痛苦。这就是乡村的农闲日子，无梦人自得悠闲。

但从大山下来的农场世袭农民，好像没这么俗气，难道他们是大山仙人的后代？我听说，农场的那些被知青戏称为“世袭农民”的，听说有些人成份也不低，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农场不一样，有365天干不完的活儿。去芦柑园剪芦柑，不是“66人”可做的，“64人”垄断了柑园的技术。那芦柑剪怎样握、芦柑蒂子要留多长、多大是要出口的一级柑、多大是二级柑、怎样摆放运送……柑园的活儿叫他们说得神乎其乎，高深莫测，比读书还难。而大多数世袭农民和“66人”信他们的邪，不敢轻言去芦柑园摆弄技术。

但芦柑园还是要开放我们一角的，“64人”的技术需要苦力来的铺垫。在芦柑园，我们真正理解了小学就熟稔的一些词语，如“除草”，如“松土”，如“修剪”啊，如“园艺师”啊，干起来，倒有点童话般的体验。

适度的体力劳动，干得好其实也是一种享受。陈队长很欣赏我的手面活，老是当着我的面儿，对叶书记说：“你看，这手面活儿不用人教，自己干得很漂亮。”

叶书记偶尔回话，“她不适合干粗重活儿，但很聪明、很灵巧。”陈队长与叶书记达成默契之后，经常安排我去干一些轻松的手面活。

出了芦柑园，我们还干什么？割茅草，破田岸，收木薯，去外面收购木薯，去木薯厂洗木薯粉……远足是儿时最幸福的活动，可是当你可以日日光临青山的时候，游山玩水的快感不复存在了。

但上山割茅草不是幸福的重活。刚下乡，皮肤嫩得很，满山是荆棘，划伤流血是常事，如果跟一些有点那个意思的男性“64人”一起割茅草，他借擦你手上的血，抚摸一下你的皮肤，叫你心跳突然加速，然后突然窒息，甚至借茅草的隐喻跟你说下一下身器官，女孩子的不安全感马上从毛孔中凸显出来。

你必须很小心，千万别叫他帮助你。茅草担子很轻，枪担（一种特殊的扁担，两头都是铁矛枪头）往一头插起，举起来，再插另一头，最后放在肩膀上，担子虽然轻如鸿毛，但第一次也不是那么好使的。

轻飘飘的，茅草担子的重心飘在头上，还真感觉轻得有问题。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你想喊他帮助一下，但还是忍住了。那个年代，贞洁至高无上，一个高耸的贞洁牌就横跨在场部去分场铁灶的324国道上。回过头来看当年的“64”大哥，其实都很规矩，没有一个强 奸女孩子圣洁的意愿，他们只不过一时躁得慌，不慎暴露一下而已。

农场的老场员已经习惯了出工一天，得一天的工分，全劳力一天挣个7角钱。没事儿的时候，队长会想事儿让大家做。

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起初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会跑去问队长，队长笑而不答，问“64人”，有的说：“你们很傻。”更多人说：“今天还没过好，就想明天怎样劳苦。”

第二天，到了田间才知道真相。一到田里，老场员就抓些稻草扎，大家围坐在下来，干什么？开会吗？背诵语录吗？不是的，农民才不会那么傻，跟白面书生玩无聊的政治游戏。大家坐下来聊天说笑话！农场就是农场，即使世袭农民，也有一定的修养，聊天说笑话，都是一些健康、幽默的言辞，倒是那些家庭妇女，更敢撒泼，更会泼话。

聊着，聊着，再过10分钟就可以下工了，队长挥挥手：“把那条田岸破了，回家。”破田岸就是砍断田岸上的杂草。在山区，“田岸”跟“田埂”不是一个概念，“田岸”是高的、宽的、硬的，“田埂”是低的、窄的、软的。

人多活儿少，七手八脚，几分钟下来，下工了。一天的工分到手了，“64人”很开心，扛着锄头，唱着“打靶归来”，奔赴食堂一钵一钵地吃，香喷喷的蒸钵饭。

……

冬季的节奏悠闲得不得了，季风像在拉棉花糖，慢慢地来，一点一点拉，叫你舒适得以为抵达世外桃源了。

刚想好好享受一番悠然自得的田园情调，冬季的时钟突然加速，北风刺骨，“嗍”地一声，冬天的钟摆挂在了湿漉漉的春季上，春耕到了，又是一番风雨时。

2008-10-11

   

