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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游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有知识有见识的人。可是我的少年时期，连北京都没出过，也一直遗憾自己因为囊中羞涩没能参加“大串联”，没能早早领略祖国的博大和奇异。

插队前曾匆匆闯关东，算是见识了广阔的黑土地，然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往返三、四千里地，途经四省诸多城市，居然没有逛过一条街，一个公园、一个商店。没读了几本书就到陕北的一个小山村插队后，前两年虽然没看什么书，路确实没少走，但大多没出生产队那一亩三分地，去过县城，最远出民工修路的地方，也没出了公社的地界。直到插队的第二年底，我才经过徒步一百六十多里的拉练，一瘸一拐的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

七一年初，我有幸到洛川参加地区科学种田会议，认识了县农业局的程局长。这之前我曾听说县种子站每年冬天都找几个农民去海南岛制种，去时走直线，返回时经湛江、桂林、昆明、成都、重庆、武汉、西安逛一圈，算是对制种人员几个月辛苦的犒劳。于是我和程局长提出要去海南岛制种的事，老程答应得非常痛快，“没问题，只要你们队长同意，秋后你就找我来”。

好容易熬到了秋收结束，我和队长老陈提出要去海南岛制种去的事，没想到老陈就是不同意，说到最后老陈就是一句话“你要是回家看娘老子，招工、上大学，我决不拦着，跑球那么远，还是成天刨土坷垃种地，还不如和我一块在队里干活呢”。该死的本位主义的老陈断送了我弥补没能“大串联”这一憾事的绝佳机会，也怪我太重规矩，如果再找找程局长或许还有转机。

能够去各地转转增长点儿见识，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 一、 刻意要游历一番的探亲之旅

 

七一年收成不错，年终结算后我们知青小组终于从战时共产主义返回了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当一百多块钱到手后，我就开始了自己谋划许久的探亲之旅。

旅程的第一天，我搭上每天仅有一趟的班车下午到达延安，在汽车站买好了第二天到铜川的汽车票后，就直奔地区革委会找曾经在我们村插队的西安干部老杨去了，老杨他们原来都下放到南泥湾的“五七”干校，后来大概是干校人满为患，又被打发到我们那里插队，老杨四十来岁，名书继，为人开朗豁达，没几天就和我们打得火热，他常逗我们之中年龄最小的还只知道淘气的小知青，用他们名字的谐音说“我是杨书记，你是袁主任，咱两搭班子最合适”。大概老杨曾经是西安市人委的总务科长，来到队里没多久，就被借调到地区革委会的总务组去了，就这样他还不知趁着什么方便，常回到队里看望老乡同事并和我们说说笑笑。老杨招待我吃过晚饭，又把办公室兼宿舍的炉子烧得通红，和我一起喝茶聊天直到很晚才把炉火封好，让我就在他宿舍休息，自己找地方睡去，我叮嘱他明天早点儿叫我别误了车，他让我放心睡误不了事。

第二天，天没亮，我被砖窑外隆隆发动汽车的声音惊醒，老杨进来打开灯，见我正在起床就给我倒好洗脸水，告诉我不用着急，他找了司机会用车把我送到东关车站去，当我坐着那时只有县太爷才坐的吉普车到了车站，老杨又提着行李把我送上车，直到客车启动才在车窗外和我挥手告别。

来插队时，我们是坐着连帆布篷子都没有的大卡车，在腊月寒风中行驶了六七个小时才到延安，一个个浑身发抖牙齿打颤都快冻酥了，这次虽然也是腊月，坐大客车到铜川就舒服多了。在铜川我买好了到太原的联运票，在候车的空隙到车站北侧的工农兵食堂美美的吃了两大碗正宗陕西裤带面。为了避免在西安过夜，当火车到西安后，我又赶紧出站到售票处买了西安至孟塬段的加快票，在天黑前登上了一趟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都汇集到这趟列车上，车上一片欢笑喧哗，本是孤零零的我也意外遇到了在延长县插队的校友沈鸿，彼此询问起分在两县校友的情况。列车启动后车厢里安静了许多，此时一个“活宝”开始向邻座的知青们聊起自己串联时闯荡新疆的逸闻趣事，这小子极具语言和表演天赋，逗得大家阵阵发笑，一通神侃之后他站起来指着坐在自己里边的两个同伴，向邻座们说“我这俩同学没票，待会儿查票时请各位多关照”，看来他是这趟车的常客。列车过了临潼不久，各个车厢的列车员开始查票了，当列车员查到“活宝”他们这一排时，三个人还都在装睡，列车员站在“活宝”身边一声高似一声的说着查票，三个人就是不“醒”，直到列车员冲着“活宝”大喊一声“查票啦”，“活宝”才抬起头睁开“睡眼”说道“查票就查票吧，你喊什么呀，怪吓人的”，列车员有点火儿了，嗓子里吼出一个字“票”，“你吃枪药啦，耍什么横呀，什么服务态度呀，你！”“活宝”开始数落起列车员的毛病来了，还不算太老练的女列车员被气得满脸通红，没搂住火儿张口来了句“看你就不像什么好人”，一下子落进了“活宝”的陷阱，“你是查票呀，还是相面呀，嗨，我问问你，我怎么就不像好人？”两个人越吵声音越大，不可开交。大概是听到了动静，列车长从邻近车厢走了过来，“活宝”开始向列车长告列车员的状，核心是列车员凭什么说他不像好人，列车长只好向他表示歉意，并希望大家配合查票，然后拍拍列车员肩膀示意继续查票后走了，这时“活宝”才掏出车票递到列车员手里，列车员看了一眼就递了回去，整个车厢都吵翻了天，坐在里边那俩小子还“睡”呢，直到列车员再次喊查票，这俩小子才慢吞吞从口袋里掏出不知什么年代的车票，已经气昏的列车员大概怕再碰到一个“无赖”，连接也没接就查后边的人去了。倒霉的列车员回到乘务室喘气后，车厢里爆出一片哄笑。

