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公社和陈嘉叡一起来信说“芒硝项目”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确定要“上”,县里也支持,请我回“自己的家乡”干一番“大事业”——当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是我念小学时的数学老师高昌荣。我写信征求父母和家人们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家庭经济虽然极其困难,大家还是尽量克服,度过难关”,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极其”两字,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回家。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教授时,李说:“我想不到你会‘半途而废’,前几天我已经同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联系好,想让你明年去美国……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说:“我从小就佩服、欣赏侯德榜等人实业救国的精神,现在有机会施展拳脚,还是回去试试吧。”
李教授见我主意已定,只好对我说:“你把有关的教材和参考书籍带回去,我日后还会寄一些资料给你,学位论文你现在就开始拟定,我帮你完成它……我想今后学位还是有用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科技大学、李、张等教授和同学们,回到古镇,又投入到我的“化工生涯”中去。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盐场苦卤制氯化钾的下脚料年产数万吨无机盐的化工厂,让刚招聘来不久的几个助手按我的图纸建设厂房、购买设备,自己又忙着编写长达几十万字的供技术员和工人们培训的教材(后来整理成书交给化工出版社正式出版);招来几个高中生当化验员,培训几天以后就让他们到各地盐场取样来化验;设备陆续到了以后,又忙着安装、测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瘦了几斤肉。
工厂设在离古镇街道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把自己的家安顿在新建的厂房里,说不清是“以厂为家”还是“以家为厂”。陈丽也当上了化验员,我们都一心一意地想为“四化”立下“汗马功劳”。
林霍金听说我放弃学业回家乡办厂,就来到古镇,看到我一个人没日没夜在“张罗”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心疼地说:“你别那么拼命,工厂又不是你的。干好了功劳归大家,干不好全是你的责任。我的岁数比你大一倍,看的多了,真的,你这是背着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
原来在东兴化工厂时,有一年林霍金的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我二十四,他四十八)),过了几年,他还以为仍然比我“大”一倍呢。我说:“等到你一百岁时,我才五十岁吗?”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林霍金告诉我:“听说中央正在讨论让私人可以办工厂,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可要做好准备了。”原来林霍金另有“图谋”。
“五一”节的前一天,陈嘉叡突然通知我说“公社决定明天在化工厂召开‘试车’庆祝大会,有数百人参加。”
我说:“今天晚上设备才能安装完毕,明天试车可以,怎么能‘庆祝’呢?”
陈说;“已经通知全公社各大队的支部书记都要带队来参加,现在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我说:“谁都不敢保证第一次试车就能顺利运转,明天看是谁要出丑了。”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忙了一夜,仔细检查所有设备的安装情况,也准备了一个“预防万一设备出问题”的“补漏”措施。
太阳刚刚从东山上升起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们都来了,公社党委书记迫不及待地宣布“点火”试车,机器开始轰隆隆运转起来,我跑上跑下,指挥着工人、技术员、化验员的各项工作,几个小时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故障,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了中午时分,第一罐产品、几十吨的无机盐像雪花般地飘落到成品池时,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取了样品到化验室检测,听到化验员报告“全部合格”时,就一头睡倒在化验室的角落里了。
过了几天,公社又招聘了一百多个管理人员和工人,几乎都是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的三姑六戚、亲朋好友,其中党员(都是复退军人)有七十几个,为此,化工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在厂里成了“老三”,因为上司又多了一个——原来只有高厂长说了算,现在连高事事都得请示“支部书记”了。“上头”有什么“指示”的话,我总是比七十几个“下属”晚一两天才知道。
有一位党员告诉我:“我每个月花五分钱就是买个‘早知道’。”——原来他每个月只交五分钱的党费。
新来的支部书记姓黄,本来是公社里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复退军人,扛了一辈子锄头。起初这个黄书记办事还是很“民主”的,有什么“大事”都要先跟高昌荣和我商议后才决定“干”还是“不干”,化工厂顺利地生产、销售了几个月,皆大欢喜。我也没闲着,未雨绸缪忙着“下一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可惜好景还是不长,黄书记看我整天盯着烧杯、天平,或者看看书、写写字,有时甚至会坐在一个地方“发呆”,还“装模作样”地整天穿着一件白大褂,开始越看越“不顺眼”了。
