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21）：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
夏荷
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我们恋爱了，像一声春雷，惊世骇俗！农场一片哗然，公社哗然一片，石码一片哗然。
家庭正方力量微不足道，反方势力排山倒海，特别我那革命的大姐，更是声嘶力竭：“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大特务’了，你还找这么一个大特务的儿子！”
大姐的声嘶力竭不过她政治心理虚脱的一种表现，她的确害怕“特务”这个词语，这个足以叫她敏感到窒息的政治词语。
1951年，大姐在抗美援朝历史浪潮的感召下，参军去了。很聪明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只念到初二年，再也没机会上大学了。
从部队转业后，她被分配到省某厅工作，凭借一口伶牙俐齿与对无知愚昧，紧随厅长（省委书记夫人），风光了一时。只可惜，后来她成为一个像小说《人到中年》中塑造的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式的人物，一生“左”到极处，直到病逝前，她还对政治滔滔不绝，却不知道那些陈词滥调有多恶心，让后辈笑话。
大姐一生最大的败笔是拿“特务”一词作政治赌注，差点儿魂丧政治牢狱。大姐参军之后不久，也不知道部队开展了什么“攻心”活动，也不知道大姐是怎样走火入魔的，她居然捏造出一个特务组织出来，并且向组织交代她参加了这个特务组织，以表达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
我是在1980年才知道大姐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的，之前我只是依稀感觉到，大姐好像有一段很难堪的历史档案。
龙海一中原校长陈豪知老师，我公公的老朋友对我说：“你大姐那个事件，最后是我以公职做担保，才了结的。”原来，大姐向组织“交心”之后，组织并没有接纳她的忠诚，而是将她当作漏网的特务来追查的。部队到石码调查了整整三年，大姐交代的那个所谓特务组织子虚乌有，连特务名单也是捏造出来的。
最后一次，部队来调查的人问陈校长：“组织上很难办，她自己交代的，但查无实证，不能下结论。”当时，调查人员问陈校长：“你怎样看待这个事件的？”陈校长说：“我认为是她一时狂热导致的结果。”大姐的确是那个疯狂时代狂热人物的典型代表。
调查人员问陈校长：“怎么结案？”陈校长说：“我可以作证的。”部队来的人反问陈校长：“你凭什么作证？”陈校长说：“我以我的公职作证，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特务组织，我愿意被开除公职。”陈校长十分坚定。时值刚解放不久，一个公职，不仅仅是一个人谋生所依，更是光荣的象征。
大姐终于从政治谎言的陷坑里脱险了，她自己挖的陷阱，她自己掉进去，校长将她救出来。也不知道大姐知不知道陈校长是她的大恩人，反正她从来没有向谁道谢过。
陈校长与我公公是挚友，而且之间还真有一段“特务”的姻缘。陈校长的大舅子解放前是党的地下党员，负责石码一代的地下党工作，我公公是在陈校长的介绍下，于解放前夕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的。
大姐说我公婆是“大特务”，历史上的确有此记录，但那是1945年以前的历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现代史翻开新的一页，我公婆也进入另一个新的时代，他们的档案尘封在福州军区的秘密档案里。我在我的散文《他以毕生的力气释放历史》里，这样描述我公公这个传奇特务的临终状态：
他，传奇人物，大半生在夹缝中生存，他戏称自己是夹心饼干里的馅儿。
他，守口如瓶，任何人都无法从他大脑深处取出尘封的密码，即使他的至亲至爱。
他，生命边缘，进入幻觉状态，密码逐渐浮出井口。
他，不停叫喊，我们将他的言辞散点连缀起来：
“四川”，“重庆”，“贵州”，“打排球”，“赢了”，“没用”，“没奖金”……
“来来来”，“请客了”，“别客气”，“李科长”，“李副科长”，“很便宜”……
“把去四川的孩子接回来”……
“桂花，快来救救我吧！”“桂花！”“桂花！”……
从那些地名、人名，从他冲天的声音，从他绝望的感伤，我们感受到一部历史的存在，一部特务史，一部政治史，但细节只能被想象，密码永远不可破译。
几十年没爆炸的炸弹，从密封的井底，一个接一个爆炸起来，能量冲破井盖，冲破房屋，冲破云霄。
夹心饼干上面一层解放不了他，下面一层也解放不了他，他自己也解放不了自己，惟有时间可以松绑。
身边的人无法休息，无法睡眠，他让人烦躁，让人讨厌，但谁能知晓他以毕生的力气在释放历史，释放历史强加给他的郁积。