列车到达孟塬已是深夜，我告别了或许再也见不到的校友下了火车。明天上午才有一趟由孟塬开往太原的列车，我只能在车站的候车室忍半宿了，在候车室的长凳上眯到天蒙蒙亮，我就走出候车室向街上卖杠子馍的老乡打听这里离潼关古城有多远，我打算利用等车的这点时间看看历史中常常提到的，号称中国十大名关前列的潼关古关楼，得到的答复是二三十里远，只得作罢，空空的街上也没啥好溜的，自己只好找个小饭铺吃了碗面，又回到候车室静静等待开往太原的火车去了。

我姑姑一家六五年支援内地建设，从北京迁到太原，这次趁探亲之便顺路看看姑姑一家，也能顺便在晋阳古城游历一番。当我坐着站站停的火车到达位于太原旱西门冶金宿舍区的姑姑家，天已经黑了，临进家门前看到楼房之间，到处都是白雪覆盖的坟头像坟地一样，甚是奇怪。姑姑看到多年没见的侄子喜出望外盛情款待，姑父和表姐在离太原很远的矿山上班不在家，两个儿时一块玩耍淘气的表弟也是高兴得向我问这问那，我问他们外边的坟头是怎么回事，他们大笑说那是用黄土封起来的煤泥，每家都有一堆，这里没有北京的煤球儿。

次日，表弟们上班上学去了，姑姑临上班前把我叫醒，告诉我“厨房里有烧饼起来吃”。我起后从厨房找出一网兜烧饼，便就着桌子上的一堆旧报纸边看边吃烧饼，几年没吃过烧饼了觉得挺香，不知不觉中把网兜里的烧饼吃了个光。中午，姑姑回来准备做挂面汤时，问我把烧饼放哪儿了，我说都吃了，姑姑愣了一下，赶紧又换了一个大些的钢精锅坐在炉子上，将一把挂面都煮了进去又卧了几个鸡蛋。姑姑看着我把一锅挂面鸡蛋稠的稀的稀里呼噜吃净后，找出家门的备用钥匙和自行车一起交给我，说她下午坐公共汽车上班，让我骑车出去溜达溜达。

姑姑大概是怕自己这个不太对劲的侄子撑坏了，要我出去溜溜食，这也正乘我意，由此开始了我为期六天的古城游历。当火车即将到达太原站时，我在朦胧的暮色中看见两座高塔，便沿着来时的路线找到火车站，又南行几里来到名曰永祚寺双塔之下时才发现，一十三层的砖石结构的玲珑宝塔，已经被战争的炮火削掉了半边，岌岌可危的伫立在那里，周围残垣断壁乱七八糟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离双塔基座不远的地方东倒西歪地躺着几块很大的墓碑，碑主人中的一位不知是故于民国什么时期的将领，大概前几年被推到了。徘徊在破败的曾经是古城太原标志的双塔下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是阎锡山重兵把守的阵地，战斗异常惨烈，在距这里不远的烈士陵园就长眠着数百名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

从双塔寺回来，我顺着迎泽大街西行直到新建路才向北拐，迎泽大街的宽阔令我惊讶，六或八条机动车道宽的主路上，稀稀拉拉的跑着几辆汽车，其超前意识的设计一定招致了不少非议，新建路清静整洁，两侧种着柳树，街边楼房林立，给人一种北京三里河大街的感觉。太原街道的名称极有特色，东西走向的一律称街,南北走向的一律称路，使人易于辨别方向，半天的体验让我对除北京外见过的第二座大城市感觉不错。