岁月留痕（7）：第一位挚友女知青

夏荷

大约在两个季节之交界，好像秋冬之交，中敏的爸爸“畏罪自杀”了，在江东制砖厂一口井里。

“人是不可貌相的”，中敏经常这样说。中敏是二班的同学，隔壁班，我却不认识她，好像是我的缘故，语气说人缘不佳，不如说智商高而离群孤独，从小学起我被误判是骄傲的凤凰。

“上山下乡第一天，在车上，你跟我打招呼，要看我的毛主席纪念章，我就很讨厌你，心想我肯定跟你合不来的，没想到我们竟成了这么好的朋友。”

全农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中敏会和我成为最好的朋友。刘知青当面对我说：“一个太老实，一个太不老实，这两个人怎么会绑在一起呢？”我以牙还牙：“太老实的人需要不老实的人来保护！”其实，我哪里是“太不老实”的人，人们的眼球深入不到我的内心罢了。

我和中敏在一个宿舍，中敏爸爸“畏罪自杀”的那阵子，她每天神情恍惚，好像守着什么秘密。一天，我进宿舍时，看见中敏一个人在哭泣，我问她什么事情，她没言语，只是啜泣不停，但不敢出声。

有人要进来了。听到脚步声，我跟中敏说：“走，我们出去散散步。”就这样，她跟着一个可能让她讨厌一辈子的人出去了，很晚，很晚，我们才回来，从此，成为好朋友。

在那个年代，父亲“畏罪自杀”那还了得，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了她背了个“大黑锅”？那时候，家庭背景“有问题”但未被公开的，都想法设法隐瞒不让人知道，担心曝光以后人们投来异样的阳光，父亲“畏罪自杀”，不敢哭泣、不能哭泣是正常事。

中敏一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的，“如果要自杀，他早在文革初期就自杀了。”我没办法安慰她，只说：“别哭了，别让人发现，要装得若无其事，像平时一样。”

之后，进进出出，我都拉着中敏一起走，有时陪中敏回家，去江东机砖厂她家玩，后来，中敏一家人都把我当成了自己人。那个时代，谁敢出入出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黑家庭”。

中敏爸爸是山东泰安人，从国民党队伍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军医。因为战乱，中敏爸爸和老家人失去了联系，都以为亲人死了，后来爸爸续弦了一位国民党部队里的护士。解放后，中敏爸爸找到了在山东的大老婆，大老婆和小老婆以及所有的孩子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几十年。孩子都管叫大老婆“娘”，叫小老婆“妈”，中敏爸爸“自杀”后，娘和妈携手撑起这个别样的家，难能可贵。

一切都是缘分，我跟中敏一家前世有约，我妈妈说：“咦，那个中敏爸爸就是小时候看你病的军医，你小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街头拐弯的地方开诊所。”

因为跟中敏太过亲密，某知青追她不成，一家人都怀恨我，其实中敏压根儿都没告诉我，她是个外表看上去很柔弱，内心却很有原则的女孩子，否则她成不了我的好朋友。好朋友不只是互补，更多的是相通。

中敏是个老实人，也是苦命的女孩，为人很谨慎，人生却不顺利，似乎是过于谨慎、过于执着的缘故。2006年中敏因脑瘤手术，不幸成了半植物人，我去看了她，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天的误判》：

半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去漳浦。中敏的丈夫突然打电话到家里，说“中敏出事了”，说“让我去商量事情”。因为8年没来往了，接电话的女儿都不知道中敏是曾经带过她们姐妹俩的知青阿姨。

我从漳浦回电话过去，才知道中敏已于7个半月前，因为脑瘤在厦门做了手术，现在转回角美。而中敏的丈夫在与我的通话中，故作神秘，不讲清楚具体情况。我疑问重重，中龙弟弟怎么没告诉我？中敏的兄弟姐妹真的如电话所说的置之不理吗？中敏现在神志清楚吗？她为什么到现在才要找我商量事情呢？莫非她要交代后事？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知青时的执友，但愿无大事！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执照中敏的外甥，得知中敏已经不会言语了，像半个植物人。拿到中龙的电话号码，我立即与中龙通话。我知道得太晚了。

很久很久没搭这种破车了，一路颠簸，一路呕吐。

我先到中龙处，了解到真实情况。天地不公啊！一个大老实人，怎么就搭上一个大迂腐的丈夫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呢？难怪中龙啊！

