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牛棚”里的故事

 

“牛棚”里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农场的两派斗争中，是“红联总”获胜了。因为我是“炮轰派”的头头，所以我被挂上了“坏头头”的牌子，被批斗了，当时大家都把被揪斗的人说成是“老黑”。并且把这些“老黑”进行了集中的监督管理，并且监督他们劳动改造。这集中管理的地方，就叫“黑班房”了。

我们分场的“黑班房”，是在旧场部的大“会议室”里。所谓旧场部，就是开始建分场时，盖的M型的大草房子。

这大草房坐北面南，东西长能有三十多米。两扇一米宽的大门，对开在大草房中间突出的门楼中。这门楼是进入大草房的廊道，这廊道的北面是一米五宽的、通往东西两则的走廊。进入廊道往东面走，靠南面有两过门，第一个门内是传达室，第二个门内，是个两间房屋的办公室，再往东是南北向的廊道，廊道的东面是一排四个门的小房间。最北头是一个三米宽的小房间，为分场的电信室，不但有通向各个生产队的电话总机，还是有线广播室。其他三间，都是六米宽的办公室，是场长、副场长和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进入廊道往西面走，靠南面也有两过门。第一个门内，是民兵值班室。第二个门内，却是两间量的“索伦乡乡政府”的办公室了。再往西，是个面东的门。进门便是一大间通室了，这便是开大会的“会议室”了。

现在，在这里，用木杆子和木板子，打了一个能睡下三十多人的大通铺而已。因为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瞎参谋”、“烂干事”和我们这些“坏头头”。统称为“牛、鬼、蛇、神”，所以又把这“黑班房”称之为“牛棚”了。

我当时的“封号”是：“大野心家、坏头头、总团政委”。

由于这些“老黑”们，有分场的场长、副场长和几乎所有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再就是“炮轰派”的几个头头了。

而他们的“封号”有：

“日本狗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XX”是五分场的场长。

“地主狗崽子——包管江”

“……”

……

因为那些场长、副场长和几乎所有的机关干部，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当年参加过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成员。与他们接触时，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讲述一些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我经常回忆着，并想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献给朋友们。

 

“牛棚”里的故事——1

地主狗崽子——包管江（上）

说起包管江这人，不但在我们分场是比较出名的人物，在总场的一些领导的心目中，也是个比较有名的人呢。其实，他就是一位分场饭馆的厨师，然而，他的经历和手艺却非同一般。之所以在领导层内，他是比较出名的人，就在于各个单位领导人到分场来办事时，都少不了要在分场饭馆吃饭了。这顿饭吃下去，据说就没有不赞口的……

我是64年3月才从总场青年学习队分配到五分场的，并且安排在与场部有二十里远的生产队了。所以，对这位包厨师并不了解。即使于65年5月调到了分场学校，也没有去饭馆吃饭的机会，因此，对包管江其人，依然是不甚了解。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自己也被批斗了，并且进入了“黑班房”，才与这“大名鼎鼎”的包管江认识。只是那时，他的“头衔”却多了几个字，为“地主狗崽子——包管江”了。

那时，还不只是在一起去被“游斗”，一起参加同样的劳动改造。后来，被“减刑”了，又分配到一起，住在了一间草房里。

既然单独地住在了一起，就有了互相说话的机会。经过他自己说，才知道，他老家在山东。他也听老人说，他父母都是给地主扛活的。他们家就他这么一个孩子，他的小名叫“狗子”。在他五岁时，他父母相继得病死了，他自己就成了孤儿。

而后，被他父母扛活的这家地主给收养了。因为这个地主家，只生育了两个女儿。而后，再也没有生育了。据说这家地主与他父亲还是同宗，是包姓的本家。他原来的名字叫“包狗剩”，主人说他这名字不好，给起的名字叫“包管江”了，而且，在名义上，他就成了这家的“大公子”。

没想到，在他都十岁了，他家老爷的小妾，又给他生了小弟弟，他这“大公子”的地位，就慢慢地变了……

据他说，这个地主家，在镇子里还有一间饭馆。以前的生意还比较红火，就是因为有一位好厨师。后来，因为那位厨师年纪也大了，而且身体也不好了，所以，生意就渐渐地差劲儿了。当时包管江已经有十二岁了。他的养父就打发他去那间饭馆，名义上当个总管，其实，权利和账目还是由原来的账房先生掌握。

这个地主就想让他，一方面在账房先生的帮助下，代为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叫那位厨师收他为学徒，也好把手艺传授给他。

