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微光》系列谈(十二)
初 恋 北 大 荒
1960-1962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使中国经济跌到崩溃的边缘。即便是首都北京,缺粮少菜也成了市民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正因为是大都市,这里几乎无野菜可挖,更不可能像农村那样养鸡吃蛋、养牛喝奶。房前屋后有点儿空地,都喜欢养花,却很少有人想到更应该种菜。
在隆福寺商场,原先一两元钱一斤的水果糖,已经涨到十多元,滿货柜都是,却很少有人买得起……
一车拖泥带水的淹雪里红刚进胡同,顷刻之间就被居民抢购一空……
小酒馆门前,每天下午都排成长队,人们不是为了买酒,只是为了买二两酒可以搭售一块豆腐干……
每逢月末,下月粮票提前发放,许多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厚着脸皮求人家把自己的下月粮票兑换成本月粮票,以便寅吃卯粮……
当时我们这些高中学生的月粮定量是36斤,在普通市民中是最高的。但由于没有其他的热量可以攝入,仍觉得吃不饱。这就苦了父母,他们必须从牙缝里省出口粮给孩子。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去北大荒的生存冲动。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大潮。1963年,举国上下学雷锋。当代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学习雷锋好榜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崇尚“做好事不留名”。这和时下常见的“学先进走过场”完全不一样。
或许,这就是我们要去北大荒的价值取向。
1963年国庆前夕,作为全校第一个报名去北大荒的高三男生,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北大荒遥远、寒冷、荒凉、艰苦,一年不会、两年不会,三年、五年总会有所改变。要树立信心,要看到希望!”
我特意来到北京图书馆,从地图上找到了三江平原的准确位置,查阅了“英雄战胜北大荒”的文图史料,心中产生一种朦胧的向往。
行前我想,北大荒可能没有电。当我到农场的第一天就点亮电灯时,感觉这比自己预想的好得多。
行前我想,北大荒可能吃不饱、没有菜。当被告知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高达45斤并第一次吃到实惠的饭菜时,觉得这里比正处困难时期的北京还要好。
也许因为是“第一批”,带有一定的“实验”、“示范”性质,农场上上下下都对我们这些北京青年特别关照。其中,精心安排了长达半年的“适应期”。这就是网友们已经在冷雪峰的回忆文章中所读到的“青年学习队生活”。
在青年学习队的半年里,既是我们由城到乡、由首都到边疆的适应期,更是我们这些行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糊涂团结”的萌动期。由于许多人认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觉得“北京人是一家,支边青年是兄弟”,所以很有一点哥儿们义气,很有一点“无原则”的大团结。以致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甚至是整肃。记得有位支青画了一幅济公用破扇子驱赶苍蝇的漫画,我即兴配诗中有句“不知是驱还是迎”,被认为是对场部卫生环境的影射,受到单独训诫。
为了让远在首都的家人放心,我们纷纷写信汇报在这里“吃食堂、住宿舍,周末上山采蘑菇”的真实生活。其中竟有人把“大楂了”写成了“大渣子”,引起家人的极大不安:天哪,孩子在东北怎么吃“渣子”?!采回的蘑菇、猴头吃不了,有人提出寄给革命老人陶承。因为许多人读过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看过据此改编的电影《革命家庭》,所以提议一致通过。再加上她的孙女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包裹不仅准确送达,而且收到了陶承老人的回信。
为了证明自己敢走夜路,我和同伴等大家入睡后,带上手电、指南针、绳索、闹钟和短剑,悄悄地向“三不管”地区进发。整整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原来只走出不到二里地!
为了证明自己不怕冷,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到生产队的雪地里扒苞米。支青队长略施小计,有意把似曾相好的男女支青分在一组。您想,心已经热了,还怕天儿冷吗?就这样,一场严寒考验在欢歌笑语中结束。还真有的人,借此进一步打开了情侣的闸门。农场领导似乎看得更远,他高声鼓励大家:“一般情况下,农场冬季的野外劳动也就是零下二十多度,这次你们亲身体验过了,说明北京青年是可以在北大荒站住脚的!”
为了缓解大伙的思乡情绪,我们决定搞一次文艺演出。还别说,北京青年中的文艺骨干真不少。不仅诗情激昂,歌声嘹亮,翩翩起舞,悠悠管弦,而且把京剧《打龙袍》搬上食堂的小舞台。这种青春的涌动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我们集体创作、集体演出了大型历史雕塑剧,在全场文艺汇演中大放异彩。其中,我还得了男领诵一等奖。
这中间,不少男支青的身上长了虱子,让女支青们见了头皮发麻……
这中间,有的宿舍不慎失火,情急之下半米多高的大尿桶也派上了用场……
这中间,有人在摇辘辘打水时用力过猛,竟把自己上千度的近视眼镜掉进50多米深的井里,成就了“隆冬赤身探井”的支青传奇……
这中间,大伙也尝到了“头疼面”的滋味。这是一种用发芽小麦磨的面粉,蒸出的馒头又黑又粘,吃后会觉得头疼。这引起许多北京青年的强烈不满。可是,当大家知道,在大涝之年,北大荒人把合格的小麦上交给了国家,而自己却不得不把一部分发了芽的小麦磨成面粉充当口粮时,似乎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什么是北大荒人。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亲口吃到,我们会和城里人(当然也包括北京人)一样,在大涝之年仍然吃着白馒头,却从来也不去想,那些生产粮食的人曾为此做过什么……
半年的青年学习队生活就要结束,大家将奔赴各个生产队,开始更加独立的生活,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一种难以名状的惜惜之情油然升起,迅速蔓延,每个人都依依不舍。一位擅长吹笛的北京男青年,特意拿出洞箫,在宿舍过道反复吹奏电影《怒潮》的主题歌《送别》,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诚然,这批北京青年毕竟是一个社会群体。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思想觉悟,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工作作风,不同的生活作风,甚至不同的身体条件和不同的性格爱好,都会深刻影响他们适应环境、经受考验、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只代表他(她)自己,而不可能也没必要代表这批北京青年。
随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恐怕也有类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