我先自己一个人去卫生院。中敏的五官已经变形了，除了那个嘴唇，我完全认不出她了。还好，她神志尚清楚。

不出30秒，她就认出我。她的手很有温暖，一直握着我不放，我与她说话，她偶尔点头，偶尔流泪，就是不让我走。我告诉她，我来时晕车了，想去吃点东西，她听到了，松开手。

中午在中龙家吃饭。中敏妈妈89岁，眼睛原来就不好使，因高度青光眼而做过手术，但没失明。耳朵还聪着，头脑很清楚，依旧那口贵州普通话，很开朗，很幽默。她第一句话是：“10年没见你了。”说到中敏，她摇摇头，“这中敏没出息。话都憋在肚子里。”我告诉她，中敏的手很有热度，很有力气，紧紧握住我。她高兴地说：“手脚会动，就会好的。”

中敏爸爸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医，娘是山东老家的妇女，妈是她爸爸手下的护士。因为战乱，娘一直在老家，解放后他们才聚到一起。娘生了大姐，妈生了她和4个儿子，而妈一直在工作，所有的孩子都是娘带大的，兄弟姐妹与娘的感情超过妈。

我结婚得早，我的2个孩子都是知青们帮助带大的，特别是老大。当初在养猪场，我烧饲料，中敏和宁波喂猪，我劳动的时候，她们俩休息，一直帮助我照管孩子。

午饭后，我离开中龙家。妈交代说，“你还来看我啊！”“我会的。你爱吃什么，我带给你。”“我爱吃大肥肉，你带吗？”说着她自己笑了，“你来就好，别带什么，带了我就不爱了。”很风趣的妈妈。

我把中龙带到中敏的病床前，显然中敏生气了，“哼！”了一声，好象要骂弟弟，但无法表达。

我告诉她，我去看妈妈了，她拉着我的手连哭了4次。此时我只有欺骗的着数，我一直安慰她：“你是个大老实人，天会保佑你的。”我还向她解释了一些她不知道的缘故，我告诉她：“中龙实在太忙了，他让汉水去找个保姆帮忙，他要出一半钱。”她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点点头。

后来，谈到中敏对中龙的态度，中龙说我问心无愧，不必向她解释什么，典型的山东性格。我说：“我们不是要澄清什么，而是要让中敏平静地走。”

一个多好的人啊，怎么就落到这个结局。她是个老实人，但她这个老实人当得有点冤枉，她内心一直有一个原则存在，不是湖里糊涂的做老实人，这个原则折磨了她，否则她不会生脑瘤的。天的误判！

看到中敏痛苦的样子，我真的希望她神志不清，希望她湖里糊涂地走。

我在农场的挚友很少，除了中敏，我的挚友还有漪涟和宁波。漪涟同是客家人，外表上为人很随和，做事很严谨，但骨子里原则很僵硬，不容易撼动；宁波是我小学的同学，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的，我是孩子王，调皮捣蛋，经常捣林老师的鬼。

回城后，我们各奔西东，中敏在角美，宁波在漳州，漪涟在仓板农场。她们的故事也充满悲情，尤其漪涟。

2008-10-10

 

    岁月留痕（8）：“三点一线”插秧直

                    夏荷

     67年春节，回家过年我不敢上大街，害怕看见同学，他们还在如火如荼之中，而我们地地道道成了被扫出城的垃圾，周围人的眼光似乎都飘着讥笑的乌云。

      家庭被红卫兵打得落花流水，抄家之后，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哥哥姐姐们，在外边的在外边，不敢回家的不敢回家，被关押起来的被关押起来，家里只剩父母、小妹和三嫂。

      爸爸胆小怕事，窝在后面的平房里，老泪纵横，提心吊胆，日夜担忧地下更多的黄金和白银再带来更大的冲击，他是不会主动交出血汗钱的，除非需要以命抵偿的时候，什么事都推给妈妈。

      妈妈倒是天不怕地不怕似的，上学习班交代等罪过的事，全由她出面支撑。三嫂贫下中农出生，不懂政治却会以贫下中农出身保护自己，欺压父母，借以勒索家里的钱财。小妹才12岁，上完小学六年级，不谙世事，书页就被政治风云刮走了。

      那年春节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年夜饭不会太差的，有我母亲在，膳食上我们很少穷过，但必须关起门来吃鱼肉。我父亲满腹经纶，母亲则是文化外的人。

      我需要的不是塞进口里的美食，而是心灵的宝贝。整天恍恍惚惚，百无聊赖，想上街看看形势如何，但不敢上街；想读书，家里好书都被抄走了，找到一些裹东西的《光明日报》，借旧报纸的微光照耀黑暗的骑楼。

