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鼻

本回忆录的情节全部真实，叙述的人物现都健在，他们可以为我写的所有“细节”作证，但为了不引起一些人的伤感和麻烦，不得不用了部分“假名”，以后方便时再换成真名，请各位原谅。

终于考上研究生，

两位教授相互争，

富贵不忘糟糠妻，

高贵人品应学习。

理解！

正常！

古镇公社和陈嘉叡一起来信说“芒硝项目”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确定要“上”，县里也支持，请我回“自己的家乡”干一番“大事业”——当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是我念小学时的数学老师高昌荣。我写信征求父母和家人们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家庭经济虽然极其困难，大家还是尽量克服，度过难关”，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极其”两字，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回家。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教授时，李说：“我想不到你会‘半途而废’，前几天我已经同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联系好，想让你明年去美国……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说：“我从小就佩服、欣赏侯德榜等人实业救国的精神，现在有机会施展拳脚，还是回去试试吧。”

李教授见我主意已定，只好对我说：“你把有关的教材和参考书籍带回去，我日后还会寄一些资料给你，学位论文你现在就开始拟定，我帮你完成它……我想今后学位还是有用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科技大学、李、张等教授和同学们，回到古镇，又投入到我的“化工生涯”中去。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盐场苦卤制氯化钾的下脚料年产数万吨无机盐的化工厂，让刚招聘来不久的几个助手按我的图纸建设厂房、购买设备，自己又忙着编写长达几十万字的供技术员和工人们培训的教材（后来整理成书交给化工出版社正式出版）；招来几个高中生当化验员，培训几天以后就让他们到各地盐场取样来化验；设备陆续到了以后，又忙着安装、测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瘦了几斤肉。

工厂设在离古镇街道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把自己的家安顿在新建的厂房里，说不清是“以厂为家”还是“以家为厂”。陈丽也当上了化验员，我们都一心一意地想为“四化”立下“汗马功劳”。

林霍金听说我放弃学业回家乡办厂，就来到古镇，看到我一个人没日没夜在“张罗”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心疼地说：“你别那么拼命，工厂又不是你的。干好了功劳归大家，干不好全是你的责任。我的岁数比你大一倍，看的多了，真的，你这是背着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

原来在东兴化工厂时，有一年林霍金的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我二十四，他四十八）），过了几年，他还以为仍然比我“大”一倍呢。我说：“等到你一百岁时，我才五十岁吗？”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林霍金告诉我：“听说中央正在讨论让私人可以办工厂，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可要做好准备了。”原来林霍金另有“图谋”。

“五一”节的前一天，陈嘉叡突然通知我说“公社决定明天在化工厂召开‘试车’庆祝大会，有数百人参加。”

我说：“今天晚上设备才能安装完毕，明天试车可以，怎么能‘庆祝’呢？”

陈说；“已经通知全公社各大队的支部书记都要带队来参加，现在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我说：“谁都不敢保证第一次试车就能顺利运转，明天看是谁要出丑了。”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忙了一夜，仔细检查所有设备的安装情况，也准备了一个“预防万一设备出问题”的“补漏”措施。

太阳刚刚从东山上升起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们都来了，公社党委书记迫不及待地宣布“点火”试车，机器开始轰隆隆运转起来，我跑上跑下，指挥着工人、技术员、化验员的各项工作，几个小时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故障，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了中午时分，第一罐产品、几十吨的无机盐像雪花般地飘落到成品池时，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取了样品到化验室检测，听到化验员报告“全部合格”时，就一头睡倒在化验室的角落里了。

过了几天，公社又招聘了一百多个管理人员和工人，几乎都是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的三姑六戚、亲朋好友，其中党员（都是复退军人）有七十几个，为此，化工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在厂里成了“老三”，因为上司又多了一个——原来只有高厂长说了算，现在连高事事都得请示“支部书记”了。“上头”有什么“指示”的话，我总是比七十几个“下属”晚一两天才知道。

