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遥远的回忆——30年的轨迹

公元1964年6月14日，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和其他近千名天津支青一起，登上西去的列车，开始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到新疆去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去就是三十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有词一阕：

谒   金   门

 出   塞

 曾记否

                          当年倜傥风流，

                           少年轻狂不识愁。

                           万里新疆走。

                     屯垦只盼国富，

                            戍边谁望封侯？

                            戈壁荒漠化绿洲，

                            直把青春留。

有位诗人曾写到：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南疆，不知新疆之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要想了解新疆民风民俗，那就要深入到南疆才能体会得细致入微。我有幸在南疆的阿克苏地区工作了28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时时和维吾尔族兄弟接触。 时值进疆40周年之际，写一些随笔，聊以回忆逝去的青春并将逸闻趣事讲来，博大家一笑；同时把我觉得把有意义的东西讲一讲，以供没到过南疆的朋友有个大概的印象。既是随笔，则无甚规矩。想到那里写到那里，想起甚么写甚么。

学习

1964 年6月21日上午，列车在经过六天七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停下了。农垦厅的大卡车把我们接到了农垦厅的会议室里，打地铺住下。银行住的要比我们高级，住在乌鲁木齐人民饭店。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到燕儿窝烈士陵园，瞻仰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并在烈士墓前宣誓：继承革命先烈遗志，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又在八一军人俱乐部观看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地道的新疆民族风味这么浓的歌舞，特兴奋。演的什么记不住了，我只记住一支唢呐曲，高亢嘹亮欢快，一首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去那”，优美滑稽活泼，现在推算，应该是克里木演的。随后就是民族政策的学习，主要讲少数民族的宗教习惯、要求、禁忌，注意事项。在参观市容过程中走在乌鲁木齐民主路上，我突然感到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只是感觉，不知为什么。后来才知道，那里最早是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的聚集区（清朝时左宗棠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一些杨柳青人靠贩卖针头线脑和生活杂物，随左宗棠大军而行，俗称“赶大营”）。到新疆后，由行商变坐商，经商之地就在乌鲁木齐大十字。铺面大都依京津建筑风格而建。虽然几经动乱，津帮商业由盛而衰，但风韵犹存，难怪熟悉。在人民电影院附近的街上，有许多小饭馆，主人操杨柳青口音。他乡听得故乡音，自是十分亲切。一问果然是杨柳青人。交浅自然不会言深，只是知道新疆有许多杨柳青人这件事情。直到认识了我的爱人王桂萍，我才了解了在新疆的杨柳青人的来龙去脉。因为她就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杨柳青人的后代。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刚到温宿银行第一天的晚上，一个人走进我们的宿舍“你们是天津的？我也是。我是杨柳青的。想当年我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挑着我爸爸，一头挑着我，走到新疆的。我叫韩金魁。”老乡见老乡，自然谈得热火。但是，当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问题：他爷爷一头挑着他爸爸一头挑着他，不可能啊？爷爷劲儿再大也挑不动已经当了爸爸的儿子吧？换句话说，爸爸和儿子总不会坐在一副担子里让爷爷挑着吧。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再问韩金魁，他才说实话：“那时还没有我，我是瞎说。”