可恶的历史密码，回到你的密室去吧，不要骚扰他，让他平平静静地走吧，让他快乐地寻找他的桂花，他的一半，另一个曾经拥有历史密码的女人。
天宽恕他吧，地宽恕他吧，人宽恕他吧！
历史有罪，他无罪。
桂花是我婆婆的一个别名。当年，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婆婆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与自己心爱的人私奔，在漳州报了一个什么“海外华侨培训班”的，想去海外找哥哥，却不幸双双掉进军统特务的罗网，成为军统特务里的一双分子。
在军统里，公公是体育教官，婆婆是邮检员，相对来说，婆婆的职务更接近特务的真实，但公公接近军统上层人物多一些，因为很多大特务也是体育爱好者，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仅此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离开军统队伍，回石码老家生活。再后来，我公公成了“逃亡的大特务”，再后来我公公的真实身份在香港暴露，又回到大陆，由组织安排到偏远的山区当体育教师，保护起来。
文革中，我公公因为组织的保护，在建瓯未受冲击，但婆婆在石码代替公公成了红卫兵批斗的重中之重。最后，我婆婆冤死文革的摧残，我在组诗《远去的年代》其一《飘落的桂花——在文革中冤死的“女特务”》，写的就是我的婆婆：
米黄色的小星星 在爪哇岛孕育 迷人的异域风情
东方隧道 热辣辣地 火舌神秘的游曳
混血出 醉人的眼睛 命运的山洞 深不可测地
吐出一缕 黑色的幽香 漂泊在
女特务的档案中 雅加达--中国
息烽--重庆 重庆--厦门 厦门--香港
历史颠簸着 谋生欲望 也 燃烧抗日热情
档案里 秘密地记录着“清楚” 现实中
却抹不去 永远的耻辱 潮
一浪高过一浪 卷起莫须有 “飞机头”
小星星 剃成“太极图” 神秘地
桂花飘落 一路传奇 一路迷人
连家是名门望族，三代人载入县志历史，我公公是我大哥非常崇敬的老师。1974年，我大哥从北京回来，想解决二哥的“特务问题”，为了弥补家人过激的失敬，我大哥特意去拜访了我那“大特务”公公，而我们家唯一支持我婚姻的是爱我一生的父亲。
“我们家里已经有一个‘大特务’了，你还找这么一个大特务的儿子！”我大姐算是说对了，我一直是这么想的，般配的就是最好的。一个“大特务”的妹妹与一个大特务的儿子，不是最般配吗？
其实，我和大姐的冲突是两种文化符号的冲突，她是强硬的马列符号，我是柔婉的情感符号，她拒绝抒情，我拒绝口号。
无论家人和社会的议论如何，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并不是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糊里糊涂就恋爱了，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给嫁了，我是一个很清醒的女知青，否则我早就飞黄腾达了。
当年，作为一个闻名全公社的女知青，一种潜在的危险步步逼近我，我很需要保护。谁能保护我呢？能保护我的人首先必须能接纳二哥是“龙海第一大特务”这个恐怖的事实，其次他必须具有那个时代的人所没有的阳刚之气和侠气胆量，即敢于正面抵挡黑白颠倒的社会。
他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尤其这最后一个条件，我亲历了，他为我的漪涟知青姐妹开了一张到农场领取口粮的战斗组织证明书。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才敢那样干，他的侠气令我十分崇敬。
没进入我内心的人，可能以为我还会有更般配的选择，但别人认为般配的我不会觉得般配，因为二哥“龙海第一大特务”，没完没了的电话，没完没了的“探监”，我内心的防火墙已经摧毁，经不起一根火柴的燃烧，我的内心很脆弱，很自卑。般配不是别人来说的，而是我个人的真实感受。
其实，我并非没后悔过，但后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结婚后，一些知青招工或当工农兵学员去了，招工不会刺激我的，与其回石码在风雨飘摇的骑楼下，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安卧在九龙岭这个大脊背上，安静、平静、沉静地度过一生。
唯一能刺激我的是，一些知青当工农兵学员去了，尤其是女知青。事实难料，谁能预见“红与黑”对峙的演员，会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剧场里，上演一出诙谐的荒诞剧？
我们农场一个女知青，居然以“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迈进中专的校门。当时，这件事情的确大大刺激了我一下，那条日思夜想的大学神经，困扰了我一段时间。