包管江在“当”“大公子”时，也上过三年的私塾。虽然教书的先生认为他比较笨，他也还是会写上一些字、算上个加、减、乘、除了。可是饭馆的那位厨师却夸他脑子灵活，手脚麻利呢。就这样，那位厨师才肯教给他几手煎、炒、烹、炸的手艺。

包管江在他家乡解放前，因为堂兄是共产党员，在他的证明下，说明了包管江的真实出身为雇农。并在他的这个堂兄带领下，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他虽然没有参加过多少战斗，却是连队里最好的炊事兵。

因为他有很好的厨艺，经过不断的调动，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已经调到了师级单位的食堂工作了……

听到这儿，我就非常奇怪的问了；“现在为什么就变成了地主狗崽子了呢？”

他说；因为他的那个堂哥，早在解放战争的渡长江的战役中就牺牲了。在“反右斗争”时，经过外调，才重新给他定了个“地主家庭”出身。当时他自己并没有在意，接着就被复员了。因为老家已经没有任何的亲戚，所以，就跟随转业官到了北大荒……

不管他是吹牛，还是糊弄我，他讲了一件事，使我一直没有忘记。不仅如此，我还用这件事儿，教育着我的孩子们呢。

他说在空军司令部做饭时，有一位抗美援朝战争中，曾经击落美国特级飞行员的战斗英雄，带着未婚妻到司令部就餐了。厨房给他们上了四个菜，后来发现，他们只吃光了两个菜。那位飞行员还告诉服务员说；另两个菜，他们都没有动筷子，意思是还可以拿回去给别人吃。

那位服务员了解到；这位战争英雄，在吃饭前，就对他的朋友说：“你最喜欢吃那个菜，就随便吃。不想吃的菜，就不要动筷子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菜，如果都动筷子了，剩下菜就浪费了。我们没有动过筷子的菜，让他们拿回去，还可以给别人吃呢。厉行节约，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职责。”

……

 

 

“牛棚”里的故事——1

地主狗崽子——包管江（下）

在不同场合的被批斗大会上，就经常听到批判包管江的人揭发他，说他“封、资、修思想”严重，批判他是个非常自私人。说他不论是做什么饭菜，都不会让其他人知道他特有的绝招。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五分场饭馆炸的油条是最好吃的。但是，如果包管江出门办事了。我们用他教的办法，炸出的油条。就比不上他炸的油条，那么好看，那么好吃了。

什么原因呢？我们向包管江请教了。问他的时候，他还是告诉我们，填加的原料的配方是一矾、二碱、三盐。但是，当我们与他一起和面时候，他总是把那些原料称好，放在那里。却不会马上和面，不是干点这事儿，就是弄点那事儿的。就在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却已经把那些料投入到面里去了。后来才发现，他在我们都不注意时又动了手脚。我们也曾经偷看过，只见他，不是向面里又添加了什么，就是在那些添加的原料里又增加了什么东西。但是，他始终都不告诉大家到底改变了什么。你们说他是不是太自私了！接着就高呼起了口号：“坚决斗资批修！”，“打倒地主狗崽子——包管江！”……

还有人揭发他，说他晚上在饭馆值班时，半夜十一点多了，大家都以为他睡觉了呢。可是他却不点灯，自己包起了饺子。而后是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吃着饺子了。批判他多吃多占，批判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

……

现在，只有我们俩住在了一起。我觉得那些批斗的内容很有趣，就问起他来了。他知道我只是个北京支青，又是个教书的，不会懂什么烹调技术的，所以向我说了实话。

他说；他们那些人呀，就是不爱动脑子。虽然说，加入矾、硷、盐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每次买来的矾、硷、盐，其本身的品质也是不那么相同的。除了纯度以外，其中还都是有些杂质的，因此，炸出的油条就不一定完全标准。还因为我们自己农场生产的白面，每个批次也是不同的，这些面在蒸馒头或是烙饼时，一般的人是不会注意到它的差别。可是，作为厨师，就不能不注意这些非常微小的差别了。所以，要通过反复的实验观察，才能比较确切地运用这些填加物，使它们充分发挥出作用来。

我得到的经验，的确不想告诉他们这帮人。老人们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吗。你没看到评判会上，他们多狠呢？要是真的教会他们，还有我活头吗？！

说到黑灯包饺子，他说；那的确不假。你们都知道，可能也听说过，咱们饭馆最拿手的主食，除了早餐的果子（油条），午餐的千层油饼，就是晚餐的饺子了。

咱们的饺子，不但是薄皮儿大馅儿，而且还鲜香可口。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产队都在紧张的麦收，所以，到分场办事的人也不多。而且外来人员也比较少。这就是说，在饭馆吃饭的人也比较少了。由于那天的天气还特别炎热，所以人们都选择了吃打水面条了。因此，剩下了不少饺子馅。大热天的，怎么储藏？你可能会说；炸丸子吧？我也想过，但是，饺子馅油太大，那天还没有了馒头和豆腐什么的敷料。我就和了点面，包起了饺子。那时，咱们分场部是自己发电的，到晚上十点钟就停了。这点活儿，还用点上油灯吗？所以，也只能是黑着灯包饺子了……

