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
只记得他姓陶,大家都叫他陶陶。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至今也想不起来了,印象中他好象是沙坪坝的人。
那是1970年的初夏,我和他都调到公社搞“一打三反”,就住在团坝街上的供销社。他瘦瘦的,瓜子脸,说话慢条斯理,动作总比别人慢半拍。
那天我俩都没事,他突然从门外走进来对我笑了笑,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想不想到我生产队去耍?”
“好哇!”我反正没事儿,心里面正愁这一天怎么混?“你那里我还没有去过,远不远?”我一边问他,一边暗暗高兴,今天的午饭不是有着落了吗?
“没得好远,你又没有啥子事儿,就陪我回去看一看吧?”他站在我的面前,脸上充满了期待,一双有些凹陷的大眼睛无神地望着我。
我知道他没有什么朋友,一个人被分在另一个比我更远的大队,孤零零的。他性格有些孤僻,不善交往。哪怕公社知青开会,他也是一个人坐在远远的一边。要不是在公社搞“一打三反”,恐怕我和他还是一对陌路人。
陶陶的生产队在山上,一出团坝街,沿小河沟没走多远就开始爬山。山光秃秃的,路又陡又窄,两边全是松散的红色石谷子,人要是落在上面肯定只有滑下山崖,小命不保!一路上我们没有什么话,惟有小心翼翼地爬山,累得我直喘粗气。
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眼前又是一座山。我不停地埋怨:“你说不远,怎么还不到?”他不停地安慰:“快了,快了,这座山爬上去就差不多了。”
这种时候,往往他都会迁就我,转过身来对我看一看,站在路边等我一阵儿。路陡的地方还会拉我一把,轻声地自言自语:“这条路好久没有修了,不好走。”
估计走了三个多小时吧,终于到了他的生产队。
他住的那个院子好大!在云阳县也难得看到这么大的院子。他带着我在院子穿来穿去,走了半天也没有到他住的地方。
“你到底住哪儿?院子都要走完了。”我忍不住问了他几次。
可他总是那句话:“快了,马上就到。”声音小得可怜,似乎说给他自己听一般。他慢腾腾地在前面带路,偶尔和院子的人打一打招呼。
眼看就要穿出大院子了,他的屋子居然还没有到!我有些着急地拉住他:“你到底在不在这个院子?”
“当然在这个院子!”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着什么急嘛,最多还有五分钟。”他回过头来对我点点头,依旧拖着慢吞吞的脚步向外走。
我们果然走出了大院子,我真被他弄糊涂了。
他斩钉截铁地说就住这个院子,可现在已经走出了大院子,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心里直嘀咕。
“放心吧,我真的住在这个院子里。”他看出我的心思,对我微微一笑,用手指了指前面,“从那边穿过去就到了。”
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院子的后阳沟吗?难道他就住在后阳沟?我跟着他在后阳沟又穿行了好一会儿,突然一堵高墙横在眼前。
“到了!”他有些尴尬地对我淡淡一笑。一边掏钥匙一边轻言细语地说:“条件不太好,请不要介意。”
我心里想,都是知青,条件都差不多,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随口就说:“没有关系,你我都一样:八个月的红苕,四个月的洋芋,除了尽吃米!”
我的生产队条件很差,几乎没有大米可吃,要不是公社给我们知青的一点儿供应粮,恐怕早就天天都拉红苕屎了!所以对陶陶的话的确没有放在心上。
“吱——嘎——”一声,他推开两扇沉重的大木门,“请进吧。”他站在一边,让我先进去。
进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偌大一个房间,又高大又空旷。一张挂着蚊帐的大木床摆在房间的正中央,两束刺眼的阳光透过屋顶的两片玻璃瓦,斜照在有些发黑的白蚊帐上。床的四周摆满了脸盆、脚盆、木桶……
“你这是干什么?”我有些诧异地望着他,又看看四周的盆盆桶桶。
“接雨,屋顶到处都漏。”他显得很无奈。
他的眼中充满迷茫,无助地看看高高的屋顶,又看看四壁空空的房间,眼神深处似乎隐藏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许许多多难以启齿的酸楚。
“一到下雨天,凡是能接雨水的东西都得用,有时候还不够。”他的神情有些伤感,“有什么办法呢?要不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空荡荡的大屋,孤零零的木床,满屋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明显有积水的痕迹。屋梁的四角布满大大小小的蜘蛛网,一只硕大的老鼠正优哉游哉地在屋子里散步……天哪!这是人住的地方吗!
我绕着房间走了一圈,靠右墙有一个扁桶(盛东西的家具),左墙角有一小堆洋芋(主粮),靠门边是一个大灶台。四壁都是厚厚的土墙,早已斑驳不堪。除了大门,只有灶台上方有一个毫无遮拦的天窗。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大灶台,一口大黄锅,象开伙食团用的锅。锅一片金黄色(黄锈),惟有锅底一圈是黑色的(平时煮饭的高度)。灶台上有一个平口盐罐,除了中间经常舀盐的一个深洞是白色,其余地方全是黑黢黢的一片……
我的鼻子一酸,心里一阵难过。我的日子已经够苦了,可他的日子怎么比我还惨呀!
“没有什么招待你,我去借两个鸡蛋。”他对我淡淡地说了一声。
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思,想好好招待他的客人。因为我是第一个到他家作客的知青,所以我没拦他。
我知道这儿的鸡蛋不贵,只要五分钱一个。万万没想到他居然连五分钱一个的鸡蛋也要借,却是大出我的所料。
望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他拿着两个鸡蛋急匆匆地回来了,苍白的脸颊上浮现两片淡淡的红晕,看我的目光似乎透露出几分喜悦。
他开始忙碌起来,在墙角撮了大半撮箕洋芋,一会儿清洗,一会儿刨皮。
我慢悠悠地拉着风箱,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他还是那样慢吞吞的,不紧不慢地把洋芋放进锅里,再慢慢舀水盖上锅盖。
他脸上偶尔露出一丝微笑,笑得有些勉强,带着几分苦涩,反倒给人增添许多莫名的愁绪。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面对他的愁容,面对他的盛情,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要来打搅他平静的生活?为什么要来混他一顿午饭?面对默默无语的他,老实巴交的他,我颇为后悔!
就为了招待我一个人,几乎用掉了墙角洋芋的三分之一!他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这天中午,陶陶煮了两个鸡蛋,我们一人一个;煮了一锅洋芋,我们一人三大碗。
事情过去40年了,而这一天的经历我依然记忆尤新;陶陶那瘦瘦的模样我仍旧历历在目。
后记:这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段经历,自“一打三反”的工作结束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他现居何方?生活可好?我一概不知。但那顿令人思潮跌宕的午餐,却在心灵深处久久不能平息。陶陶老兄啊!不管你现在如何,当年的小兄弟今天向你问好,祝你一生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