晚上，接到姑姑的电话后，姑父从两百多公里外的矿山赶回来看我，一见面我对姑父的形象有些诧异，原来家里曾有张姑父的照片，年轻帅气，六六年冬，姑父去北京出差看我们时也还是中山装笔挺满头乌发，而眼前的姑父，就像一个我见识过的东北老客，身穿老羊皮袄头戴长毛大狗皮帽子，人是又黑又瘦，帽子一摘光头在灯下直泛光，只是说话的声音还和过去一样，像个广播员嗓音清脆洪亮。姑父刚把皮袄脱了，姑姑就开始告状了，“快好好看看你这侄子吧，早晨我买了十个烧饼，他一上午都吃了，你说他这几年是咋过的，怎么就成个饿狼了”，姑父听罢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矿上前些日子分来一个知青，一个月的粮票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没办法开饭时只好你三两他二两的给他凑，后来大伙合计还是把他调到食堂帮几个月灶，攒点儿油水再说吧”。那天晚上姑父问了我许多插队的情况，我秉着对长辈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回答了自己在陕北的生产生活情况，当然没有告诉他，在给他们寄信的信封背面注明的“邮资对方支付”并非是如信中所说买邮票不方便。

按照姑父的指点，我骑车去了离家四五十多里地的晋祠。在离开公路拐到晋祠前的一片松树林后就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我循着水声走到溪边，只见溪水清澈见底，各种水草碧绿柔嫩，随着水流摆动，水面上升腾的一片片轻雾像薄纱一般飘荡，此情此景在正是千里冰封的北国甚是稀奇。晋祠始建于北魏，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始称唐叔虞祠，后称晋王祠，简称晋祠。晋祠面积不大却十分精致，大概是隆冬时节游人稀少，我又没什么文史知识，只是一个个亭台楼阁走马观花，即便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印象颇深。祠中最宏大的建筑是宋仁宗年间修建的圣母殿，殿前廊柱木雕蟠龙缠绕，供奉的是唐叔虞之母邑姜，而本祠的正主姬虞却被挤到旁边的次席，不知当年的人们为何要如此孝敬姬虞母亲而不是直接供奉姬虞他爹周武王，其中的猫腻或许永远是个谜，圣母殿里有许多彩绘斑剥的泥胎仕女塑像，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极其稀有珍贵的宋代彩塑，只想着找那位姑姑说的坐在水缸上的水母娘娘。一般都说晋祠始建于北魏，但也有说是姬虞死，后人念其功绩兴建祠堂供奉，称之为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即位后国号由“唐”改“晋”，该祠实际成了“晋”地的国庙，圣母殿两侧那沧桑的周柏似可印证，不然的话也不好解释叔虞死后一千多年的鲜卑氏当权的北魏要大修他人祖庙，而重修扩建“国庙”则是说得通的。晋祠虽然地方不大，但神灵不少，即供奉着叔虞母子和水母娘娘，也供奉着玉皇大帝、释迦牟尼和太上老君、土地爷、关老爷、文曲星君和送子娘娘，总之各路神神都落脚晋祠一隅，朝夕仙聚共享人间香火，共观人间百戏人神同娱。晋祠灵山圣水，建筑雄奇俊伟亦不乏玲珑精巧，引来历代豪杰、骚客挥毫泼墨吟咏歌赋，这些我看不懂也记不住，只记得最著名的当属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其龙飞凤舞之行书跃然碑上历千年，引来无数赞叹。晋祠历经千年不衰，或许就根植于那晋水之源的难老泉，泉亭下的泉水池内微微泛着涟漪清澈见底，终年十七度的泉水千年生生不息，灌溉着祠外万亩良田，享誉三晋的晋祠大米，大概是太原人餐桌上的珍馐。晋祠是我在北京之外游历的第一个名胜古迹，虽然笨手秃笔无力记述它的胜景，可她确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游罢绉顺口溜一首：

雪飞苍穹四野白，

惟有晋祠春意在，

周柏唐碑对越坊，

愚民圣母慈亦哀。

从晋祠回来，一路骑行在积雪融化的公路上，天黑到家时，自行车上、鞋上裤脚上都糊了一层厚厚的黑泥浆，东山煤矿西山矿务局，千家万户烧着洗煤厂选煤厂的副产品煤泥煤末，整个城市罩上了一层粉煤灰，这或许是太原的一大弊端。在随后的两天，我骑着自行车遍访太原的大街小巷，感到这里虽称古城，但除了水西关到旱西关还能见到残破的城墙还有纯阳宫、文庙和省政府的署衙大门外，很少能见到像样的古代建筑了，比古迹更少的是太原大街上的公共厕所，几次在大街上找不到这一稀有资源，我就照在北京的经验，往小胡同里钻，可那里更寻不到公厕的影子，迫不得已或返回姑家或找个肮脏如厕的角落方便。