他说得容易，黑着灯和面还好说，又是赶皮儿，又是包的，没有熟练的技术，怎么可能呢？

说起这包管江的厨艺，我也只是听别人说。凡是在分场饭馆就过餐的人，都说他煎、炒、烹、炸的菜肴是上品。不论是鱼、肉，或是素菜，真是色、香、味，具佳呢……

在一起居住了，我自己也亲身体会过他的精湛手艺呢。

那是69年春节时，大年初二是我的生日。为了给自己祝贺……我也到分场的商店，不但买了一些糖果和罐头，还买了几斤大苹果。

这个老包（平时我对他的称呼），知道我要过生日了，他也来了劲头。说是为了祝贺，他给我显露了一手绝活——拔丝苹果。

本来是让我打下手，叫我把苹果的皮削掉，而后再砌成月牙瓣儿……我还没削完一个苹果呢，他就抢过去了我的刀，还说我真没用……

只见苹果在他手中滚动着，一会工夫就光光的了……接着，就见他把扒了皮儿、去了核儿的苹果，切成月牙状。再把它们放到用鸡蛋清和白面和成的稀面糊中。当油八成热的时候，就开始炸包裹了面糊的苹果了，动作比较迅速，一面刚刚发浅黄色时，就用筷子点翻转为另一面了，两面都变成浅黄色的时候，就赶紧捞出控油了。当全部捞出后，让锅里的油烧开了，再把刚刚炸好的苹果都到入锅中了，并且快速地点击那些苹果片，使它们双面都炸成金黄色时，就很快地捞了出来。而后把锅里的油到出，只剩下锅底少量的油，加入白糖，炒至能拉成丝时，把炸好的苹果到入锅中，用锅铲推着一边，颠勺后便出锅了。

一盘子，外面裹着油亮能拉成细丝的糖浆的拔丝苹果上桌儿了……老包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好厨师！这看着都让人流口水的拔丝苹果，果真是外面的糖又甜又脆，里面的苹果，却依然保持清脆香甜……

我们在一起居住到6月29日，才被新的分场党委宣布，解放了。并且把这些“老黑”们，都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去了。

既然“解放了”，我们在老场长的建议下，七月一日这天，一起到宝清县城。在浴室里，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又在大饭馆子美餐了一吨……

 

“牛棚”里的故事——2

 

“日本狗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XX”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事物，或是对同一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所以，有相同看法的人，就组成了一个派。尤其对自己上面的领导，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提出要批判、打倒某某领导的人们，就自称是“造反派”了（那时，所谓的造反派，就代表着是革命的）。而反对要批判、打倒某某领导的人们，虽然自己也称为是保卫共产党的领导，和保卫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革命行为。但是，却被对方（不同意见的一方）称之为“保皇派”了。这样，所谓群众运动的特点，就必然形成了两派群众的“派性”斗争了。

陈XX是五分场的场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个分场之最大的领导——五分场的场长，就是五分场的最大的当权派了。至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人们当然有不同的理解了。

另外，那个领导在其执政时没有犯过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呢？又有那个领导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陈场长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对其下属的干部，也是要求比较严的人。因此，被他批评过的人，与对上面政策不太理解的人，就会利用此机会……因此，陈场长必然也是在“必须打倒”之列的人。

在我们“牛棚”中，他不仅是最大人物，还是个非常有“策略”的人物。因此，也就成为了我们这些派性“坏头头”的保护伞了。

怎么说呢？当时，不管是那一派的群众都清楚，在召开批判大会时，都必须是首先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后是“反革命分子”、“黑五类”，再就是那些“瞎参谋”、“烂干事”了，而最后才轮到批判我们这些“坏头头”。你想想啊，这个“程序”本身，就形成了，“火力”都集中在前面那些重要人物身上了。轮到我们这几个派性的“坏头头”了，气势也就成了“强弩之末”了……

更由于在批判陈场长时，他那不紧不慢的样子，批一驳一，批二驳二的回答。也真让那轰轰烈烈的批判大会，变得拖泥带水了。你是打也好，骂也罢，他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愤怒的“批判”者，又不依不饶的，能不拖延时间吗？

