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足迹——迁徙

 

迁徙

1971年9月中旬，当局的“下靠”政策终于启动了。

老天保佑，急难中我又一次碰到好心的驾驶员，直接从白市制材厂搭乘贵阳机械化施工公司的货车回到贵阳。

二弟比我早两天到家。母亲已经去黄平和父亲商量搬家事宜，家中只有最小的兄弟老四，三弟于两个月前跟随学生团到凯里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去了。

晚上入睡之前我腹痛难忍，赶紧往厕所跑，公厕在院子最深处的东南角上，离家20来米。当晚我腹泻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往厕所奔，整夜没有合眼。我想突然腹泻的原因，一定是旅途中喝了汽车水箱里的水的缘故。当时汽车在还没到施秉的高山上抛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烈日当空阳光灼人，我和驾驶员熬了一个多小时，实在干渴难耐，直接用嘴对着水箱龙头解渴……

不知那位好心的师傅现在怎样了，我默默地为他祈祷，但愿不要像我这样倒霉才好。

天亮后，我已泻得昏头胀脑浑身无力，两眼深陷奄奄一息。闻讯而来的陈大姨妈（母亲的朋友）把我带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值班医生爱理不理地问了问情况，轻描淡写地说，打一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里，腹痛虽然有所缓解，但腹泻依然没有止住，大便呈水样，颜色与口服的氯霉素相同。

下午，我无助地躺在床上，二弟和前来探望的小斌（筱君的弟弟）陪护在床前一筹莫展。

母亲回来了。问清我的病况后说：“要是有红糖就好了。”小斌一跃而起：“我嫂子正在坐月，她家肯定有红糖。”说完就匆匆离去。

小斌拿来了红糖，母亲剥了几瓣大蒜用擂钵捣烂，加入捣碎的红糖放进大酒杯，冲入滚烫的开水，同时用筷子不停搅动，等到水温降下来，就让我乘热连水带蒜全部喝下。

说来也怪，折磨我一天一夜的腹泻终于止住了。难怪人们常说，小单方治大病，“海上风”气死名医啊！我想这“海上风”一定是了不起的民间医生吧？

 

国庆前夕，我们全家被迫离开了贵阳。

解放牌卡车驾驶室的副座已被单位指派“护送”我们的两位女教师占据。母亲和我们兄弟仨坐在大厢里，全部家当只占了车厢的一半。一家四口相对无言，默默望着那熟悉的山城渐行渐远，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尚未恢复元气从不晕车的我在途中呕吐了，午餐也没有半点胃口。整天昏昏沉沉坐在车上打盹，直到抵达黄平。

黄平县委组织部负责接待的人反复看了“下靠”文件和母亲的工作调令犯了难。母亲的专业是幼儿教师，而黄平仅有一所县委机关幼儿园，学生不多，编制已满（仅一人）。更让他头疼的是，母亲的工资标准不仅比当地小学校长的还高，甚至除几个县革委领导外比其他区级干部都要高，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排母亲的工作。就独自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估计是去向他的领导请示吧。

不久，他出来对母亲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改个行，到粮食部门工作？”虽然他使用的是商量的语气，但我知道，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客套罢了，此时此地，我们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改行可以，但我不沾经济！”母亲提出了要求，“我学的是幼儿教育，一直教孩子，搞不了经济工作。”

“这样，我们在安排具体的工作时会考虑你的情况的。”

当晚，全家在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早上被送往距县城十六公里的黄飘粮站。那里是新州（黄平新县城）粮管所辖区内最边远的粮站之一，地处高山之上，位于新州至谷陇之间，距谷陇（区）十五公里。

汽车一路沿着之字形的公路盘旋而上，四周植被极差，到处裸露出黑褐色的岩石。除了东一簇西一簇的茅草，难得看见一棵树木。

车到黄飘，除了路坎上下的几栋房屋和远处隐约可见的一两栋孤零零的农舍外，看不到村寨的影子。

 