太原与北京的大不同就是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坐落着许多大企业，插队前我在北京只参观过太平湖南侧的规模不大又很简陋的生产盘条的二轧厂，见过酒仙桥那片还算高大的厂房，在太原我看到矿机，重机、机车等一座座大型工厂，光从巨大的厂门望去就让人羡慕。尤其是我这么一个刚从山沟里出来的陕北山汉，站在太钢厂区，看到蒸汽机车在一座座巨大的厂房间穿梭，拉着一串串巨大的盛满炽热液体的暗红色的钢水包，带着热风从身边经过时，心灵中充满了对大工业的敬畏和震撼。

临离开太原前，我告诉姑父自己还打算去白洋淀看一位同学，然后再回北京，姑父打发表弟给我买了一张到河北徐水的车票，又让姑姑塞给了我五十块钱，告诉我只有太原到永定门的慢车经停离白洋淀较近的徐水，就是时间不太好，要我路上小心。

我是头一天下午三点多坐上的火车，到达徐水已是次日凌晨三点左右，空荡荡的站台上大概就我一个人走下火车。走进候车室，只见几个当地农民围着烧得通红的炉子聊天候车，听惯了陕北婆姨汉的称呼，再听到带着浓重保定口音“老娘们、老爷们”的称呼，觉得尖锐刺耳。我的同学“四眼儿”在我插队后不久，和几个外校的同学一起跑到白洋淀插队来了，前几个月还给我写信说他们那里的情况，这次回家很想顺便见见几年未谋面的朋友，也想看看小兵张嘎和雁翎队神出鬼没的白洋淀是个什么样子。

天蒙蒙亮，我就找到徐水长途汽车站，坐上了第一趟开往安新的班车，路不远一个小时后我就到了安新，在县城吃早点的同时，我向老乡打听去王家寨公社的路径，他们告诉我路不远出县城东南十几里就到了，如果抄近路走水淀的冰上有一个小时就走到了。

从山沟来到广阔的号称华北明珠的白洋淀，虽然冬天使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变成了村子周边的一个个苇垛，但堤岸上的一行行柳树被雾凇（当地叫树挂）妆扮得银条低垂非常漂亮，一种像大冰车（当地叫冰床）一样的运输工具，在宽阔的冰面上像穿梭一样飞驰，其动力就来源于站在大冰车上的汉子和他手中那根长长的大冰钎子，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高招。或许是这里的地势低雨水多，路过村庄的房子大多是石底砖砌的瓦房，外表上看显得气派富有，不像“四眼儿”信里说的那么穷，（我们村二十户人家都住土窑洞，全村也找不出几块砖头瓦片）可以说冬天的白洋淀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可谓：

地寒霜天北风吹，

树挂妆柳银条垂，

村边吱吱轧新苇，

冰床满载淀中飞。

几经打听七扭八拐，我才在村子里找到“四眼儿”他们知青住的房子，进了家门看见两个同学正在那里聊天做饭，我说明来意，二人告诉我“四眼儿”两天前刚被北京铁路局招走，具体分到那儿他们也还不知道呢，扑了个空没办法，我喝了两位同学正在炉子上熬的有两条小猫鱼的鱼汤，告辞返回。

我一直非常喜欢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这首诗：

“犬吠水声中，

桃花带雨浓，

林深时见鹿，

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

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

愁倚两三松。”

除了它能让人联想到一幅有声有色的优美的山水画卷之外，还因为我也确曾体验过“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的惆怅心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时又让人感觉很小，就在徐水这个不起眼的小站，我又遇到一位和“四眼儿”一样自己联系到白洋淀插队的校友，他所在的班级曾是我们的辅导员班，文革中又在同一派组织里，所以虽然相差几岁时隔几年还能一见如故，他曾是我们那个组织的活跃分子，在回京的火车上向我讲起了许多同学的近况，讲起了我们学校原来的团委书记，“你说他他妈损不损，他给我和许多同学的单位去信，说此人在运动中极为活跃有五.一六嫌疑，弄得人家不能当兵、入党，连招工都没戏，真他妈坏透了。”也许好久没处倾诉，原来总戴个白边眼镜很斯文的校友越说越激动，竟张口骂起人来。

在我们漫无边际地交谈中，列车驶入了北京。

 