所以……

以前对这位场长很不了解，一，我刚刚到分场不久（64年3月——68年7月）。二，我又是最基层的群众。不但没有直接的接触，就是见面的机会也很少。这回，关到了一起，并且还在一起“劳动改造”，对他才有了点了解。

这个陈场长，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能有一米八以上的身高，肩膀虽然比较宽，身体却比较消瘦。圆型的小脸，在颚头上，两条有些发黄的短扫帚眉下，是一双精明的小眼。由于消瘦，不但突显出了两个比较小的高颧骨，更有一副尖下颏和老太太似的瘪瘪嘴……

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在批判他是的时候，他总要进行解释和反驳的劲头。不怕拳头和皮带，除非是两个大汉，掐住胳膊，堵住嘴……

批判他是个 “日本狗特务”。他说是在日本那里当特务……

批判他只管种地，不问政治时。他说那是党委的分工……

……

据那些“瞎参谋”、“烂干事”介绍；陈场长年轻时，在山东老家就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并且为了抗日的需要，党派他担任了，日本人在村子里所设立的“维持会”会长一职。不知道底细的人，都认为他就是“日本狗特务”了。其实，名义上给日本人办事，实际上却起到保护老百姓和游击队的作用呢……

这本来在档案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可是为了达到打倒的目的，就不能不混淆是非了……

与陈场长在一起“劳改”中，我可深深地体会到“老奸巨滑”的含义了。

我们“劳改队”一起，参加了在林区的“归棱”（就是把人家筏倒的木材，集中到一起）工作。要将大头有三十多公分直径，五米多长的原木，集中起来，就需要两个人扛了。我们“老黑”共有三十多人，都是自由搭伴的。我正在准备与一起被打成“坏头头”的伙伴联系呢，陈场长找到了我，说要与我搭伴。我看他那瘦弱的身体，怎么能干这样的重体力呢？不如去给大家烧水好了。但是他说自己行，烧水的活还是照顾高主任（也是我们中的有员）吧，他不但瘦小，肝还有毛病呢……

既然这样，我能不答应吗？

没想到，他却要扛大头。开始我还与他争呢，怎么能让他扛那么重的一端呢？人家看见不都得说闲话吗？！

他笑着对我说；“我扛大头，是有你帮助发上肩吧。我要是扛小头，就得由我自己往肩上发了，我没有那个力气的。”

哈哈，他说得实在有理。不仅如此，在我帮助他把木头发上肩的时候，才注意到，他手中还有一根核桃粗的与他肩膀一样高的木棍子，而且木棍的上方正好有个叉。当我帮助他木头发上肩时，他便用那带有木叉的一端，顶在了原木上……

我去扛小端，不但是我自己发上肩，我更不能扛在最后的位置上。我不那么狠心，就只得向中间的部分去扛了……

看来，他是看透了我的禀性，与我一起抬木头，肯定得让着他的。

一起干活的人，真没有不说他“老奸巨滑”的了……

 

 

 

“牛棚”里的故事——3

 

“牢”头——宁云红（上）

 

既然“牛棚”里关押的都是“老黑”，不但要在“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还有随时被押送出去被审讯或是大会批判的可能。因此，这“牛棚”里必须经常有值班人员看守。这值班人员就是“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民兵”组成的了。而负责看守的头头，是“红色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红联总”，下属的“副业连工人赤卫队”组织的队长——宁云红。也是负责我们“劳动改造”的监督员，因此，就是我们“老黑”心中的“牢”头了。

这个“牢”头——宁云红，是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铁道兵，原来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兵。现在是分场副业连，酿酒车间的车间主任，不但他技术精湛，还有着丰富的酿酒经验。也就成了酒厂的“大锅头”（是专门往大蒸锅中下料的一把手）。

他一米八五的身高，宽宽的肩膀，但是身体却比较消瘦。细长脖子上是个不大的脑袋，可能是为了协调全身的比例，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褪了色的解放帽，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长发呢？还是秃顶。消瘦圆形脸上，两道不很浓密的眉毛下，是两只比较大的眼睛，却使他显得特别精神了。

别看他全身肌肉都不够丰满。但是，由于他的工作就是舞动木锨或是使用十来斤的大铲锹。不是向蒸锅里填加发过酵的酒糟，就是用大铲锹，把三米直径、一米五深的大锅中，可能有三千多斤的蒸过酒的酒糟，一锹一锹地铲出锅来。所以，他的两臂就非常有力。

听人们说；他经常和工人们在一起玩儿拧扁担的游戏。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却没人能胜过他。

他老家在湖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吃饭时总是离不开又红又尖的小辣椒。不但他自己家的菜园子种了很多的小辣椒，秋后，他还到处买了不少的小辣椒。所以，他家房前的墙上，院子的篱笆上，都挂满了晒干了的红红的小辣椒。