父亲坚持说我的命好，越来越好，但要到老了才看得见。我却自认命就是这般不幸，干脆早点回场，省得天天见不得人的。

春耕到了，开始想学点农经了，书生气浸泡在水里，才发现书本知识一点用处也没有。二十四节气只知道清明要扫墓，立夏和立冬要进补，冬至要吃冬至圆，什么“三月寒死播田夫”、“插秧过立夏,插无(不)插也罢”等农谚，一无所知，而被我们以为没文化的“64人”，对农事农谚却如数家珍，于是我开始对“64人”刮目相看。

育秧在哪里进行，谁去做的，我们都不知道，神秘得很，那是神圣的使命，高端技术是个别经验丰富的老农干的；拉犁耙田也非高级技师不能操作，但已有“64人”在耙田的队伍里了，意气风发。

那些高级农活是男人的事业，育秧女人更是大忌。育秧田是精选的，不能被女人踩过，不能沾了女人的晦气，否则秧苗都出不来的，连最泼辣的妇女都信这个邪。当知青已经很悲哀了，当女知青更悲哀。既然一心想扎根农村了，心志高还是当个像样的农民的，但农村天地没那么广阔……

总之，春耕农活有哪些，程序怎样，我们是盲点，到了我们这个环节就是插秧和踩草。弯腰，插秧，踩草，春风下，春雨里，看油油的秧苗翘起公鸡样的尾巴，摇曳着春天的梦想，双手插腰跳踢踏舞（踩草），何等浪漫！但那是吃饱没事干的诗人空想出来的乌托邦，到了一心要依靠“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哲理生存时，诗意不过他人的笑柄，还是现实一些的好。

第一次插秧，歪歪扭扭的，怎么插都是青蛇一条条，看“64人”个个飞龙走马，不需要直尺，却能在水田里画出笔直的几何图形，羡慕得不得了。请教老农他们会说但说不出所以然，请教“64人”他们说得出半个所以然，但关子先不跟你打开，好像先吊一下你的胃口，他们才当得了大哥大姐似的。

毕竟是心灵手巧的女孩，而且学校的那点墨水还是有点用处的。“漪涟，你看这秧怎么插才直？”“好像眼睛不能对着前一丛秧苗。”

漪涟的话提示了我，“对，不能看前一丛秧苗，应该看再前面的那丛秧苗。”“是的，是的，看前面第二丛，这样‘三点成一线’才会直。”漪涟靠近我，做了一个附耳的动作，做了一个数学作业的姿态，很神秘、很美妙。  

没想到吧，学校那点破几何居然被我们用上了，“三点一线”插秧直！我们把秘诀小声传递给中敏，中敏传给宁波，我们都成了插秧能手，又快又直，最后我们成了要好的四姐妹。别说我们小心眼，准备谋生农场一辈子了，有些诀窍还是要私自保留的。

漪涟也是我们年段的高材生，只是“涉黑”重，父亲好像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没分配在我们“三二制”班级。文革前中学初高中结构是“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们一中在我们上一个年段，开始实验“三二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实验没成功。我们这66届的“三二制”实验班很成功，初一是两个班，到初三整合成一个班。这是山上下乡话题之外的插叙，孔乙己的情结。

老农民和“64人”送来了称许的目光，“66人”送来了羡慕的目光，我又骄傲起来了，“当农民不过如此！”

我四哥说：“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工人要像工人，当农民要像农民，当老师要像老师，当科学家要像科学家。”其实，当什么很重要，当科学家才是哥哥永远的心结。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四哥喜欢说反语调侃自己。

农民是不好当的，知青农民更不好当。知青体力基因先天不足，或已经退化，才半天下来，就让你叫苦连天，一辈子看你怎么走？这方面，漪涟是我们的骄傲，怎样折腾都没问题，不愧客家人的女孩子，精明、灵巧、能干，且吃大苦耐大劳。

春天是水的季节，那年头环境未必破坏，春天是春天，春雨连绵，日子天天发霉。穿着厚重的棕蓑下田，很像世袭的农民。沉淀下来，棕蓑已成为弹性十足的诗歌意象，但在那年代，沉重的不只是那件棕蓑。

开始跟“64人”接触了，常听那个大哥讲《不死草》的故事，那年代只有在农场才有这种非主流的故事会。听着，听着，内心的枯草复活了，还是找些书来读吧，先是找了学校的旧课本来复习，然后从“64人”吴大姐那里拿一些编织书、裁剪书来看，大户人家的孩子，文化底蕴在农场首屈一指。

