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年风雨路

“联动”

当时的“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不断发生分化和改组。使得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组织的“红卫兵”变得更加派别林立。

根据不同的标准：如成立的时间和政治主张等，大概可以分为：

老红卫兵：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的推崇者。后演变成为“西纠”“东纠”和“海纠”，并联合成立了“联动”组织。这一批人是最早的红卫兵成员，也是第一批文革中的失势者。　

保守派：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红五类”的子弟，对各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比较依靠，同时，这批人也比较得到运动初期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支持。　

造反派：中后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成分复杂，主要宗旨就是“造反”，其中多数领袖人物后期进入革委会。典型如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　

极左派，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如长沙青年中学生杨曦光，以及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向何处去》。 　

特别需要具体提一下其中的所谓“联动”，这个富有极端色彩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6日，北京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等三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们，在社会上散发了一封标题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的呼吁书。其中说：

“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其后，过了19天，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当时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接受了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著名民主人士的住宅和人身安全。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参加会议的成员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力图要形成新的拳头。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经过协商，最后采用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表示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

“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全体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

“联动”，这个以中学生中老红卫兵为主的组织，从组建到覆灭的短短几个月过程里，折射出“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验证了“红卫兵”，这种所谓的群众组织，从它诞生起，就已经注定要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那是一种使用在政治和政权问题上的工具。以老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主要成员，从一开始对中央文革言听计从，到后来专门成立了“联动”组织和中央文革对着干，甚至喊出了“打倒江青”的口号，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悲剧色彩的过程。

我在复述这段历史过程时反复在强调：我们今天需要公平、公正、客观、理智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与历史人物。既要批判“文革”中种种谬误，又要理解人们在当时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性。有许多问题在今天看来是那样的荒谬与可笑，然而在当时，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早请示、晚汇报”。

那是当时每个人必须做的一种仪式，一种对领袖表述忠诚的仪式。

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口中背诵着“最高指示”，向毛主席请示一天的工作。到晚上睡觉前，还要这样再做一次，向他老人家汇报一天下来的工作。甚至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像祈祷一样背诵语录！

这种行为现在看来不是十分可笑吗？是不是很无聊、很荒唐、很无语？但是在当时，有谁敢不去这样做？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荒唐与可笑？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全民族的悲剧性！

特征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很快就远离了自己的初衷，同时也严重地干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红卫兵”这个群体，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盲目的崇拜性：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因此，“红卫兵”中无论什么派别、组织都高举着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旗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一种精神手段。

巨大的破坏性：“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行动口号就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无论是对于物质方面的破坏，还是精神和思想上的破坏性，其实都是漫无目的，甚至毫无理由的。他们的这种破坏包涵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的反叛心理，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幼稚的个人心理因素，是完全缺乏理性的情绪渲泄。当他们高喊着“破四旧，立四新”这样的彻底革命口号，去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传统理念的同时，自己却对打算建立的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新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丝毫不曾去考虑过自己的无知、盲动、愚昧、冲动，正在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　

　迷茫的空幻性：“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出来的言行，都是缺乏理性思想指导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过于情绪化、观念化、绝对化，以及虚幻化。他们把所谓阶级感情、思想道德都抽象地拔高到第一位，又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用来激励自己不断的斗志。“红卫兵”的这种幻想，其出发点可能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并不是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却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和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与服从。更为重要的一点，他们对自己勾画的未来蓝图，居然是非常迷茫的！说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基本认可上述这样一种分析的：红卫兵的这种盲目的崇拜性、巨大的破坏性、迷茫的空幻性，以及注定了这场所谓运动的悲剧结果。

那么，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我们不妨再从头看起……

对文革稍有了解的朋友一定知道，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大字报，我们不妨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同时也把相关文章引用在这里，或者，这样更加便于我们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