从宁云红的外表和没怎么有笑容的脸上看，上个非常严肃的样子，但是他为人谦让，与同志们相处都非常和谐。只是他对那些不良现象，却刚正不阿，而且非常严厉。记得有一次批斗大会时，他押解我们这些“老黑”去会场途中。有人在用皮带抽打着每一位被押送的“老黑”时，他愤怒地抢下了那人的皮带，并高呼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下子就把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所以，他管理我们“黑班房”，就没有什么打骂与恫吓的现象了。不仅如此，任何没有“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批条，哪个组织都不能随便提押任何一名“黑班房”里的人，去批判、去游斗的。

宁云红他们的“副业连工人赤卫队”，在分场部一带，是三支比较有威望的群众组织之一。而他们的“副业连工人赤卫队”派性意识最小。在宁云红的带领下，他们是比较反对“过激”行为的。

我与宁云红相识，还是在65年10月，分场的半农半读中学刚刚成立后，我除了任课外，就是与学生们一起参加各项劳动了。其中就有到分场副业连，酿酒车间参观与帮助打扫卫生的活动。不但是我出面联系，还是我亲自带队……

可能是认识我，所以在“黑班房”里，对我也非常亲近。不但与我聊天，还和我也拧过扁担呢。由于的体重是75公斤，而且我又喜欢锻炼身体，练过举重，所以，他没有胜过我。从那以后，在他吃夜班饭的时候，总是为我多打上一份呢，还非得让我与他们一起吃呢。其他的“老黑”都觉得很奇怪，但也都不过问的……

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感谢他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呢。尤其是宁云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在一次到分场的值班连游斗时，我们这些“老黑”都是排列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板边上。每个人都低着头，脖子上都挂着自己被署名的大牌子。而我们的身后，都站着押解人员。

突然我被身后的人猛的一拨，我虽然没有摔倒，却听到“嘭”、“坷拉”、“哀呦”的声响。紧接着车上车下都乱套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注意保护好看押人员”、“……”

当我站稳了，回头看时，才知道到是宁云红在我身后。他虽然紧捂着前胸，皱着眉头，却问我说：“怎么样？没吓着吧？”与此同时，其他几个看护人员也围过了。其中一个人，从车板上拣起一块三分之一那么大的砖头。拿给我看，而且说：“要不是宁头及时地推你那一把，你的脑袋不开花才怪呢。你看看，你没怎么地，我们宁头却被打得喘不过气来了……”他还要说什么，却被老宁用眼神给阻止了。

我哪有不万分感谢之理？只是，我们“老黑”，什么时候都得规规矩矩的。我只得含着眼泪，默默无语的深深低下了头……

 

 

 

“牛棚”里的故事——3

 

“牢”头——宁云红（下）

 

批斗会，只能到此结束了。坐在车上，人们问我认识不认识刚才打我的人？他们告诉我说：“那个人叫马长满。”

我只得对他们实话实说了。我告诉他们；那还是在“大索伦河农业中学”时。一天，我们正在自己盖房子呢。忽然，有两辆解放牌的大卡车，停在了公路上，那司机冲我们喊着说：“还不看看你们的小羊羔儿，快被狼吃了！”

我们都向河边那里看了。唉呦，我的妈呀！可不是，一条灰褐色的大狼正爬卧在那里，而我们的小羊羔，却满身是血颤惊惊地站在那里……女学生们都怕得躲了起来。而几个大同学却拿起铁锹、镐头和斧头什么的家伙什儿，与我一起向那里走去……

这时，公路上又有几辆车停了下来，那些司机也拿起了撬杠，来到我们当中了……当我们围拢过来时，那头狼并没有动静，既不去吃羊，也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反扑过来，或是逃跑。走到前面的同学（同学们为了保护我，都抢在了我前面），高兴得说到：“狼被栓羊的铁链子缠住了，打狼啊！”

“打呀！狠狠地打啊！”

“……”

又是铁锹、镐头，又是撬杠的，都打在了狼身上……那个狼连叫都不叫一声，一直到它脑袋被打破了，才躺倒在地上了。大家还不解气，还在打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着哭腔高喊着：“别打了，那不是狼，是我的狗哇……”大家这才注意到，有一个人，从大索伦河桥上跑过来……而他后面是一挂载满了木材的马车。

那个人就是马长满。只见他抱起那个“狼”一边哭着，一边解开了绕在狗身上的铁链子，说：“哪有大白天来狼的，这是我的狗。”

“竟瞎说，你的狗？它怎么不叫唤？”