有一天,黄书记在全厂大会上突然宣布让我下基层当车间主任,跟着工人“三班倒”,说是“知识分子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一听就火:“什么时候了你还是不改那一套‘土八路’的作风!我想的可比你还多!……如果你坚持己见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有人赶紧去公社报告,公社党委书记和陈嘉叡一起来化工厂“劝架”,高厂长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辞职”风波暂时平息。
我继续做我的实验,终于有一天叫几个工人扛了十吨食盐到正在反应的结晶罐上方,开动搅拌机,把食盐慢慢地加入到罐里“盐析”,一天就多产十吨质量很好的硫酸钠出来。黄书记、高厂长和几个车间主任看得啧啧称奇。
第二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精细化工技术研讨会”,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突然接到化工厂拍来的电报:“工厂出了大事故速回”。我不知何事,赶到飞机场想买机票飞回去,却被告知“只有县、团长以上的干部和外籍人士才有权乘坐飞机”,又急急忙忙到火车站从“票黄牛”手中买了一张高价票回厂。
前脚刚刚跨进化工厂的大门,就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一进办公室,我就觉得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一幅“批斗会”的样子。
黄书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意破坏生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厂长说:“你走的那一天,黄书记命令工人们扛了三十吨食盐到结晶罐上方投放,想让结晶罐每天多产三十吨硫酸钠,结果把结晶罐的搅拌机卡死了,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我了解了事故的全过程,对黄书记说:“我用了半年时间做实验,才完成这个‘盐析’的新工艺,每次加入十吨食盐刚好可以多产出十吨硫酸钠,那是数字上的巧合。你是想一次加入三十吨食盐让结晶罐每次多产三十吨硫酸钠吗?”
黄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我哭笑不得:“你为什么不让工人每次加一百吨食盐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指挥机修工钻进结晶罐里清理“盐渣”,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清理完毕,工厂恢复了生产,但我的积极性却大大下降了——这时我才想起林霍金的忠告。
有一天我到古镇一家理发店里修剪头发,看到理发师用烧红的铁板给顾客烫头发,就说:“不能用药水烫吗?”
店里的理发师说:“自古以来烫发都是用‘火’的,不然怎么叫做‘烫发’呢?”
我回到家里,找来一些资料,觉得不用“火”烫头发是有可能的,于是买来几种试剂,做了几十个实验,果真制造出一种“冷烫液”出来。
妻子邀来几个好友,在家里用我发明的“冷烫液”给她们烫发,取得成功。父亲非常高兴,把原来的染布作坊改造成小型的“冷烫液生产车间”,带领全家老小生产、销售冷烫液,不久全省的理发店都用上了我们家的产品,家庭经济一下子好了起来。
报纸上报导四川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芒硝矿,硫酸钠的价格一落千丈,化工厂经济效益不佳,我提出用自产的硫酸钠配制洗衣粉、自产的氯化镁生产菱镁瓦的建议,因为一般的洗衣粉里含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硫酸钠,而菱镁瓦的主要原料就是氯化镁,其它配料国内也都不缺。黄书记和高厂长都不同意,他们正张罗着要把化工厂改成食品厂。
我见大家已对化工厂不感兴趣,就提出自己愿意承包化工厂,黄、高一致同意,拟了一个“承包方案”:我每年上缴三万元,厂房由我自己去租赁,投资是负数十万元(因为化工厂的“净资产”已经是负数),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办法融资办厂,融到的资金先交十万元给化工厂,然后才租厂房生产、上缴利润。
方案上报公社党委,其时刚好有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在报导着“改革开放、一包就灵”的“事迹”,所以公社很快就同意这个“承包方案”了。
林霍金听到此事后,赶到化工厂劝我“别干这种傻事”,“天下哪有不出钱还要人家填补亏损、上缴利润的‘承包’?!简直荒唐至极!”我说:“这个厂是我一手操办的,有感情,我不让任何一个自己做过的事业毁掉。”
于是我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席,邀请了镇上十几个比较有钱的亲朋好友来讨论办厂的事,提出“每人出资一万元,组成股份制公司”,没想到亲友们都不买我的帐,还取笑我是个“大笨蛋”,“只有傻瓜”才会“拿到”这么一个“承包方案”。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父亲商量,把兄弟六人全部召来,除了还在上大学的老六以外,其余的都到全国各地推销冷烫液,我在家里组织生产,有时候亲自出马去给一些大型理发厅的师傅们讲解冷烫液的性能和“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并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由于这种新产品利润高,那时候的税负也不重,一年下来,一家净赚了几十万,发了!成了全市“首富”、“纳税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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