我和中敏、宁波一直住在一个宿舍，漪涟开始也住在一起，后来被调整到分场去了。分场在一个叫“铁灶”的地方，当年农场知青的“小香港”，可见当年，农场的空气多么畅快。

我和中敏、宁波，都出自较富裕人家，讲究吃的，穿的。我们开始经营主餐之外的盛宴了。我买了一个煤油炉，这在当时是一种高档厨具，先是煮面条，慢慢的发展到煎饼，单饼、重饼，包水饺，面疙瘩，跟中敏学的，她家是山东人。我们越做越香，香气溢出窗外，连农场的领导都来参观，当然他们也想解馋一下，我们也乐意请客；种食堂菜的老农知道了，偷偷摸摸摘一些韭菜、青葱、青蒜过来，和我们一起共进夜宵。

幸好田间之外的空间还广阔，否则下乡第一年，一年真的等于二十年，——大跃进最铿锵的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

2008-10-12

 

岁月留痕（9）：诗歌是美好的，记实是残忍的

夏荷

岁月留痕，我在组诗《九龙岭的经历》这样抒情远去的岁月：

那年秋收时节

没有厄尔尼诺现象

九龙岭的早晨

有一层厚厚的冰霜

赤着脚我们去收割稻子

冻得红彤彤的

先烧一些稻草

火堆旁边，我们搓手

跺脚，乐呵呵的

像金灿灿的稻子

我们是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

我们割稻子的动作比贫下中农利索

几个女知青弯着柔软的腰

像蚱蜢跳跃在前面

转过脸，在田头

像田埂上黄灿灿的野菊花

诗歌是美好的，记实是残忍的。知青生活，只能远观，不能近看，更不能深入其境。怀念是美好的，美好却掩饰了真实的痛苦。今日回忆知青生活，更多的是祭奠青春，只不过时间筛子的魔术作用，祭奠青春成为美丽的忧伤：

清晨，我爱到桉树林去，听三种声音：

画眉声，笛子声，提琴声

我喜欢聆听画眉清亮的短句

从一棵桉树延长到另一棵桉树上

在树林里不停地环绕

我喜欢听一个男知青吹笛子

高亢的声音从一座山翻过一坐山

好像要飞到东海边的一个小镇

我喜欢侧耳倾听一个女知青的提琴声

像蓝色的海洋

三种声音感染了桉树林的芬芳

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

一个女知青在桉树林里散步

向桉树林三鞠躬

一鞠躬：三种声音的回旋

二鞠躬：土地的眷念 

三鞠躬：青春的祭奠

当下的参照，野菜身份不断升级，越土的东西越干净，越纯净。偶尔有农友送来自家产的蔬菜、瓜果、大米、番薯、芋头、鸡鸭等纯绿色食品，高兴得不得了，安全感油然而生。

是啊，现在还有什么可吃的？苏丹红咸蛋、瘦肉精猪肉、激素催生的鸡鸭、化肥农药浸渍的蔬菜、防腐剂保鲜的水果、非原汁原味的反季节果蔬、三聚氰胺牛奶以及三聚氰胺饲养的鱼虾……毒食品叫人防不胜防，哪天命丧贪吃的嘴，不敢想，也无法想。

于是，不免怀念农场的知青岁月，高丽菜、空心菜、绿竹笋、芦柑菠萝、食堂自己养的猪……还有那农家肥和清澈的灌溉水，我们亲手生产的哪一样不安全？

但这不过参照的光明一面，黑暗的一面呢？绿竹笋煮水，水煮绿竹笋；开水拌空心菜，空心菜拌开水；锅焖高丽菜，高丽菜焖锅……如今油水过剩，需要纤维素来冲击油脂，而当年油水比今天的高级洗面乳金贵，过量摄入纤维素，青春的胃留在青山，献给竹林。

一样的菜一个菜季吃到底，叫你越吃越饿得慌。而那永远不变的老品种，越吃越恶心，特别是高丽菜，到了仲春三月，那种变味让你老远就闻到，别说咽不下去，在宿舍闻到从食堂冲出来的三月高丽菜味道，就直想吐，还没到食堂门口，娇嫩一些的就呕吐了，而一餐就一样菜，看你吃不吃！

回忆总是美好的。那天，观光南靖书洋，在土楼里买了一顶竹编的斗笠，感觉冰凉，似乎触摸到竹林的风。可是，当年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竹叶斗笠怎么也抵挡不住七月烈日。

最可怕的农事是夏收双抢。农场的水田浮游着一层铁锈物质，水蛭密密麻麻，好象我的肉特别甜似的，刚下田，水蛭就簇拥潜过来，死死咬住脚和腿，绞成一团，非常可怕。

我是敏感体质，水蛭咬过之后，皮肤就发脓，密密麻麻的脓包，气温又高，脓包第二天就破裂，糜烂，但你还得下田。

这水蛭好像是前世的冤家，脓包越烂越臭，它越找你讨债不停。且不是那种狠狠咬一口就跑掉的家伙，你在水田里有多长时间它就缠你多长时间，软软的，黑黑的，胡搅蛮缠，看上去非常可怕，指甲怎么抠都抠不掉它。