“你的狗？为什么来吃我们的羊？！”

“是人喂养的狗，有吃人家羊的吗？”

“你就别想讹这些学生打的狼了！”

“……”

大家与他争论着，那些车上下来帮忙打狼的人，都向着我们说话。

……

马车也停在了我们学校东面的公路上了，下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老职工。他到我身边说：“冷老师啊，那的确是这个马长满花大价钱，新买的狗。跟着我们上山拉木材去了，可能都半天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才跑来逮羊的。”

这个老同志说了，我哪能不信呢？

既然这样，我就阻止了同学的争论。可是马长满却不依不饶的要我们陪他的狗了。

那些帮忙的司机可不答应了。左一句，右一句地与他争论着……

到了，他没有办法了，他们生产队的人也都埋怨他不讲理呢，他差点连那条死狗都没拿走。因为那些司机和学生都不让他拿，并且要他赔一头小羊羔呢……

大家这才明白，那个自称是“林彪”的兵的人（他们66年复员的兵，在运动中，与老职工辩论时，都自称是林彪的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兵。而把老同志说成是彭德怀的兵，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保守主义的兵），怎么是……

……

宁云红与我的关系，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竟非常与众不同呢。不仅是我，在“黑班房”里其他人，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就是在各项“劳改”中，也都是比较轻松的。

刚开始到山上去，给伐倒的木材“归棱”时，有一个“群众专政指挥部”复转二连（66年刚刚复员的官兵，新组成的生产队）的民兵，跟着去了。在大家干活的时候，没想到，他却手拿一根粗柳条子，一边用粗柳条子不断地抽打着干活的人，一边喊着“快点干。”……那情景，真的使我联想到电影中，恶霸、地主逼债的场面了……

这样的行为，不但我们这些“老黑”反感，更激怒了我们的“牢头”宁云红。只见他怒气冲冲地，夺过了那人手中的粗柳条子，一边把那粗柳条子撅断了好几节，一边冲那人喊着说：“给我滚！这里没有你的事！”

那人还不服气地喊道：“我是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怎么没有权利来监督他们这些反革命呢？”

“群众专政指挥部已经把看押、监督的权利，都交给了我们执行。我们是有协议在先的，你不知道吗？瞎来搅和什么？”

“你们就是太右了。对他们这些反革命，必须施行专政！”

“什么专政？打人就是专政了？……”宁云红带来的几个看押人员，都围了过去，与那人争论了起来。

 “……”

“你们怎么都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怎么都向着“劳改犯”说话呢？”

“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来的？你没看到他们都在努力地干活吗？你还有点人性吗？”

……

那人见势不好，也只能一边自我嘟囔着，一边离开了……

 

 

“牛棚”里的故事——4

 

瞎参谋，狗头军师——吕建华（上）

 

吕建华本是五分场的农业技术员。因为参加了我们炮轰派，并且是“629红色造反兵团”（因为五分场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我，在66年6月29日组织分场共青团支部开会后，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而被党委打成了反革命，并且将团支部的其他四个委员一起打成了“反党小黑帮”而开展的。）的成员。当成立造反团时，在吕建华的建议下，为了纪念我们因为第一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就把我们分场的各个红卫兵联合儿成的组织，命名为“629红色造反兵团”了，吕建华也被聘请为造反兵团总部的参谋了。

因为我们分场小学，在党委的批示下，成立了第一所半农半读中学，我担任了中学教员。为了使学生学习到农业生产知识，我们聘请了分场农业技术员吕建华，担任我们的农业技术课的教员。所以，我与吕建华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吕建华是浙江人，68年他已经37岁了。我只听说他复员后，经过“八一农大”培养后，来到农场的。并且分配到五分场担任了农业技术员的工作。

“八一农大”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简称。于1958年，原国家副主席、当时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在率领十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时。为培养农垦事业急需的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王震将军，在黑龙江省密山县裴德镇，主持创建了“铁道兵农垦局农业大学”，并亲任校长。1959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命名为“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农场，是大面积的种、管、收的农作型式。尤其是小麦与大豆，都是机械播种的。播种机调好播种量后，几万亩地的播种将一气呵成。那么播种机的每个排种口，多排或是少排一粒种子，几万亩地使用种子的数量就相当可观了。为了节约种子和获得丰收，在播种前，就一定要掌握各种粮食作物种子的发芽率。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出播种机的每个排种口的排种量。但是那时，农场没有什么农业实验室，怎么进行各种实验呢？

因为吕建华也是有家室的人，所以来农场时，也分配到了一套居住的房舍。他不但没有把家搬来，反而把那套居住的房舍，建成了虽然简陋，但却是各种功能都齐全比较的农业实验室了。