有一位党员告诉我：“我每个月花五分钱就是买个‘早知道’。”——原来他每个月只交五分钱的党费。

新来的支部书记姓黄，本来是公社里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复退军人，扛了一辈子锄头。起初这个黄书记办事还是很“民主”的，有什么“大事”都要先跟高昌荣和我商议后才决定“干”还是“不干”，化工厂顺利地生产、销售了几个月，皆大欢喜。我也没闲着，未雨绸缪忙着“下一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可惜好景还是不长，黄书记看我整天盯着烧杯、天平，或者看看书、写写字，有时甚至会坐在一个地方“发呆”，还“装模作样”地整天穿着一件白大褂，开始越看越“不顺眼”了。

有一天，黄书记在全厂大会上突然宣布让我下基层当车间主任，跟着工人“三班倒”，说是“知识分子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一听就火：“什么时候了你还是不改那一套‘土八路’的作风！我想的可比你还多！……如果你坚持己见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有人赶紧去公社报告，公社党委书记和陈嘉叡一起来化工厂“劝架”，高厂长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辞职”风波暂时平息。

我继续做我的实验，终于有一天叫几个工人扛了十吨食盐到正在反应的结晶罐上方，开动搅拌机，把食盐慢慢地加入到罐里“盐析”，一天就多产十吨质量很好的硫酸钠出来。黄书记、高厂长和几个车间主任看得啧啧称奇。

第二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精细化工技术研讨会”，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突然接到化工厂拍来的电报：“工厂出了大事故速回”。我不知何事，赶到飞机场想买机票飞回去，却被告知“只有县、团长以上的干部和外籍人士才有权乘坐飞机”，又急急忙忙到火车站从“票黄牛”手中买了一张高价票回厂。

前脚刚刚跨进化工厂的大门，就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一进办公室，我就觉得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一幅“批斗会”的样子。

黄书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意破坏生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厂长说：“你走的那一天，黄书记命令工人们扛了三十吨食盐到结晶罐上方投放，想让结晶罐每天多产三十吨硫酸钠，结果把结晶罐的搅拌机卡死了，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我了解了事故的全过程，对黄书记说：“我用了半年时间做实验，才完成这个‘盐析’的新工艺，每次加入十吨食盐刚好可以多产出十吨硫酸钠，那是数字上的巧合。你是想一次加入三十吨食盐让结晶罐每次多产三十吨硫酸钠吗？”

黄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我哭笑不得：“你为什么不让工人每次加一百吨食盐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指挥机修工钻进结晶罐里清理“盐渣”，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清理完毕，工厂恢复了生产，但我的积极性却大大下降了——这时我才想起林霍金的忠告。

有一天我到古镇一家理发店里修剪头发，看到理发师用烧红的铁板给顾客烫头发，就说：“不能用药水烫吗？”

店里的理发师说：“自古以来烫发都是用‘火’的，不然怎么叫做‘烫发’呢？”

我回到家里，找来一些资料，觉得不用“火”烫头发是有可能的，于是买来几种试剂，做了几十个实验，果真制造出一种“冷烫液”出来。

妻子邀来几个好友，在家里用我发明的“冷烫液”给她们烫发，取得成功。父亲非常高兴，把原来的染布作坊改造成小型的“冷烫液生产车间”，带领全家老小生产、销售冷烫液，不久全省的理发店都用上了我们家的产品，家庭经济一下子好了起来。

报纸上报导四川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芒硝矿，硫酸钠的价格一落千丈，化工厂经济效益不佳，我提出用自产的硫酸钠配制洗衣粉、自产的氯化镁生产菱镁瓦的建议，因为一般的洗衣粉里含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硫酸钠，而菱镁瓦的主要原料就是氯化镁，其它配料国内也都不缺。黄书记和高厂长都不同意，他们正张罗着要把化工厂改成食品厂。

我见大家已对化工厂不感兴趣，就提出自己愿意承包化工厂，黄、高一致同意，拟了一个“承包方案”：我每年上缴三万元，厂房由我自己去租赁，投资是负数十万元（因为化工厂的“净资产”已经是负数），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办法融资办厂，融到的资金先交十万元给化工厂，然后才租厂房生产、上缴利润。