那幽灵手捏起来，绝对叫你体温骤降好几度。我是不敢捏的，总是请“64人”大哥大姐帮助用指甲抠掉。他们抠水蛭的时候，我仰头看天，生怕眼尾巴不小心扫黑幽灵一眼。

水蛭被抠掉后，你便鲜血直流，不停地流。“64人”喜欢跟书生“66人”开玩笑，你越拍他们越吓你：“水蛭吃你多少血，你就还要留多少血。”

我不相信，吴氏大姐说：“水蛭有一种抗凝剂，它把你的鲜血吸出去的同时，把抗凝剂打了进去，所以会一直流血，直到抗凝剂用完。”太可怕了！还真是这样，后来才知道水蛭入中药的药理。

我认定，这水蛭一定是冤亲债主，否则为什么有的人它不纠缠，有的人纠缠了也不怕。而你越怕越哭，“66人”越拿你开心：“谁叫你的血那么甜啊？”

土办法还是有的，取些烟丝放在伤口上，但那刺激啊，就是在伤口上撒把盐，知青岁月，命运似乎只能以痛苦治疗痛苦。

农场的水田泥土烂得不行，处处有泥潭，一不小心就半身陷进去。老农和“64人”们熟悉农场水田环境，哪一块田哪一处有泥潭，他们都很清楚，但我们是第一次，好心的“64人”刚提醒你小心的时候，你的下半身已经被鬼怪的软绳子吊下去了。

如今，知青回忆录遍及网络，有的伤痛，有的庆幸，于是便有了冲突：你这是煽情！心理沉淀和年老怀想双重作用的结果。时间的筛子，乐观者筛起来，筛掉痛苦看见美好；悲观者筛起来，筛掉美好留下痛苦。

指尖在键盘上，当神经末梢触及到年轮的代码时，悲喜交加，悲者更甚。但我喜欢抒情，因为心中有梦，有梦总比没梦好，因为梦我才走进美好的黄昏。

黄昏的舞步（外一首）

夏荷

1、 清晨的休止符

清风甩开黑夜的纠缠，提携露珠登上皇冠的宝座

这晨曦下的休止符

提醒我，不要仓促一天的计划

梦中，我们已经消耗掉满腔的气息

我们需要歇一口气

定神看一看，看看阳光，看看绿地

哪一处最适合演奏悲壮而铿锵的进行曲

朋友，切记这早餐的营养

这清晨的露珠

为迎接苦难的洗礼，为完成起伏跌宕的乐章

我们做一次完美的深呼吸

我们沉住气

2、 黄昏的舞步

斜风笼罩无边的欲望，树影将桉树林裹得更紧了

水清澈着从山头到山脚一直流进心坎

你吹萨克斯，我拉小提琴

我们演奏一个相当缓慢的拍子

在3/4 内, 完成心与心同时闭合的主张

我们面对面，从容不羞涩

像这紫云英铺开紫色的碎花舞步

影子与影子互相取暖

为我们拉开一个安谧的距离

黄昏舞曲得以弥漫开来

直到帷幕落下，紫云英眯缝着眼睛

默认这场撩人魂魄的演出

2008-10-12

 

岁月留痕（10）：安魂曲

夏荷

我欣赏王小波“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然，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的冷静。

上山下乡是大坏事，但套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上山下乡的确这样：“两千万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觉好些，有人感觉坏些。”（王小波）

1969年老三届大举上山下乡之后，踌躇满志的“红五类”自然觉得不好，尤其那些头儿，“黑五类”因一时逃避恶劣生存环境可以暂时感到好，尤其我们这“中国文革第一知青”们，至少我偶尔有过释放的轻松感，好与坏的感觉因地、因时、因人而差别。

九龙岭是天然的大屏障，它挡住了梦的翅膀，也在相当程度上挡住了红色狂飙的冲击。下乡第一年，如果还呆在石码，我的日子肯定比在农场残酷。

我二哥是龙海市文革“第一号特务”，由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县政府红头文件确认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第一号特务”。文学想象是艺术的冲动，非故意所能，而政治想象却是精心蓄谋的。

二哥1951年参军，转业前在青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雷达学校任一级教员，师从前苏联雷达专家，是很受器重的、重点培养的、很有前途的军队知识分子，可惜于1963年因肝病严重而转业。