路坎下那栋一楼一底的青砖建筑物是黄飘公社。粮站位于公社的上坎，中间隔着通往谷陇的公路。粮站旁边是一所戴帽小学校（即获准办初中班的大型小学——笔者注）。

粮站除了仓库，还有一栋小平房做办公室兼宿舍。分给我们的是个一进二的套间，母亲住里屋。我们住的外屋兼做母亲的办公室，窗下有一张提供给母亲办公用的三抽桌和一把椅子。房间不大，但我们仅有的几件家具摆在里面依然显得空空荡荡。屋后的公用厨房是另搭的木棚，很宽敞，里面有不小的灶台和一口能够盛三四挑水的大水缸。

粮站里只有一个老职工潘伯伯，是苗族干部，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只有他能够很流利地和我们交流。

常年生活在闹市的母亲突然置身于语言陌生水电皆缺的恶劣环境，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她彻夜难眠，嘤嘤地哭了一夜。听着母亲的哭声，我也无法入眠，心如刀搅。

单位让母亲休息两天再上班。母亲决定乘便到旧州（黄平老县城，现为一个区。）去拜望分别二十多年的同窗好友赵淑芳伉俪。赵孃孃和母亲解放前同在贵阳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幼师班毕业，解放后随丈夫到旧州银行部门供职。

母亲上午搭乘粮车离开黄飘，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

我们弟兄三人无处可去，早早上床歇息。四弟年纪尚小，很快便沉沉入睡。我和二弟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各想各的心事。

父亲离家时我才七岁半，虽然懵懵懂懂，家庭的往事却牢牢地嵌在脑海里，此刻像影片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放学后，我独自在离家不远的草地里抓蚂蚱，突然听见秋妈（我的奶妈）声嘶力竭地唤我回家，回家后我莫名其妙，家中只有秋妈一人，不见爸妈的踪影，只见所有的衣柜衣箱全部打开，抽箱放了一地，衣物被翻得乱七八糟，屋内一片狼藉。秋妈喃喃地叹息：“大人都这样了，你这个娃娃还只晓得玩，唉，怎么得了啊？”……

 

翠薇巷，母亲吃力地拉着板车，车上装着家具，我跟在后面费劲地推车。母子俩正在搬家，从父亲原单位兴隆东巷的宿舍搬到南明幼儿园，没有人上前搭把手帮帮忙……

 

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从南明幼儿园背着发高烧的三弟，紧紧拉着我的手穿过寂静无声的街道，到南明区医院去给三弟打针……

 

半夜我在睡梦中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只见母亲还靠在床编织毛衣，眼里噙满泪水……

 

在南明幼儿园的家中，母亲关上房门，用一根白色的带子使劲勒自己的脖子，我和二弟傻呆呆地望着她不知所措，邻居古妈妈从窗外走过，连忙叫我打开房门，用剪刀剪断母亲脖子上的带子，劝慰母亲，母亲痛哭失声……

 

夜晚，箭道路小学的家中。顽皮的二弟、三弟受到母亲的体罚后已经呼呼大睡。母亲坐在床边流泪，我怯生生地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怕吓着你们，怕吓着你们！”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当年因为年幼，隐隐觉得母亲是动了轻生的念头，懵懂中感到害怕。如今家庭遭此变故，母亲一去不返，我此刻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恐怖了。

我把心中的忧虑告诉了二弟，他与我同感。兄弟二人无法可想，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母亲出事，就把四弟送到父亲处；家具全部捣毁烧掉；兄弟俩各自逃难。

那一夜，好长好长……

母亲回来了，看到她安然无恙，我们那颗悬了一天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生活还得继续，再难再苦，大家都得往前走，不管前面是激流险滩，还是荆棘悬崖，我们都必须闯过去。

我和二弟回各自的生产队。在偏僻的黄飘，只有四弟和母亲相依为命，那一年，他十四岁。

 

四弟到黄飘小学初中班继续他的学业。也真难为他了，这里的师生全部说苗语，他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有同学欺生，他从对方的神情和语气猜出了端倪。好兄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休几码发！”（苗语骂娘的粗话——笔者注）让对方目瞪口呆不敢造次。

四弟生性温和，从不惹事生非。离开贵阳前因为有个脾气暴躁的三哥庇护，没有人胆敢欺负他。而今独自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到这苗岭山上，他只有靠自己保护自己了。