“可教育好的子女”是个偏正概念，正位“子女”，是一个很清晰的政策界定，即出身必须在“黑家庭”之列，所谓的“黑子女”必须板上钉钉，有历史档案记载的；偏位 “可教育好”，是一个很模糊的政策界定，何为“可教育好”，还不是由黑箱人物来操弄。不过，历史相对公平，命运还是由“子女”的颜色来决定的。
想了想，很快就通了。人家可是板上钉钉的黑子女啊，她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官员，解放初期逃亡未遂，最后暴病死于狱中。而我的出身算什么？要批斗你，要关押你，要你挂牌游街示众的时候，你就是从皮肤黑到骨头的人，连鼻涕都是黑的。可是当你真想翻身过来，想当以一回“可教育好的子女”，想打一张“黑出身”的证明的时候，那些批斗你的人，批斗你的时候，跟你近到鼻子可以贴着鼻子，叫你连呼吸一下都不成，而你需要他来证明你的“黑”的时候，都跑得远远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荒唐：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北岛《回答》）。
一切都是临时挂的排。我们家，所谓的“资本家”是无法认定的，连“龙海第一大特务”也是十年的悬案，叫做什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反正打你是正确的，关你是正确的，而定不了案，暂时放你一马也是正确的。
一团泥拿捏在别人手里，叫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叫你是方的你就是方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退一步说，即使那个“龙海第一大特务”的案子板上钉钉了，你也还只是那个“大特务”的妹妹，也不具备出九龙岭的第一要件“子女”。
令我更心痛无言的是，历史总在跟我们家开玩笑。2008年2月，我才知道我父亲既然是共和国的无名功臣之一！有必要请大家读一下我的日记《父亲是无名功臣！》：
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将“父亲”与“功臣”结合成红色短语。父亲是谁？属于红，属于黑？在我的经验里，父亲先是“工商业者”，后是“资本家”；先是“商人”，后是“手工业者”。
那时候，我还很小，对这些“成分”词语的概念非常模糊，全凭大人的摆布。第一组“工商业者”和“资本家”，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工商业者”大概就是准资本家的概念，但不及“资本家”黑，在无限上纲的年代，约定俗成的是尽可能被拔高，父亲最后还是落了个“资本家”的骂名。第二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家庭约定俗成的，即哥哥们为摆脱家庭政治困惑的自我解释，但不被社会认定。
自以为满腹经纶的哥哥们说，“资本家”必须具备相当的资本并且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而其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家本身不劳动，但我父亲第一没有资本，第二亲自参加劳动，而且是一年365天都起早摸黑的，——用改革开放以后的词汇来评价，就是典型的“勤劳致富”，——从马克思的理论上讲，父亲根本不够格当上资本家。
哥哥们先给父亲定位为“商人”，或许他们觉得“商人”蕴涵的“剥削”意味比较浓，而且不符合父亲的实际。父亲向人借200银圆，开了一盘酒店，属于前店后厂的那种形式，自己造酒，自己出售。
这引言有点冗长，但历史沧桑感太深了，不得不这样罗嗦。
父亲是闽西永定牛牯扑人，而牛牯扑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而牛牯扑只有一座土楼，土楼里只有12户本家，而堂叔叔陈奎裕、陈添裕更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可以说，当年如果堂叔叔没救活毛泽东，毛泽东可能有所不测，那么共产党的革命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小时候，常常听父亲炫耀老家的红色故事，神情和语气都很骄傲。可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牛牯扑人都参加共产党的革命了，为什么惟独父亲是“工商业者”，甚至“资本家”，害得一群极有前途的孩子们在红色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呢？
父亲是个大善人，很忠厚，很勤劳，可以说很难找到我父亲的缺点，但唯一的“污点”，——听我母亲说的，是他曾经在龙岩城里赌博，被国民党政府抓获，被罚款才放出来的，母亲每次数落父亲这一“污点”的时候，父亲总是一笑了之，有时还很得意的样子。可我怎么也不相信，一个被抓获过的赌徒，怎么只有一次的赌博经验？