我大哥在交通部，联系好了，让二哥去天津造船厂，当年全国盛名的造船厂，但身体的缘故，二哥一心想回龙海，最后落脚龙海工商银行。1964年参加“四清运动”犯下了清查领导的嫌疑罪。

专业热情所驱动，二哥喜欢摆弄什么晶体管等无线电零件，自己组装收音机和音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联想的支点，“第一号特务”很快就炮制出来了。按照荒谬的逻辑判断，今天，虚拟世界里的网民特务队伍，足以打垮全世界。

现实版《红灯记》的角色真难扮演。1966年冬天，二哥曾经溜到北京去告状，口戴口罩，身裹着海军棉大衣，我在家门口探风，摇手叫他出来，他才出门沿水路从厦门坐火车去北京。也不知道北京的大哥怎么说的，二哥回来后充满希望：“告，大哥说告到国务院都告。”谁能知道那疯狂的年头，连国家主席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文革的发展，谁都不理解，服从的道理只有一个“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大哥还能怎样？二哥命运没办法改，被关在单位斗争的时候曾经“畏罪自杀”，差点儿没丧命。

二哥还是不死心，天天写材料要上告，他走不了，就叫我扮演“李铁梅”。1967年的一天，我第一次出远门，只身坐火车去福州，一身红卫兵装束，绿色挎包里装着二哥一份冤情文字，二哥要我去福州找大姐，大姐在省教育厅，曾经跟随当年省委书记叶飞的妻子教育厅的王厅长几年，风光无限。

当时，我未满18周岁，封闭的年代，这是一个不大的年龄，一个人出行很危险。火车上，两个执勤的解放军在我的车厢里进进出出，眼睛老盯着我，我以为被发现了秘密，很害怕，哆嗦着。

后来两个解放军索性坐下来，一个说：“好像啊！”另一个说：“是很像。”“我更加恐惧了，紧紧拽住军色挎包，难道他们要抓我？后来，那个当官的说话了：

“你去哪里啊？”

我咬住舌头说话：“去福州。”

“干什么去？”

我稍稍放松声带：“去我姐姐那里。”

“你是哪里来的？”

“石码。”我提醒自己，“放松，放松，再放松。”

“除了石码，你还在哪里呆过？”像审讯敌人一样，气氛很紧张。

“在浮山农场。”其实都是心理作用的结果，解放军的语气和表情都很正常，还带点面熟感和亲切感。

两个解放军笑起来了：“我说嘛，怎么这么面熟？原来是九龙岭那个爱唱歌的女孩。”

当官的说：“好好照顾女孩子，别出事了。”那个军官是浮山农场驻军的盖军医，我们去过解放军驻地，他们喜欢听我唱歌，“军民鱼水一家情”，那个年代走来的人深有体会。

一块石头掉下来了，我顺利到达福州。转车的时候，盖军医又把我交给下一班执勤的解放军：“好好照顾，别丢了。”

总算安全到大姐家了，大姐却好像大难临头的样子，比我还紧张，附耳责怪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姐夫）正在被审查呢？”大姐迅速将二哥的文稿收藏在厨房里一个木炭竹篓了，第二天一早就让我回家了，后来大姐说，我走后没几天，他们就把我带去的东西烧了。

我家兄弟姐妹多，11个，后面的孩子与前面的岁数相差很大，我大姐好像大我18岁。我1950年出生，大姐1951年相应号召参军去了。1960年，“瓜菜代”的时候，大姐回过一次家，是送孩子回老家养的，那时我还小，对大姐印象很模糊。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方式，姐妹重逢省城，我大了，感觉大姐是适合当“李奶奶”一类的人物。

在这种个人际遇的背景下，浮山农场自然是我的临时安魂地。

跟全国一样，农场也闹过革命，不过是小打小闹，敷衍一下而已。农场初期，我们也参加过农场组织的批斗中统特务吴某、批斗某当权派的大会，但好像只一二次就收场了。

但“66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学校是靠边站的，在农场反成红卫兵的主力军，第一场批斗会，喊口号，唱语录歌，似乎弥补了革命心理的缺憾。时代疯狂，不狂也疯狂，有“66人”不慎冒出了“警告老场员”之类的文革训斥语调，青春堕落者后，被“64人”当作靶子来射击。

听说，一些“64人”曾返城小闹过一回，他们试图借政治的热度温暖个人的命运，但很快就冷却了，他们已经适应了农场的生活，需要大米填饱肚子。

浮山农场是社办农场，跟国营农场不一样，也跟一般大队不一样，命运掌控在公社一级领导的手里，我推测，农场文革的面貌，可能是公社党委书记害怕触及自己的灵魂操弄的结果。农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蜻蜓点水，批斗的和被批斗的，没一个深陷泥潭，高耸的九龙岭将政治台风挡在山岭的另一侧。