方案上报公社党委，其时刚好有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在报导着“改革开放、一包就灵”的“事迹”，所以公社很快就同意这个“承包方案”了。

林霍金听到此事后，赶到化工厂劝我“别干这种傻事”，“天下哪有不出钱还要人家填补亏损、上缴利润的‘承包’？！简直荒唐至极！”我说：“这个厂是我一手操办的，有感情，我不让任何一个自己做过的事业毁掉。”

于是我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席，邀请了镇上十几个比较有钱的亲朋好友来讨论办厂的事，提出“每人出资一万元，组成股份制公司”，没想到亲友们都不买我的帐，还取笑我是个“大笨蛋”，“只有傻瓜”才会“拿到”这么一个“承包方案”。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父亲商量，把兄弟六人全部召来，除了还在上大学的老六以外，其余的都到全国各地推销冷烫液，我在家里组织生产，有时候亲自出马去给一些大型理发厅的师傅们讲解冷烫液的性能和“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并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由于这种新产品利润高，那时候的税负也不重，一年下来，一家净赚了几十万，发了！成了全市“首富”、“纳税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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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乡众百姓，

辞去学业回转营，

成效卓著却受阻，

开始准备承包行。

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又想安插自己的亲友进入我的化工厂，都被我断然拒绝，最后逼着我修改承包合同——每年上缴利润五万元，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再为原化工厂还掉二十万债务。

接着，我又做了一些实验，开始生产染发粉，只卖给理发店，很快就供不应求，各地的要货单像雪花般飞来。我向公社租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瓦厂，把它改造成“日化车间”，生产冷烫液、染发粉、洗发水，很快就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厂。

我想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一个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应该带个“黑”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头发用品，而中国人的头发以黑为美，想到了“黑牡丹”，觉得还不错，便到县工商局注册。

工商局企业股股长刘得志正要出门，看到我就笑着说：“你是我们县第一个来办理注册商标的，你看县里现在已经办了几千个工厂，他们连工商执照都不要呢——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他们送执照。你说你要注册的商标叫什么？”

“黑牡丹。”

“你真够大胆！还记得1966年我们写你的大字报吗？”

原来刘得志跟我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那个时候他和几个同学说我下棋时总爱执黑子，又赢得多输得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喜欢黑色，喜欢黑帮、黑五类等等，痛恨红色政权……

我说：“再来一场‘运动’的话，我完蛋，你也完蛋，彼此彼此。”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全国百货订货会在郑州召开，我带着古镇理发店的一位老师傅赴会，在各地订货代表们住的宾馆门口用“黑牡丹”洗发水、护发素、染发粉免费给大家洗发、染发，全国有名的百货商店、百货批发公司一夜之间都知道有个新的牌子“黑牡丹”横空出世了。我们生产的头发用日化品开始出现在全国最大的几十间百货大楼的显要位置上。

厦门日报有位老记者赶来采访，用他那支热情洋溢的笔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黑牡丹一枝独秀”发表，之后又连续“跟踪”报道我们在各地的销售“盛况”，“黑牡丹”产品很快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名牌”了。

陈星有钱有“势”以后，“富贵思淫欲”，同厂里的女出纳员勾搭成奸，被人捉奸在床。出纳员喝了“一点点”工厂自产的敌敌畏，竟一命呜呼死了。死者家人到陈星家里“吃人命”（这里的一种习俗：有人非正常死亡的话，亲友们要去“嫌疑人”家里借故闹事），陈星逃到我家求救，我托人送了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又介绍陈星到乐东化工厂当销售科长。兴南化工厂也就树倒猢狲散，厂里所有人员各奔东西走了。

乐东化工厂那一年生意非常好，到年底结算时，净利润高达一百多万元。陈星来古镇对我说：“要不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工厂哪能赚那么多钱呢？按说我应该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厂长也来了，说“要不是我领导有方，哪来的一百多万元利润？我应得利润的一半！”

会计员也来了，说：“我找到一份税务局的内部文件，今年就少交五十万利润，奖给我一半不算多吧？”