他只住在了小屋里，大房间的土炕拆掉了，并且用木板从中间间隔成了两个房间。靠北面的房间因为没有窗子，所以成了一间“暗室”。里面靠墙的地方，都搭起了架子。大小不一样的架子，各有各的功能。在春播前，那里是种子的发芽实验室……而外屋，靠东墙那面，摆放了两个农场办公室都有的大书柜。一个书柜上面的玻璃门里，的确摆放着很多书籍，另一个书柜上面的玻璃门里，则分层次地摆放着瓶瓶罐罐和一些什么仪器。那瓶瓶罐罐上，都标明着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品和试剂。里面还有做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试管儿、量杯、酒精灯、天平等……下面的柜门里，放着他自己制作的，不同品种的，小麦从其根到麦穗儿的标本。还有大豆的标本……

中间的间隔墙上，左面挂着全分场的地理位置挂图。右边，上下钉了两排钉子，每个钉子上都挂着一本本的4A纸那么大的册子。是各个生产队的情况汇总……

吕建华不但具有比较的强分析能力，更具有比较沉稳而缜密思维方法……更是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所以，是深得领导信任与重用的人。

虽然如此，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比较邋遢了。由于忙于工作，吃饭、穿着就不那么在意了。所以，他的身体是比较消瘦的。由于比较瘦，两腮凹瘪，所以脸显得比较长了。

领导与友好都非常关心他。当人们劝他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时，他总是先感谢一番，而后说出种种原因，都婉言谢绝了。老同志开玩笑说，他老婆丢了。他却非常有把握的回答：“那绝对不可能。”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可能时？他却非常幽默地说：“就是黑李逵也不敢占我老婆便宜，谁还敢啊？我老婆长得太难看呢。那才是一个人不敢看，两个人都得拿着手榴弹呢。”

“哈哈……你老婆又不是鬼，再难看，也是个女人呢……”

“你见过鬼什么样吗？她可比鬼更可怕呢。不但比我高出一头半，满脸麻子还歪歪嘴……”

“得得，别说了，我服了。那你怎么看上人家了？”

“她不但是我的娃娃亲，知道什么是娃娃亲吗？听我父亲说；我刚刚出生的第二天，与我们家最要好的邻居家，也生了娃娃。我们两家的父母，在她们怀孕时，就定下来了。如果都生男孩儿，就结为兄弟。如果都是女孩儿，就结为姐妹。如果是一男一女，就结为夫妻。所以，从娃娃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我刚刚满十六岁，大人们就给我们办了婚礼……更重要的是她不但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对我们家，还有过两次救命之恩呐……”

……

 

 

“牛棚”里的故事——4

 

瞎参谋，狗头军师——吕建华（中）

 

在“牛棚”里，这些“老黑”们，都是很守“本分”的，谁也不愿意因为闲话，而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批斗。却只有我和吕建华不在乎。

我们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大家都知道，“牢头”对我总是呵护着，不但可以与他玩拧扁担的游戏，他还经常多打不少的“夜班饭”，叫我与他一起吃……而且，还因为我与吕建华俩，是紧挨着睡的，所以还能唠唠家常什么的。

一次我们“老黑”在山上筏木休息时，大家又围坐在水桶边，一边喝水，一边闲聊起来。

吕建华对我说：“小冷，你都看到了，在每次批判大会，咱们进入会场时，我们都要过皮带关（有那么俩人，总是用皮带挨个地抽打我们每一个‘老黑’）。可是他们却没有打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奇怪呢？因此，我摇摇头，表示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我考虑过，可能是因为“牢头”宁云红在护着我吧。

吕建华笑了笑说：“你肯定以为是牢头宁云红在护着你吧？”接着他说出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因由来……

他首先问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揪斗我之前，和在开批斗冷雪峰大会的当天，所发生的两件让人们都感到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接着说；那是67年秋天（9月28日），总场学校因为抢收大白菜，而发生了两派“红卫兵”的武斗，并且有人受伤。从那以后，咱们分场“红联总”的某些人，也想挑起一场武斗呢。不但其下属的各个单位都成立了“棒子队”，更是都配备了每个人的可手武器——大棒子、短刀什么的。他们主要目标就定在了你们“大索伦河农业中学”，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把你——冷雪峰，不是乱棒子打死，也会打成残废呢。