这是远离政治疯狂不可多得的一块圣地，难以想象的“反革命”言行可以公开进行。当年“早请示，晚汇报”，农忙夏收时节，筋骨痛，肚子饿，想睡觉，早上5：30就要早请示，以确保夏收时间；晚上8:00晚汇报，政治人物不心疼小百姓的筋骨之痛，五花八门地折磨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老百姓。

“64人”中，一个三代赤贫的社会青年，实在受不了夏收筋骨痛和文革运动痛的双重压迫，晚汇报回宿舍后，燃着的烟蒂往林彪画像鼻子上一撮，1个窟窿，铁证如山，他被判刑8年。当年这样的英雄好汉有几何？这是文革农场最勇敢、最悲壮的一出折子戏，壮哉，我的64老大哥！

有了经验教训之后，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反革命人物”，被“64人”保护下来了。“红太阳”和“向日葵”是最躁动的意象対举，“朵朵葵花向太阳”，无限忠诚，无限忠于，那个时代社会的临时共识。很会讲故事的那个“64人”大哥诙谐地说：“都高喊‘永远不落的红太阳’，阴雨天呢？”结果被老邮递员揭发了。

但“64人”联合作证，没有这回事，是老邮递员陷害！一群“64人”围着那个操外省腔调的老邮递员，脸上横七竖八的肌肉线咄咄逼人：“你说，你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几点几分几秒，什么人在场？”拳头逼得老邮递员败下阵来。

跟我们“66人”比起来，“64人”更坦率，更真诚，更勇敢。“反正要扛锄头一辈子的，管他什么革命不革命的！”我总算看见了一个真实的“64人”，好样的，我们的知青好大哥好大姐！

文革初期，学校组织批判香花毒草，所谓的香花毒草都是今天的宝贝。《草原夜色》之声消弭了，一律是激昂亢奋的毛主席语录歌。大学生唱，中学生唱，小学生也唱；学生唱，工人唱，农民也唱；男人唱，女人唱，老太婆也唱。

极度紧张的社会旋律下，在农场却随时可以听到“河里青蛙，你从哪里来？……”异国情调在泉水边回荡着；桉树林里飘荡着《夜来香》《美酒加咖啡》的“靡靡之音”；更大胆的，情侣拥抱在果园里，哼着“宝贝，我的宝贝……”，靡靡之音陪伴农场知青人走过坚硬的岁月。

九龙岭真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那些被“66人”鄙视的“64人”里，好多人居然很会唱歌，声情并茂的，还有会吹笛子、会拉小提琴的，有的人一肚子故事，什么《不死草》据说是香港来的版本，《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更不在话下，但他们更欣赏《不死草》《聊斋志异》之类的鬼魂故事，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岁月里，我们有幸梦醒狐仙的腋窝下。

岁月的沉淀，《不死草》和《聊斋志异》成了我诗歌创作的一个源头，几十年后，我在组诗《舞夜百花园》里写了一首诗歌《夜来香：我在狐香怀里不醒人事》：

鬼使神差

我将自己分离成两半

一半死在床上

一半活着随狐仙出门

这夜半来客

将我的一半撕得粉碎

然后以狐狸的部件重新组合我

然后将鬼魂附着与我

从此我不再惧怕那些鬼蜮伎俩

用一束夜来香

将那些鬼怪捆绑起来，勒死

当夜来香从《聊斋志异》里飘溢出来

我在狐香怀里不醒人事

组诗里，另一首《芦花：我都不与革命故事发生任何联想》灵感一样涌自九龙岭圣地的清泉：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

我都不与革命故事发生任何联想

我以我摇曳的放荡

扫荡那些高亢的颂歌

当风平浪静，我慢慢梳理我优雅的形态

当风起云涌，我在摇摆中稳定情绪

有人寄托我豪迈的情怀

有人将我污名化

我喜欢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孩子

她爱我风中独特的丰姿

拿我做独影的背景

我更喜欢那些无暇的小女孩

爱抽取我成熟的羽毛

制作成小扫把将门槛清扫干净

然后将我彻底粉碎

我被她们爱过了，我爱她们

一年半过去了，我有幸逃到安魂圣地，听软绵绵的安魂曲做美梦。梦破之后加倍痛苦，但黄昏时刻，可以继续聆听，从桉树林、从土墙里、从渠水边飘飞来的安魂曲，照旧可以好梦一夜。

2008-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