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遥远的回忆 - 散文小说 - 中国知青网

遥远的回忆

         这已经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一九六九年初，全国正处在文革中期，我那时在济南市第三十六中学上初中。当时是复课闹革命的第二年，学校天天开批斗会，有点历史问题的校领导和教师几乎天天被拉到台上批斗。学校还经常组织学工，学农，搞忆苦思甜，教育学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化课时有时无，学习断断续续，数学就学了正负数，英语学了几个单词。

    后来，中央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

    与此同时，省级机关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工作基本陷于瘫痪，当时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山东省齐河五七干校”，把省级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下发到干校，劳动改造。我父亲于六九年一月带着我大哥先去了干校。三月底，我也办妥了上山下乡的手续。学校还补助了一点布票粮票，颁发了上山下乡光荣证书。

    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离开了校门，踏上了下乡的征程。初春还是寒冷的，母亲带着我到了洛口，乘船渡过黄河，坐上了去干校的大卡车。北风呼啸，黄沙弥漫，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齐河五七干校。那时，差近一个月，我才满十五岁。

    我被分到了校部驻地，一营一连七班。班里有副厅一人，处级五人，其余都是科级和一般干部，小孩就我一个。一营下放的干部中较出名的有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夫人严永洁（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打扫厕所），原省委宣传部部长王众音（看机井）。省级机关厅局长们都分到各班，处级的就数不清了。姜春云当时也下放在此。

    齐河五七干校前身是劳改农场，因建于六一年，又称六一农场。主要安排刑满释放的犯人就业，在济南市北面有二十多公里。农场地处黄河黄泛区，都是盐碱地，茅草丛生，农作物产量很低。除种植小麦玉米外，还种植棉花，还有果园以及综合配套设施等，是以农业为主的中型国营农场。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去农村插队的知青要好的多。

    我所在的一连七班负责种棉花。开春后要播种，棉花要先浸种催芽。支一大锅烧水，然后按温度兑水倒大缸里浸棉种，过一段时间，看到棉种露芽了，装播种机去棉田播种。

    拖拉机拉着播种机驰骋在田野里，我站在播种机上操作，还有点乘船在大海里遨游的感觉。棉花出苗后，管理很繁琐。间苗，“撸裤腿”，“打岔子”，“打顶尖”。最累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打农药。棉花的病虫害太多了，从出苗开始，蚜虫，红蜘蛛就接踵而来。滴滴涕，六六六，乐果，敌百虫，还有剧毒的1059。肩背着几十斤的喷雾器，往返在棉田中喷洒农药。农场的棉田南北有近800米，打一趟要灌几次药水。到了夏季，烈日下打农药还要要穿长衣裤，防止农药中毒。棉花的植株又高，密不透风，在棉田里穿梭往来，汗水湿透了衣服，喷雾器的背带陷入了肩头，勒出一道红红的深沟。

    六九年正值党的九大召开，连里组织我们十几个年轻人，都是随父母来干校的孩子，敲锣打鼓，去附近村里宣传党的九大。每逢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要去宣传一趟。十五岁正是贪睡的年龄，白天下地干了一天农活，晚上困的睁不开眼。背着鼓，迷迷糊糊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队伍，沿着去村的小路，借着月光，手里鼓槌机械的抡着，转一圈回来啥都不知道，一头扎炕上（那时班里都是土坯垒的炕），倒头就睡。

    当时通讯很落后，校部仅有一部外线电话，其他电话都要通过总机转接。当天的报纸三四天后才能看到，只能靠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大事。每晚七点整，高音喇叭里准时响起了“嘟嘟嘟”的报时声，然后是陈铎，虹云或方明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九点整，现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等听到雄壮的国际歌乐曲响起，新闻广播节目就结束了。有重要新闻，还要有组织的进行收听。

我的字写的马马虎虎，还会刻蜡版，学习九大精神要有材料。营里负责政工的马锡钧叔叔（原山东团省委干部，后在省安全厅副厅离休）把我叫了去。他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每天零点左右，重要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用记录速度向全国播送。他记录一段，我就刻一段，等我刻完了版，校对无误后，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全营学习。

    党的九大期间，影响最深的一件事是，原省委书记谭启龙仍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当时震动很大，说明老干部还没有被打倒！干校安排有关人员找严永洁谈话，听了九大的新闻公报有何感想？严说：反复收听了好多遍广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当时谭启龙还在济南南郊宾馆桃园里劳动改造呢。

    那时特盼下雨，因为下雨就不出工干活了，在家学习。学习一会我就困的睡了。我年龄小，叔叔阿姨们也不太计较。他们可不行了，政治学习是非常严肃的事，说错话都要被抓小辫子，上纲上线。

    班里有个孔林叔叔，我们挨炕，对我特别照顾的。他原任《山东文学》副总编，省文联副主席，散文和诗写的特别好。营里庆祝九大召开要有文艺演出，他就连夜写剧本，写了部小话剧，类似现在的小品，我是剧中的小演员。初登台心里怦怦直跳，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腿肚子差点没转筋。到了台上，面色苍白，台词倒没记错，只是机械的像背课文了。排练时的什么动作表情都忘的一干二净。

    我的班长孙景协叔叔，省委宣传部的（后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离休）。天生的色盲。我很好奇，就问：“色盲是咋回事？”他说：“看树叶就跟人的脸色差不多！”我当时哈哈大笑：“人脸都成绿的了！”孙叔叔学习非常刻苦，初中文化，在单位时，天天坚持凌晨即起，学习政治经济哲学等专著，在宣传部号称数一数二的笔杆子。下发后，《人民日报》还来约稿，当然都是理论文章了。有一次近一月才回干校，我问：“见报了吗？”他说：“见报了！”“几版？”“人民日报二版”。我又说：“才二版啊！”他听了哈哈大笑：“你还小，不懂，《人民日报》二版能见报就很不错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天真和可笑。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流鼻血不止，土办法用了好几种都不管用。孙叔叔知道后，连夜带我去卫生队看病，打了止血针才止住血。

校部办了个《五七战士》的油印小报做为干校的校刊，我有幸也参与了办报工作。主编是于占德（后任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已离休）。山东大学的高才生，大个子，白白净净戴一副眼睛，一副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干校很扎眼。拉的一手好京胡，闲来无暇拉上一段样板戏，苦中求乐。有时干校的发电房停了电，我们只好点一盏小煤油灯，在豆粒般的微弱的光线下刻蜡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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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文革期间前辈们言行都很谨慎，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学校里，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知足长乐，随遇而安，可谓受益匪浅。

随着文革斗批改运动的不断深入，一年后，下发的干部们陆续返回了省城各机关单位。我们这些跟父母来干校的子女们，三个营有近百人，组成了青年连，等待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开始兵团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