派去乐东化工厂代我当技术总监的林华也对我说：“要不是我们的技术，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最少也应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我把他们都召集到自己家里，然后对大家说：“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你们有两个人要利润的三分之一，一个要利润的一半，一个要二十五万元，加起来是多少？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呢？难道他们就没有贡献了？”

几个人都不听我的劝告，陈星说了一句：“争气不争财，不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明年我就不干了。”

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的工厂就这样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而倒闭了。

我由此回想自己的工厂，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苦思冥想了几天后，我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工厂为父亲与全体兄弟共同所有，平均分为八个股份，也就是每人拥有工厂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包括还在上学的六弟林桑也有份。父亲认为不妥，建议改为我拥有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其余七个股东都拥有百分之十二股份，我为工厂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个方案得到“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林霍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古镇对我说：“你不应该给你的兄弟们股份，以后会出乱子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才对，即便你给他们高薪或者偷偷给他们发红包也行。”但我坚持己见，以为自己“发明”了一种“克服家族式企业内在矛盾”的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了，不同意“再议”。林霍金说了一句：“中国的家族企业全都倒于内乱。”我也不在意，把好友的话当耳边风。

林霍金此行还有一个任务：他两年前承包了东兴化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做了一个项目——润滑脂，请市里有名的一个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工作，谁知这个工程师只会吹牛，技术不过关，生产了一百多吨钙基脂全是不合格品，人也连夜逃跑了。林霍金又找了好几个熟悉石油加工的工程师来看过，都摇着头说没有法子处理这些“废品”。工厂频临倒闭，找我是来讨救兵的。

我到了东兴化工厂，只见所有仓库到处堆放着像豆腐渣一样的废品，令人心酸。我取了一些样品测试，发现问题在于“缺水”，就叫工人把一些“废品”投入反应罐里，加热到“沸腾”，再加入一点点水，十年前的一幕重现在众人面前——几公斤的水让一百多吨的“废”润滑脂全部再生！林霍金感恩不尽，激动万分地对我说：“原来他们都说你是神仙，我今天再一次看到真正的仙了”。

从东兴回古镇的路上，我看到有人用“茶枯水”洗头，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情形，记得那时候没有洗发水，甚至没有肥皂，人们普遍用油茶饼煮水滤出“药水”洗头、洗衣服，洗后头不痒，而且可以去头皮屑，衣服洗得更干净，要是把这种天然的物质提取出来配制洗发水、沐浴液、洗衣液多好。于是我回到古镇就直奔农贸市场买油茶饼，迫不及待地到厂里试验去了。

经过几个月实验，我从油茶饼中提取了几公斤茶籽皂素，又用这茶籽皂素配制了几十瓶天然洗发香波，自己洗了以后感觉不错，再发动全厂工人试用，都觉得“可以”。我到乡下收购了几十吨油茶饼，制造出几百箱茶籽皂素香波，发给北京、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商场试销，几个月才销完。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经理道出销售不佳的真相：这产品太超前了！过二十年也许好销。

我并不气馁，又想到小时候看到奶奶每天早晨用芦荟汁涂头发的情形，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用芦荟汁涂头发有许多好处——好梳理、干净、去头皮屑、头发健壮、不容易白等等。我发动厂里所有的工人到各地乡下寻找芦荟，几天后才搜集到几十株。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又配制了几瓶发给几个大商场的柜台长试用并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试用者的好评，建议大量生产供应。

要大量生产，缺的是芦荟植物。我到厦门、福州、广州等地的植物园求助，答复是可以“试试”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方法），要我拿出几十万作为这个科研课题的“开题费”，哪来这笔巨大的开支呢？没办法，我只好拜老农民为师，用“土”办法——分蘖培养法慢慢扩大植株数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育出了数百万株健壮的芦荟苗，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山区种植了一千多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芦荟生产基地。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海南和云南可能有野生芦荟，就同妻子到海南，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以前“曾经有过”，现在见不到了。又从海南到广东、乘了几天汽车到云南元江，终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芦荟。我写了一篇《云南元江野生芦荟考察记》在《科技日报》上登出，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几十家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报道。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国精细化工技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自己写的论文《中国芦荟的开发和利用》，与会的八百多位专家学者很感兴趣，我乘机呼吁成立“中国芦荟协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位代表响应。