我的父母六六年秋就被迫回到了距京城百里的郊区，在探亲期间，我多数时间是窝在郊区和父母在一起，面对家里的窘况我感到无能为力，只是期盼着政策能早日落实到我家。这期间我也曾两次进京会同学，毕竟和天南海北回京探亲的朋友们见面机会难得。一个多月的探亲很快过去了，当我走出家门很远，回头还看见母亲站在街口向我挥手。我很佩服母亲的坚强，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时期，父亲曾为遭受的委屈而在我面前流过泪，而我却从未见过母亲流泪，即使是送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的儿子远行时，也总是面带微笑。多年后提起往事，弟弟告诉我“把你送走后，妈一个人偷偷哭，你当然不知道”。

从郊区来到北京城里，我花二十四块多钱买了一张北京到延安的公铁联运车票，带着好心的邻居大叔特意为我烙的两张大烙饼，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我准备夜行昼游把火车当旅馆，充分利用车票的七天有效期，中途再逛上几个城市，一路坐慢车省下的几块钱也够我白天的开销了。

坐了整整一夜火车后，我来到了中原河南的省会郑州。坐落在平原地区的郑州给我的感觉城市规模很大也很乱，城市的街道七扭八歪，不像同为省会的太原那样街道横平竖直，郑州虽号称中国几大古都之一，大概太古老了，而且都古在周边的一些区县去了，所以在市区很难见到古代建筑，我在西安和太原一出火车站，首先见到的还是古庙一样的车站，郑州火车站则完全是现代建筑了，郑州在三十年代还被称为郑县，实际上完全是依托陇海和京汉铁路的通车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其城市标志“二七纪念塔”也是在我去的前几个月（七一年）才建成的。

河南人多，郑州又是陇海京广交汇之地，所以我在站前广场和二七纪念塔附近看到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做小买卖的也很多，其实在最革命的年代也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尾巴”割干净，七十年代我曾几次在穷乡僻壤的个人开的小饭馆吃过饭，根本不是八十年代之后北京才出现了第一个私人饭馆，只不过那时饭馆的主人一般没有雇工，还有一个公社社员的身份，还要靠收入向生产队买口粮，还要承担那时社员所要担付的几元或十几元的集体负担。站在郑州街头一个小饭馆的橱窗前，看见里边的案子上摆着一碗碗面片，我问服务员“片儿汤多钱一碗？”服务员没好气儿的答到“那是馄饨，一两粮票八分钱”。

说实话我在郑州只停留了十几个小时，对郑州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除了人多，城市规模显得很大之外，我还记住的就是在车站遇到的两位农民。郑州车站虽然不小，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人太多，所以只好在站前广场的空地上搭了几个大棚子供旅客候车。白天在大街上溜了一天，我有些疲惫，天还没黑时就返回车站，想在候车室歇会儿再坐夜车去洛阳，就在我要走进候车室的空当，一个个子高大的农民拦住我，哀求的向我诉说他要回老家买车票的钱不够，求我帮他凑上五毛钱，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一块钱给了他，我虽穷，但这点忙还是能帮也愿意帮的，那人接了钱匆匆谢过走了。我走进候车大棚坐在长条靠背椅上吃着邻居大叔给我准备的烙饼，邻座的是一位头上向后系着白毛巾，身穿崭新黑色棉裤棉袄的农民，带着一堆大包小包，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他也是去洛阳，去看当兵两年没见的儿子，得知他来自于昔阳县大寨公社，我那时在心态上十分好奇，开始不断的问他们那里的生产、生活状况，他显得很自信，不紧不慢的回答着我的好奇，他也很羡慕大寨，“人家大寨一个工能挣两块多，我们大队一个工最多也就一块五六”他说他们公社还有一个大队工分值比大寨还高。就在我和这位大寨公社的社员聊得起劲时，那个向我讨钱的高大汉子，一手拿着一个大苹果，边吃边从我身旁匆匆走过，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那人可能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骗子。

游洛阳是我在一个同学家里聊天，那位同学的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得知我是从陕西回来的，就建议我在返回陕西时不妨到洛阳的龙门石窟看看，“下了火车坐几分钱的公共汽车就到了，非常方便。”

离开北京的第三天早晨，我走出洛阳火车站，坐上了开往龙门石窟的公共汽车，龙门在洛阳城南，距火车站三十多里，车票不是几分钱而是四毛钱，不过能游览中国四大石窟之首的龙门再多花点儿钱也值了。

龙门石窟坐落于伊水两岸，主要是在西岸的龙门山一侧，我在公园门口看说明上讲这里有石佛造像十余万尊觉着有点儿吹，及至看过一座座石窟，看到这里不但有高达十七米的卢舍那大佛，还有岩壁上一片片鹌鹑大小的石佛造像，数也数不过来，才信十余万所言不虚。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后，应该是北魏的皇家信佛，才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石佛造像的高峰，所以遍布全国的石窟中都有大量的北魏遗迹。当然在洛阳的龙门石窟中最负盛名的还要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石佛造像高峰时期的唐代奉先寺中的卢舍那大佛，在这座巨型的露天窟龛中，除供有气宇轩昂的卢舍那大佛外、还有文静温顺的二弟子、端庄矜持的二菩萨、壮硕狰狞的二天王、生性暴躁的二力士，九尊雕像个个出神入化。或许是需要抱佛脚的人太多，所以一位天王造像镂空的脚脖子被人们蹭得乌黑发亮。

