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并不是1968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屏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山上参加建水库,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又是“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但“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教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大家讲政治术语,同学们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大家讲故事,同学们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给我们变魔术看,人人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同学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就不信,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社教”开始了,师生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准,农村的干部们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学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展“邪教运动”?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几岁,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同学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且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大义灭亲”勇敢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在会上打他打得最起劲的也是这位“好友”。
围成铁桶似的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这个“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什么“政治”,经常讲错,有的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有人骂“反动派”搞什么“大跃进”、“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没饭吃,“要不是毛主席给我们分了一点自留地,村里人早都饿死了”……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般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着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的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变魔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团支书看我这么“顽固不化”,就懒得同我谈了。
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李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成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级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级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
6月1日清晨,刚起床听到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我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到同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同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有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
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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