过了三个月，“中国芦荟协会筹备会”在厦门召开，会议期间我带着几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芦荟基地参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看到基地的照片以后，派人到古镇找到我，说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都想拍一片有关芦荟的科教片，他们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来了，要我尽快写出“脚本”。

我用了几个晚上写好了“脚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灯光等几十个人组成的拍片小组来到基地，我跟他们同吃同住忙了一个月完成拍摄任务，我既当“科学顾问”，又是“编剧”，还在片子里当了几次“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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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成就很喜人，

利益分配乱纷纷，

不断搞出新品种，

开发芦荟创新闻。

我搜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芦荟的资料，连同自己几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一本《神奇的植物——芦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芦荟专著，出版发行以后，成了畅销书。

国人历来有“我也来一个”的“习惯”，几年内书店里就冒出几十本介绍芦荟的书籍，有《芦荟治百病》、《芦荟百科知识》、《芦荟治疗与妙用》、《芦荟》、《天然芦荟健康法》、《家庭医生——芦荟》等等，琳琅满目，这些书的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神奇的植物——芦荟》，有的甚至全抄，只是多了几张照片或漫画，著者和出版社换了，后面一大堆《参考文献》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吉林有一个工程师为了“评”上“高工”，花了一个月抄《神奇的植物——芦荟》，错别字也一字不漏，连书名都不改，加了几张漫画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竟然也卖出几万本！据说此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抄了另一本别人的专著，顺顺当当地成了大学教授！但她还是太懒了，否则多抄几本就可以当院士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官员在国家科委、省市科委一大群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古镇参观芦荟基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联合国的官员们当场提出要我到第三世界国家传授芦荟生产利用技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

盛开在闽南，

你用美丽的画笔，

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

绽放在心坎，

你用青春的旋律，

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我们家在古镇里祖祖辈辈租房过日子，现在“发”了，母亲张罗着要盖房子。我让大哥林耕负责基建，先向镇郊的农民买了一小块地，向镇政府申请了盖房手续，交了一些款后，就请工程队画图纸，开始施工。

兄弟们计划盖三层楼，谁知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公社副书记李庆带了一群人来了，命令我们马上“主动”拆房，否则“后果自负”。林耕赶紧发电报给我，其时我正在上海举办展销会，接到电报急匆匆赶回家，看到李庆正在指挥推土机冲向刚砌好的石头墙，我问李：“我们盖房子又不犯法，你为什么拆房子？”

李从裤兜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拿来一看，是几年前公社“关于农民建房的规定”，就说：“这是‘十年浩劫’时制定的法规，现在不行了。”

李说：“只要上头没有通知作废的文件都是有效的。”说完又指挥推土机“向前冲”。

我觉得跟这种人讲不清道理，就去找正书记张建斌。张来到现场，把李庆拉到一边说：“人家已经交款，办好了有关的手续，你就不要再管了。”

李恶狠狠地说：“我们贫下中农都还没有盖房，地富反坏却在盖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容许他们翻天！”

张书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央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越富越光荣。他们能够盖房子也是好事，公社还增加收入呢。”

李庆还是坚持要“先拆再说”，否则“我一个副书记说话不算数以后怎么做人？”

张说：“你的脑袋瓜怎么就不会开窍呢？”命令推土机开回去，拆房的人员也撤了，李庆骂骂咧咧地回去公社。

这李副书记的头脑果然有问题——此事发生后不久，李突然头痛不止，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癌晚期”，手术后几天就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

盖好了一栋楼房，兄弟们还是不能全部住进去，我又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一块地申请盖房，这一次办手续、盖房子都非常顺利，没有人阻扰。有了两栋“全镇最亮丽”的楼房，兄弟们全都住进了宽敞的新家。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我又同他到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

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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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写本拍电影，

家中生活也提升，

结识一名台湾友，

旅游提到红卫兵。

  看到芦荟这一节,就知道楼主是谁了。我们是老乡,而且曾见过面,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