站在龙门山一侧的石栏旁眼望伊川对面的香山，满山的松柏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依然显得郁郁葱葱。一位本地游客告诉我半山腰处两片白色的建筑就是香山寺和白居易墓，香山寺有驻军不对外开放，我从后来的史料中得知杨成武将军七一年左右就曾幽禁在香山寺中。出身于诗书官宦人家的白居易，早年在兼济天下受挫后独善其身，晚年熬到河南尹这一省部级职位后定居洛阳，与香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号称白香山，尤其是他把为元稹撰写墓志铭所得的高额稿费都捐出修缮了香山寺，让后人一直念念不休。

龙门依山伴水景色宜人，为洛阳八景之冠，又有那么多历史人文景观，确实是个值得一游的好去处。

又是坐了一夜的慢车，天亮时分我到了西安，在车站存了行李后，就开始漫无目的的在西安大街上穷逛，我顺着解放路南行不远就看到了远处久闻其名的大雁塔，大约一个钟头后我站在了矗立在黄土台基上的大雁塔下，仰头望着硕大高耸的四棱子砖塔，也不知道它为何鼎鼎大名，反而觉得不远之处的小雁塔塔型更为俊逸秀丽。

西安坐落于渭河平原，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向外延伸，整个城市方方正正显得很大气，不像太原坐落在一个狭小而又被汾河分割的盆地南北狭长。那一天我用双脚丈量着东南西北四条大街，见识了与北京钟鼓楼大不相同的高大的钟楼和矮小的鼓楼，见识了这个久已闻名世界至今仍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都市。直到傍晚饿得慌了，我才在西大街桥梓口附近的一家饭馆吃了一大碗馄饨和三个烧饼，喷香的鸡丝馄饨和郑州八分钱的“片儿汤馄饨”不在一个档次，就是太贵了要两毛钱一碗。

从北京出来我就没住旅店的想法和预算，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猫了一宿后，我又乘火车到了铜川，拿着公铁联运车票赶到已经聚集了许多北京知青的长途汽车站售票处去签字时，却被告知雪天路滑已经停运两天，明天能否发车还是个未知数，此时我才注意到附近的山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积雪。

当年的铜川在陕西省地图上是为数不多的三五个城市之一，虽然城市人口不少却都藏在方圆百里的矿山中，整个城市似乎就只有火车站前那一条向南延伸的大街，尽管没什么好逛的，那天下午我还是沿着这条大街走了一遍，唯一新奇的发现是在这条大街南端的电影院。为了消磨时间我买了一张电影票，因为图腿能伸开舒服些所以要了1排1号，进了影院我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最前排的正中间居然是31排15号，而我要的1排1号却在最后边的犄角上，好在电影院里总共也没几个人，我坐在哪里都没人管，和我一样感到奇怪的也许还有那位电影院的售票员，她奇怪没几个人看的电影，还会有人专挑犄角旮旯的票买。傍晚我又去了曾经去过的工农兵食堂饱饱地吃了一顿裤带面，又返回到火车站候车室准备再猫一宿，谁知一天只有两趟慢车的铜川火车站晚上八点就关门谢客了，我只好去白天就聚了许多人的汽车站，而此时的汽车站门口堆了一群人，从窗口向候车室内望去，里边横躺竖卧挤成一片，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或许旅途的疲劳和刚刚离开父母家人的惜惶，集聚着几百名北京知青的候车室内外竟然令人不可思议的安静，连悄声说话的都很少。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冷的夜，孤零零的我连个能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提着行李沿着昏暗的街灯在相距不远的火车站和汽车站之间游荡，在火车站前灯光明亮的空地上整夜都有几个小商贩在叫卖糊辣汤和热水，那一夜为了抵御寒冷和孤寂我喝了一生中绝大部分的糊辣汤。

还算运气不错，我只在铜川熬了一个夜晚，天亮后汽车站调来了许多辆装好防滑链的卡车，我随着几百名冻得瑟瑟发抖的知青们兴奋的爬上卡车，出金锁关爬宜君梁向覆盖着皑皑白雪的陕北高原进发。

离京后第七天的中午，我回到了自己插队的山村，途经延安时没好意思再去麻烦老杨，不记得在这七天中自己是否洗过脸，只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夜晚自己喝了一肚子糊辣汤，没舍得再花五分钱买盆热水洗洗脸，好在那是冬天，不会流汗变成花猫。

