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范国兵

这是四十年前的一段故事，虽然短，绝对真实。

我是六九年四月上山下乡到江津松柏山区的知青。落户的地方是松柏公社仙凤岩大队第二生产队，隔公社街场有十二华里。

从生产队到街上，要经过一道山岩，名叫仙凤岩，那是一处险地方，绝壁上一条宽仅一尺的石梯路，呈之字形往下，人只能扶着壁走，下临百丈深谷，胆小的人不敢迈步。下了山岩是一片原始森林，长满杉树和松柏，一条土路从其中穿行，要走二华里多才到公路，顺公路再走六里，才到街上。

这条森林小路因两边树木遮住阳光，白天也十分阴暗，加上小路两边布满藤蔓，蕨草茂盛有一人多深，胆小的人经过都是一路小跑。据当地人传说，此处一直不甚平静，晚上六点天黑之前，社员都早早回家，不愿在此逗留。

而我们下乡后，却没人给我们讲这些事情，下乡数月，经常进进出出，也相安无事。

是这年的九月吧，我从重庆探家转来，坐的是下午火车、到江津已四点多钟。那时县城到我下乡的公社每天只发早上一班客车，那天我急着想早点回公社。碰巧有一辆货车是到贵州温水，要经过我下乡的公社。当时社会上称这种搭顺便车叫搭黄鱼，司机额外找点外水，给个一元二元就行了，比客车便宜。

到松柏街场已八点过了，肚皮咕咕叫，我在饭馆叫了四两米饭，一碗杂碎汤，顺喊了二两白酒。当时街上已没啥人了，饭馆就我一人。当时山区还没有电灯，点煤油灯，昏黄昏黄的。

在我吃饭的时后，街面走进一个人来，二十多岁，坐在桌的对面，望着我吃饭，不开腔。他额头上包一圈白纱布，殷殷的浸出一些红色，可能是受了伤，象是血浸出来凝成的。

我想，可能是当地村民吧，头摔伤了，在街上看了病，没銭吃饭吧？

过了一会儿了，我禁不住问：饿了？他点了下头。我叫了三两饭，一份炒白菜，服务员放在桌的对面。他望望我，也不客气，埋头吃起来。

我又问：喝酒？他又点了下头，我又叫了二两酒，一盘水煮胡豆。我们用碗碰了下，各人喝各人土碗的酒，都没再说话。

我酒喝完了，要回生产队。

他终于开腔问我：要回那个队？

我说：我是仙凤岩二生产队的知青。

他道：我是何家大队的，正好同一段路。

仙凤岩大队与二郎大队紧邻，比仙凤岩大队远，在分手处还要延公路往下走。路上我们也没说话，直到分手处。分手处我是往上走山路，他是一直顺公路。他走了十几步，忽然倒回来，说：我还是送你走一段吧，上山的路不好走，你们知青不习惯。

我说：我有电筒呢，能看见。

但他还是坚持要送，话也比先时多起来。他说他叫范国兵，今年二十三岁，单身一人，家就住在往下行二里多的公路边，住的是石砌的房子。他还说，这条上山的路晚上不大清静，刚解放时，那片树林边枪毙过土匪，那道山岩也摔死过人，叫我以后晚上不要再走了。

我也介绍了些我的情况。走走说说，也不觉路程远。他一直把我送过山岩才回去。临别，我把电筒给他，说路上好照亮，他不要，我硬塞给了他，目送他打着亮光的身影越走越远。

第二天出工，我与社员摆谈了昨晚上的事情，说我很感激他，准备有空到何家亲自拜访，表示谢意。

社员听说后都很吃惊。说何家大队没有人叫范国兵。分手处往下二里多是一片荒山，那里没有人家。到是有个外乡人，贵州的，62年时经过树林前面那道山岩，傍晚时分，摔下山岩去死了。后来贵州那面来人料理，因是六月天，屍体巳发臭，就埋在那段无人居住的公路边。

不会吧！昨晚上我和他的确一起吃饭，一起走路，并不觉有异样呀！我问那人叫啥名字，社员都说不知道。

我不信，下午特地跑到何家大队去寻找，在公路边，坡坎往上走二十米，真见了一座坟，石头砌的，破败得几乎被荒草掩埋，分开荒草，见一石碑，上刻“范国兵”三字。石碑旁边，放着我咋晚给他的电筒。

后来我在生产队锻炼了一年，又调到公社办的知青茶场，七三年才调回城市。其间经常到街上办事，也经常回生产队经过那片山林，上上下下，一直再未见到过范国兵，从没发生过惊怕的事情。

这件事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一直难忘。我不知道世上是否真有鬼神，或者，晚上碰见的那人是住在更远地方的社员，恰好也摔伤了，不想我去找他，假托了何家大队和范国兵的名字？

2009年，是我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也参加了知青的返乡活动，回公社四处走了走，也到范国兵坟前烧了两刀纸，点了爆竹，表示怀念。

又过去二年了，听说公路搞扩建，占了两边不少地，不知坟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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