前些天，四哥五哥二姐与我聚会一起，期间四哥揭开了父亲在龙岩城赌博被抓获的真相。据四哥说，我父亲曾经是老革命卢兆西的单线交通员，因为卢兆西早年牺牲了，单线断了，无从举证。而父亲龙岩城赌博被抓获的故事竟然是一次革命活动。据说，那个夜晚，原本有四位很重要的革命领导人要在那个地点密会，不料事先走漏消息，共产党便临时安排四个“基本群众”顶替位置，以赌博掩饰真相，我父亲便是四“基本群众”之一。
天哪，父亲居然是共和国的无名功臣，而且是极端忠诚的交通员，一个无人知晓的红色秘密，他守护了一辈子，只在晚年才悄悄告诉与四哥。
于是我上网搜索到与关键词“卢兆西”相关的唯一一条资料：少将熊奎曾经这样回忆：“１９２６年，家乡闹起了革命，我加入了农民协会。当时协会的领导卢兆西、卢其中、阮山经常召集我们开会，讲革命道理，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１９２８年２月，村子里办起了一座学校，农民协会的人便在这里教书，进行地下活动。这段时间，张鼎承在我们邻村的谢南球家里开了几次党的会议，主要研究进行农民暴动的问题。”（熊奎《红军长征亲历轶事》）熊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如果老革命卢兆西没有牺牲，熊奎是共和国少将，那么卢兆西肯定在少将之上，那么父亲也不再是“工商业者”，那么父亲的11个子女肯定有人在红色仕途上青云之上。然而机缘并不降临父亲及其子女，父亲以及他的孩子大多命运舛，这就是命运，可是我从未听到父亲半丝怨言。虽然父亲几多不幸：三反五反被关押五天五夜，1958年因龙岩城革命事件被收审七天七夜，文化大革命更是屡遭迫害，其子女也背负一辈子的黑锅，但父亲一如既往，信念如初，从未找组织申述并补充自己的红色档案，实在可敬可佩。
父亲不过共和国无数无名功臣中之一员，实在不值得我们大颂特颂，但父亲一生与牛牯扑人以及牛牯扑的红色历史息息相关，是很值得怀念和纪念的。
或许有人认为，我还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看看，在来选择婚姻。但如果等下去，我可能要等到我二哥被平反的1980年以后，这样，我必须到30岁以后才能开始恋爱，这是很残酷的，对一个真实的生命而言。
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某男性年轻人第二次谈恋爱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女朋友很冷淡，一点热度也调度不出来。他的女朋友很痛苦，他自己也很痛苦。他对朋友说：“都30岁了，我真的一点恋爱的激情也没有了。”
生命就是这样，该激情喷薄的时候就激情喷薄，该沉静休眠的时候就沉静休眠，这才符合生命的真实，才能健健康康走一回人生，才能无怨无悔。
30岁才开始恋爱，是对人性最残忍的扭曲，晚婚是很残酷的违背生命规律的一种政策。但一代知青都承受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真实实热恋过，漫步在花前月下？
而我那“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大姐，当初她真恋爱过吗？我很怀疑。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就是承办她那个“特务”案件的军官，而他在老家有一个老婆，比我大姐大得多。她是怎样投入她的怀抱的？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一段很悲情的故事呢？提供大家想象，写小说去吧。
在生命规律面前，老三届人是一个很畸形的群体。有一年，我的一位同学给另一位同学送喜糖去，收者问：“什么时候结婚？”——当时没有请帖、婚纱、酒宴之类的喜庆元素。送喜糖的人大笑起来：“是我女儿的喜糖。”
多么可笑的一个年代啊，同是老三届人，有的还没结婚，有的已经要嫁女儿了，早婚的与晚婚的都是那个荒诞时代夸张的艺术作品，所谓的赠言“晚婚模范”，不过疗伤的假药方。
我无怨无悔，我没错过那个最人生最美好的恋爱季节，我真真实实地恋爱了，轰轰烈烈地恋爱了，我歌咏我们最真实的恋爱：
九龙岭的柿子树下，留下我们依偎取暖的身影；农场的白桉树里林里，有我们挽手漫步的婀娜；石坂泉边，清澈的泉水与我们同声歌吟曼妙的时光；那块高坡上我们一起抓过野兔。
阳春三月桃花红梨花白，我们浪漫过了！
20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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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0/22 10:26: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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