这就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的探亲之旅，往返路途六千里历时半个月，多少也算长了点儿见识吧。

 

  山汉的旅游中规中矩，没逃过票，充分利用车票的有效期，尽管是跑马观花，也算是了却自己“行万里路”的夙愿。一路风尘，步履匆匆，整个一个独行侠。现在回想起来一定会由衷地说一句：年青真好！

从小为人太规矩，

插队探家才游历，

如今记忆真清楚，

处处景象皆驻笔。

这游记写得好。特对我的脾胃。去哪里了，见啥景物了？见啥人物了？有啥掌故? 自己有哈感悟?这文里全有了。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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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费之旅”

七二年底进厂当了工人，公休闲暇时多是去延安城里看电影、下饭馆，大街小巷四处闲逛。三年里除了搭便车去了一趟富平庄里镇，参观了哥哥所在的比较现代化的工厂，知道了庄里的柿饼很好吃，耀县的线辣椒很有名外，就一直窝在厂子里。我很羡慕同排宿舍在供销科工作的张老师（西安交大下放的教师）天南海北的四处跑，可自己一个车间里的学徒工那里捞得上出差的机会呢？

七五年四月，就像插队时突然派我这个从来没开过什么“积代会”的人去洛川参加地区科学种田会议一样，车间支部书记可能觉得我干活还挺卖力气，突然通知我到临潼参加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班，第二天我就搭厂里的汽车到了西安，又转乘火车来到位于临潼陕西省工人疗养院的学习班报到。这个学习班的名头可不小，名曰陕西省第二期工人理论学习班，据组织者说第一期的班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连蔚，轮到我们这期姚已是国家领导人顾不上我们了。其实参加学习班的人员除了少数企业的基层支部书记外，多数是我之类连《反杜林论》都看不明白的普通青年工人。

四月中下旬正是关中地区春光明媚的时日，疗养院内四处都是娇艳盛开的玫瑰，我见一些农妇打扮的人在一丛丛茂盛的玫瑰下清扫缤纷飘落的花瓣，想必不是效仿黛玉葬花，就好奇的凑过去问人家扫这玩意儿干什么，答曰此物做蜜酱“聊地很”，这才知道此花居然能吃。学习班的组织者很体谅学员尤其是一些常年钻在深山国防工厂里的学员的心情，开班没两天就组织我们游览了华清池——这一昔日的皇家园林，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既有古代君王骄奢淫逸的遗迹，也有几十年前蒋某人情急逃窜狼狈不堪的印迹。学习班的领导特意安排大家享受了一次温泉浴，而且是一人一个单间曾被传为鸳鸯池的浴室。临潼是个好地方，骊山脚下不仅有闻名古今的华清池，而且还建了不少疗养院招待所，为了把这股温泉水输送到那些高级的院所，就在骊山的半坡上修了一个十多米直径的蓄水池，一个西安来的学员利用中午休息时，带着我去那个蓄水池偷偷洗了两次澡，当然我们也不敢太过分，只是在那个很大很深的圆池子里泡一泡游一会儿泳，如果打肥皂，让看池子的工人看见了是要挨骂的。其实华清池在老祖宗那个年代，大臣们沐浴皇恩就用的是皇上的洗脚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流淌到华清池墙外冒着热气的渠水，依然有众多农夫民妇们洗洗涮涮，没听说哪个名人雅士为之鸣不平。

既然是理论学习班，所以我们那些日子主要还是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说等级制是资产阶级法权，需要加以限制，却从未打算推倒工人中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所以直到八零年我由陕西调到山西时八级工资制还丁是丁卯是卯的执行着，我当时的工资是47.4元，而调入单位同级的工资是47.15元，新同事们看我每月工资多拿两毛五都觉得奇怪。可悲的是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的十几年后，“八级工资制”被彻底粉碎了，而资产阶级法权真的泛滥了。

本来有个专心看书学习的机会，可以增加点儿知识是很惬意的事，谁想十来天后我却突然病倒了，那天下午我就觉着肚子不舒服，原以为又是老毛病，只要吃了饭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病情越来越重，总是想呕想吐，翻来覆去直到深夜无法入睡，我只好爬起来找到学习班的负责人，让他们开个条子到隔壁的医院去看病。与我所在的工人疗养院一街之隔原来也是一家疗养院，这时已改为陕西燃化职工医院，两院之间有一座天桥相连，又被天桥中间锁着的铁栅栏门阻隔，我忍着难耐的腹痛翻过两米多高的铁栅栏门，找到医院急诊室大夫，因为之前我曾听人们谈论阑尾炎（那时还多叫盲肠炎）会疼得让人在床上折跟头打滚儿无法忍受，所以觉得自己只是肠胃炎作怪，就请求大夫给自己打一针开点儿药，让自己回去能睡着觉，大概我碰到的这位是个庸医，他真的给我打了一针安定，开了几片消炎药就打发我走了。

