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总理心里时刻装着延安人民，牵挂着延安人民的生活，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直忘不了那段饭桌边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l973年6月总理回延安，我们想到他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回一趟延安很不容易，所以就准备了好酒好菜，想以此表达延安人民的心意。可是当他得知延安人民生活还困难时，好酒也不喝，大米饭、白面馒头也不吃，只简单地吃了一小碗小米饭。总理边吃边说：“延安小米真好吃，真香！”我们想劝他多吃一点，再尝几口备下的好菜，总理没有吃，对我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生活还很苦，我怎能吃得下去呢？”此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这天中午安排了两桌饭，省委领导坐一桌，总理和延安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坐一桌。在吃饭中间，总理当着地委行署负责同志的面提出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问大家“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同志和其他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行！”总理说：“好！我就要你们这句话。”这时宴会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起来，我感到总理的心和我们的心跳在了一起，大家心情都很激动，总理心情也很激动，叫着我的名字，让拿酒来。服务员给每人斟了一杯茅台酒，桌上的人含着热泪，怀着激动、沉重的心情碰了杯。碰完杯，总理又和每个同志握了手，这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人过于激动，握手时用劲大了点，发出了响声，这响声被服务员听到，误以为是击掌。事后在延安群众中广泛流传：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和总理“击了掌”（发誓的意思）。也就是说，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决心要实现总理提出的“三变、五番”的要求。此后，总理及时安排北京市和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由于“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l973年延安的14个县、130万人口，粮食总产亿斤，农民人均不到250公斤。工农业总产值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不少农民不仅发愁锅里无粮，而且也发愁无钱花。按总理的要求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话，1978年就满五年了，但粮食只增长了一成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在原来的基础上，于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均年收入在700元以上，总理为延安人民制定的目标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
总理对延安的情义，不仅体现在他亲自为延安发展规划蓝图、制定目标，调动各方力量支援延安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总理送自己的亲侄子到延安插队，投身改变延安贫穷面貌的具体事例中。总理有个侄子周秉和，1969年冬在延安枣园插队锻炼，这是总理的意思，要他在延安接受再教育，扎根延安，建设延安。由于秉和表现好，插队不到两年就被推荐参军入伍了。总理知道后很生气，认为秉和来延安插队时间不长就离开很不应该。总理通过陕西省委和兰州军区有关领导把秉和从部队调回来，到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秉和由部队回到农村后有思想情绪，给总理和邓大姐写了信，这时我正在北京，邓大姐用车将我接到他家去说：“总理和我希望你做秉和的监护人，把他管起来，加强对他的教育。”邓大姐又说：“每月我们给秉和8元零花钱。”我说：“应该给10元钱。”大姐说：“听老土的，就给10元吧！”不是他们没有钱，而是严格要求，怕乱花。由于秉和在农村劳动得好，后来入了党，当了民兵连长。
1973年6月9日，总理来延安带领外宾参观枣园旧居。总理先与外宾到达枣园，在原中央会议室旁，热情的群众围住了总理。原枣园公社领导杨成福、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总理当年老房东高同有及其女儿高秀玲被介绍给总理，总理问房东高同有：“你多大年纪？”高答：“70岁了。”总理说：“你比我还小。”高说：“主席他老人家已经80岁了，那时他常和我拉话。”总理问：“你现在住在哪里？”高说：“我还住在后沟。”总理说：“我在后沟住过，那是1945年，开政协会回来到召开七大时，在那里住过一段。你身体好吗？睡觉好不好？”高说：“我胃不好，有胃病。”总理接着又问了高同有的女儿高秀玲的一些情况。总理又问枣园大队党支部书记雷治富，枣园大队现有多少户、多少人及队里的一些基本情况，雷治富都一一做了回答。总理又问：“今年的庄稼怎么样？”雷说：“这几年老旱。”这时总理提起：“我的侄子在这里你知道吗？”雷说：“知道，叫周秉和，去年送他上大学去了。”总理说：“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去上大学？当农民不是很好吗？”雷说：“他劳动好，能吃苦，思想好，先是大队推选他参加了解放军，因为您不同意，才从部队回到延安继续插队。”总理说：“你们别因为我的关系就照顾他，他年纪还很小。”雷说：“是全大队贫下中农根据上级规定的条件推荐他上大学的。”总理开玩笑地说：“我看你是间接走后门吧？大学毕业后再来枣园大队，你们要吗？”这时大家都笑着齐声说“要”。总理接着说：“那就一言为定。”这时总理也高兴的笑了。总理后来又问：“他给你们来信吗？”雷说：“他经常给我们来信。”总理说：“不来信就是忘本。”接着又问：“你们现在还有插队青年吗？”雷答：“不多了，原来33名，现在还有4名。”总理来延安期间也对我说过，秉和在延安你关照过他，大姐给我讲过。我让他来延安插队，是让他当农民，接受教育和锻炼的，可是他去北京上大学了，是怎么去的？是不是你们说话了？我回答说：秉和在延安河庄坪公社农村插队劳动表现好，是群众推荐他去上大学的，我们没有替他说情。总理说，我是希望他在这里扎根。稍停后他接着告诉我：大学毕业还让他回到这里来，你们要不要？我说要，还说在学校学到知识，对建设延安更有好处。时间流逝，当34年后的今天又一次回想起总理回延安的往事，我仍然感慨万千。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时期，敬爱的周总理为了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为了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管理工作，身先士卒，鞠躬尽力。他身居高位不忘百姓疾苦，支援延安建设、支持侄子插队的伟大风范，长期以来已深深地、永远地铭刻在延安人民和知识青年的心中。
作者介绍：土金璋：男，陕西省淳化县人，1921年10月出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历任陕甘宁边区赤水县民教馆馆长、新正县政府科长、中共赤水县三区区委书记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共高陵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处长、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秘、西藏自治区政府外事处副处长、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主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共延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西安市副市长兼外事办主任、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任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曾多次聆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教诲。离休后，担任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西安市老年大学名誉校长等职。1991年参加影片《周恩来》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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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7/31 22:3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