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神鼻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1952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但质量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她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因为我以前确实对她讲过“苏小妹才高额头也高”的故事，而她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菠萝、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他们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

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工厂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我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来找我的麻烦。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

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

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

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

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它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

我不解，问：“为什么？”

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

“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

“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祸根也从此种下。

<!--EndFra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