从医院回来后，依然是恶心呕吐腹部疼痛一夜无眠，忍到第二天一早，我第三次翻过铁栅栏门到医院就诊，经化验白血球奇高，随即安排住院连续输液二十多个小时。直到第三天快中午时分，一位年轻的大夫来到我床前，告诉我“你的白血球一直降不下来，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腹腔炎，可以通过输液吃药逐步治愈，二是阑尾炎，虽然临床症状不明显（大概指腹压反射疼痛不强烈），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是阑尾炎不及时手术就可能穿孔，造成腹腔脓肿，然后就会引发败血症，就---危险了。”大夫说得很清楚很诚恳，我是一点医学知识没有，只能说听大夫安排，大夫建议我开刀手术，如果不是阑尾炎也把阑尾割掉，缝合后很快就能恢复，没什么大碍，万一是阑尾炎不手术就太危险了。他还说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告诉他自己的家人都在北京没法签字，此时他确认了我是在陕北工作的知青，就轻声告诉我“我也是北京的，原来在积水潭医院，是支援大西北来的”。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愉悦。

下午刚上班，那位医生就给我做了术前准备，很快推进了手术室，躺在手术台半麻的我能感觉到腹部被切开翻腾，又觉出腹腔内有丝丝凉意，又吸又刮的足足两个多小时才出了手术室。术后那一夜都在输液，刚认识没几天在同组学习的西安铁路局三原工务段青工杨兆麒一直没合眼陪伴在我身旁。我以为日后会路经三原再见到小杨，谁知一直到离开陕西也没再路经三原，但心里一直没忘记这位英俊质朴的短暂相识的朋友。术后第一天的上午，大夫来查房时告诉我“你的阑尾黑得都烂了，整个腹腔里都是脓，本该无菌的手术变成了带菌手术，肠粘连、刀口感染很难避免，一定要早些下床活动防止肠粘连。”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感想，所以连这位救命医生的尊姓大名都没记住，多年后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生了这场病，如果是赶在农村那几年，我真难逃一命呜呼。我在陕北还曾接触过一位下放医生，谨向那些遵从“六、二六指示”的医务工作者表示诚挚的敬意，虽然他们可能因此经历了个人和家庭的一些磨难，但他们由此而造福于许许多多平民百姓则是不争的史实。

第二天早晨吃了点儿流食，我就扶着腹部溜达出病房，沿着医院的主路快走到院门口时，听见后边有人边喊边追了上来，回头见已经到身边的护士气喘吁吁的责备我不该还没查房没输液就溜了出来，我第一次住院只记住了大夫叮嘱早下床活动，哪里知道还有这些规矩，只好又返回病房接受检查和输液，直到中午吃完饭才又向医院大门走去。院外的景色令我惊异，此时正值石榴花盛开的时节，路两旁和医院西墙外的沟壑两侧数百亩缓坡地上成了花的海洋，火红的、雪白的还有粉白粉红色的，在细嫩尖叶的衬托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圣洁和娇艳，如果是一位作家或是一位摄影家把它描绘拍摄下来，一定胜过婺源的油菜花，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有那么多那么硕大的石榴树。之后的半个多月里只要空闲，我都会来这里流连散步。

别人阑尾炎手术一个星期后就出院了，而我在拆线时发现刀口局部红肿感染，又把已经愈合的表皮撕开填进去长长的浸满了黄色药液的纱布条，开始没完没了的烤电理疗，直到学习班已经结束解散，石榴花纷纷飘落，花萼下的子房孕育出一个个娇小的红石榴，胖墩墩的厂工会雷主席才拿着一张支票风尘仆仆的从延安赶来给我办出院手续，手术、换药、理疗，前后输了十多公斤的药水儿，再加上二十天的住院费，总共花了九十几块钱。老雷是个还在小姑娘时就骑着毛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别看大家背后叫她“地雷”雷胖子，其实心里还都是很敬重这位朴实善良的老同志。

送走老雷的第二天我就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在西安碰到几个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事，一起在饭馆里要了几大碗五毛五分一斤的猪耳朵，喝了几十杯一毛钱一杯的散啤酒后（那时延安饭馆里还没有啤酒），就共同搭车回厂了。本该第二天就回车间干活去，谁想当晚就碰上车间书记，他说“你刚做完手术，干活也不得劲，正好厂里要从车间借调一个人，你还是先别回车间，明天就直接去厂里保卫科报到去吧”。

那时，厂里正在搞整顿，保卫科要管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以维护厂里的秩序，有些事需要外调落实，因此我又有了几次“旅游”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