他们的少数头头，在极为秘密地进行策划和组织，惟恐时间长了，会走漏风声。他们迫不及待地，定于“十一”前完成呢。

那天，为了阻止“629兵团”对你们农业中学的支援，还在通往你们学校的公路上，埋伏了“红联总”下属的基建连“赤卫队”。

都深夜十一点多钟了，“红联总”总部的行动还没有开始。基建连的“赤卫队”，就在公路上，截住了一个“629兵团”骑自行车的人，并且还被他们打伤了。那个人却是分场兽医所的兽医张兴根。审问他到那里去？去干什么？他说大索伦河农业中学的牛，已经邻产了。学生们已经找过他好几次了，他都忙于下生产队工作，而没有去。今天，大索伦河农业中学又告急了。他只得急忙从生产队回来，就是要到大索伦河农业中学去看看呢……

……

他们知道兽医张兴根肯定是给大索伦河农业中学送信的，说是大索伦河农业中学的牛，已经邻产，要去做检查，只是借口而已。反正给拦截了，在大索伦河农业中学的冷雪峰，只能在被窝里等着挨揍了。

“红联总”的“棒子队”，坐汽车赶到大索伦河农业中学时，马上进行了包围。因为他们知道，冷雪峰有一杆猎枪，所以他们也都非常紧张，并且各个都戒备森严。当他们闯进宿舍时，都傻眼了……

挨个的被窝还是热乎的，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了？没有人走漏消息啊？也没有人与车辆通过这条公路呀？？？人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这件事儿，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迷呢……

……

经他这么一说，也使我回想起了那天的具体情况了。

……

的确，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事情。67年秋天（9月29日）深夜，我和同学们睡得正十分香甜着呢，忽然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我们都惊醒了。因为听说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两派之间的武斗行为，更知道总场学校也发生过武斗。所以，我们也都有了自卫的准备。不但我的猎枪和猎刀就在我身边，男同学们，也都准备了长棍和短刀。我们正想拿起家伙呢，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声地说：“冷老师，快起来。快起来！有情况了。”

我不但就睡在门口，而且，基本上是和衣而眠的。所以，很快打开了门。原来是修配所的邢国春师傅，他不但是“629兵团”的团长，还是“修配所工人赤卫队”的队长，更是修配所武装民兵排的排长。

他进屋就对大家说了实情，告诉我们“红联总”的“棒子队”要来袭击了。让大家赶快穿好衣服，到公路对面玉米地的小路上去，那里有汽车在等着呢……

我们上了分场汽车排的一辆小嘎斯（前苏联进口的），司机是李春生师傅，我们都很熟悉……

……

吕建华一笑，接着说：“这可是好心必有好报的结果。冷老师，你是不是救过一个落水学生？”

他问到这里，就不说了，其他的“老黑”们也等待着我把事情说清呢。我只能把那次学校组织学生，到大索伦河水库去野游的情况说了。

那是65年7月1号，各科考试都结束了，在放暑假之前，学校组织了到大索伦河水库去野游的活动。由于天气比较炎热，除了钓鱼、采野菜准备野炊什么的，就是组织到河里去学习游泳了。

在此之前，学校已经安排林庆凡老师带领着我与李桂兰，以及初建农业中学的几个男同学，到大索伦河水库去踏查过，并且选定了活动的范围，还下水试探了水域的深浅……

活动当天，是在校长吕志培和教导主任祝叙法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切都很顺利，同学们不但采了很多野菜，还钓了一些小鱼，教导主任祝叙法的水性最好，他还在河里，摸上来几条大鲇鱼和鲫鱼……

吃过中午的野餐后，就开始准备学习游泳了。首先我和林庆凡老师在浅水区的边缘，都按插上了树枝，作为活动范围的标志。李桂兰和几个女老师，选择了女同学更衣的树林儿，并且围起了被单儿……

我和李桂兰、林庆凡老师在水中负责教学生，如何适应水性，如何在水中游泳……

有个别的学生，学习得比较快，不但可以在水中憋气了，还能在水中飘浮与站立了……有的同学已经练习划水了。

因为学生太多，有些照顾不过来了。我不得不提高警惕地，经常向深水区观望。

就在这时，我发现在深水区内，有个物件在动……突然看到伸出水面的两只小手在搏动……糟糕！有学生遇险了……我不顾一切地向那里游去，很快就赶到了那个学生身边……当我把他举出水面时，教导主任祝叙法也赶到了。

……

吕建华一笑，接着说：“这次救你性命的，就是这个学生的父亲。他虽然是‘红联总’里面的一个小头头，却看不惯几个极端人的做法，于是……才有我们巧妙的安排。咱们的‘声东击西’计划虽然成功了，却苦了阿根呐（兽医张兴根，是上海人，也是上海最早的知青了。上海人对他的称呼就是阿根）。

 

……

 

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不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的一生，都是不同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每个人在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由自己的品德与性格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