事实上，他凭借自己的模仿能力和语言天赋，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会了苗语，同时以出类拔萃的学习赢得了老师的亲睐和同学的敬畏。从此再也没有同学敢欺负他。

母亲在粮站负责开票，不得不从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珠算。工作的纷繁复杂有时让她力不从心，购粮的，换种的，买母猪下崽补助粮的五花八门，营业高峰时让人手忙脚乱。幸而有善良的苗族同胞仗义相助，协助母亲顺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销售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陌生而善良的苗族同胞，感谢他们在那特殊岁月里给予母亲的无私帮助，感谢他们无形中用善良给予母亲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母亲的人脉关系和她与人为善的性格分不开。即使被贬到黄飘身处逆境，她依然对那些贫困的苗族同胞寄以深深的同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她们。为前来求助的她们写申请报告；掏钱买毛线为她们的孩子义务编织毛衣；送她们喜欢用来包头的大手帕，为她们买挑花用的棉布……

在苗族同胞眼里，这一切只有最亲的亲人——姑妈才会为她们提供。因此，母亲在她们眼中俨然成了自家人。她们有了好吃的，总会送给母亲一些。有时是悄悄放到门口，有时直接送到家中。

不谙世事的四弟对母亲说：“妈妈，干脆挂个篮子在门上，哪个来送东西直接放在篮子里，省得麻烦。”

“傻儿子，那是人家一片心意，怎么可以怠慢她们呢？”

在黄飘，最头疼的要算用水了。那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小得可怜，名为水井，实际上只能算个小水池，而且出水量有限，取水只能用水瓢慢慢舀进水桶里，尽管潘伯伯基本上包了厨房的饮用水，但是洗衣服时母亲只得带着大盆和水瓢到井边慢慢舀水清洗。洗着洗着母亲会默默问苍天：“难道我这把老骨头要埋在这里么？”

公社秘书却不这样认为。他看到母亲为乡亲代笔写的申请报告后，惊讶于母亲那笔流利苍劲的钢笔字，询问母亲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连大学的门也从未进过哩”，母亲如实相告。“那你怎么能写这么漂亮的字？比男同志写的还有力？”“小时候练的。那时每天一篇大楷一篇小楷，照着字帖写的啊。”母亲仍然老老实实回答。

“我相信你到这里工作是暂时的，迟早会调走。就凭你的这笔字，凭你的文化，凭你的……”秘书咽下去的半句话显然是“工资标准”。

对于今后的事情，母亲不敢想象，也实在无法想象。不过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一切都无所谓了，也无所畏惧了。

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与母亲、四弟团聚。尽管聚少离多，一家人相互支撑，共享天伦之乐，毕竟给予母亲莫大的精神安慰。

转眼四弟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平高中。平时住校并在新州粮管所食堂搭伙，周末返回黄飘陪伴母亲。

上级最终还是把母亲调到新州粮管所工作。

在粮管所，母亲打过杂，当过（麻袋）保管员，最后仍然在门市部开票。不管干啥工作，她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人知道她曾经是优秀的幼儿教师，更没人知道她曾经出色的当过八年幼儿园的园长。

一九七九年，父亲终于获得平反，回贵阳原单位贵州水文总站工作，母亲随之结束受株连的日子，并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回到原单位，继续从事她热爱的幼儿教育工作。至此，我们家终于搬回了离开近十年的山城贵阳，一家备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2011-8-18

 

　　看了自强不息朋友的“家史”，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许多家庭都有同样的遭遇，都会遇到一些善良的好心人。

 

生活还得继续，再难再苦，大家都得往前走，不管前面是激流险滩，还是荆棘悬崖，我们都必须闯过去。

说得好！

我一边看文章，一边提着心，唯恐出什么事。看到最后，我终于长舒一口大气，这才放下心来。祝愿朋友的全家人，否极泰来，永远幸福！

   自强不息有一个善良而坚强的妈妈，所以不管迁徙到哪里，都会赢得人们的敬重。只是，将近十年不能从事自己心爱的幼教事业，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象。而人生打当打之年又有几个十年呢？

文革挨整到基层，

幸得善良结苗民，

十年艰辛终熬过，

全靠慈母坚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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