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大部分都在北疆，其影响力是很大的。我爱人在自治区党校翻译班学习时，许多维吾尔族同学都操着一口标准的杨柳青口音，连杨柳青土话都会说。一问，：“我们伊犁那里说汉话都是这个调”。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出差，在宾馆里，同一房间里一个人操着浓郁的杨柳青口音和我交谈。我问他：“您是杨柳青人？”他说：“我是甘肃人。”“听口音是杨柳青的？”“打小我就和杨柳青的孩子一起玩，我们那杨柳青人有的是。当地人说话都是这个味”。我完全相信。因为农一师的团场里，河南人占优势的，上海知青都说河南话，而上海人占优势的，连河南娃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我们在农垦厅休息了几天，便宣布7月2去西郊五一农场参加夏收。我们带上行李坐上农垦厅车队的卡车，在黢黑的柏油大道上飞驰，路边的杨树向后面闪去，热风扑面吹来，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至今历历在目。和后来南疆的石头路成了很鲜明的差异，所以印象更加深刻。我们河西区的同学分在种子队，男生都睡在一间大房子里，以前做什么使用的不知道。地上铺一些麦草，放上我们的行李就是床了。不几天，就有很多发现：第一个发现是，新疆的苍蝇也叮人。大白天睡午觉苍蝇嗡嗡乱飞，突然觉得身上刺痛睁眼一看，苍蝇飞了。第二个发现是，裤衩里面长虫子。不知是谁先发现的，拿一个虫子到处问，这是什么，我裤衩里面的。我们都不知道。还是本地人说了，是虱子，你长虱子了。我们在天津可是听都没听过。大家纷纷翻裤裆，可不得了，密密麻麻都产子了。烫吧。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出差住旅社我都一丝不挂的睡觉，怕沾上虱子，回家后所有衣物都要煮一遍。当然还有臭虫到处都有，连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上都有。后来，有敌敌畏了，虱子、臭虫就绝迹了。第三个是喝的水里有料，什么料，虫子。当时不知道是什么虫子。那时我很傻，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就是鱼虫子。水是涝坝里的，打上来澄一澄就煮开了喝。涝坝，维语叫“廓力”。顾名思义，涝，水太多了，坝，挡住水的建筑物。用天津话，它就是一个大水坑。从大渠里将雪山水引入大坑中，人畜同饮一坑水，其不健康可想而知。

夏收就是割麦子。用镰刀，苏联式的，见过党旗上的党徽吗？就是那样的镰刀。很多人没见过，就认为党徽上镰刀不像。其实你见到的是汉族的镰刀，偷懒的工具。苏式镰刀，割起麦子很带劲：一搂一大抱，几镰刀割下来就是一捆。快手一天下来能割三亩以上，2000㎡，多大的一片。赐名“飞刀手”。但是，这个镰刀在我们手里就全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听话。（城市的人别说割麦子，见都没见过，把麦苗当韭菜 ，不是笑话，普遍的）。我们一天下来能割半亩就不错了，还落个腰疼背也疼，个别的还割破了手或脚。参加工作后以每年都要去帮农民割麦子，不是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嘛。其实是件很不好的事情，农民并不欢迎。干部是去应付差事而劳动，不珍惜粮食，一个干部割麦子，得安排两个人拾麦穗。而且麦茬留的很高，农民心疼。土地承包以后，农民再也不让割，干部也不去了。

在我们劳动期间开始分配工作，不少人被分配到北疆各个农场。参加工作有工资拿，是我们都企望的。所以都盼着也快点分配。后来宣布一批人留在农垦厅办的农垦学校学习，分会统班和机务班。我分在会统一班。很不喜欢。我当初报农垦厅就是想开拖拉机，机会近在咫尺却不能实现，失望呀！找老师要求去机务班，老师回答：会计也需要男的，服从分配吧。17岁不到的小屁孩儿，能说什么，认头吧。学习的课程有：会计、统计、经营管理、珠算、还有维语。学习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虽说初中没毕业（正在毕业考试时我就报名到新疆了，但在学校就是尖子。68中3年级6班，尖子班的。别人备考我们班玩儿，老师也不管，反正考试准第一。上学时也请家长。不过不是因为学习差请。而是因为捣乱和看课外书。老师讲一遍，听懂了，第二遍就不耐烦听了，敲桌子，说话。罚站，赶出教室，请家长。后来学奸了，不言语了，看小说。老师一看怎么这么老实，偷偷走到跟前。书被没收，还请家长。我们离开天津时校长也去东站送行了，看见我父母就说，不上高中可惜了（可是上高中又会怎么样呢？1967年高中毕业，还是老三届，还是上山下乡。潮流是扛不过，也躲不过的。在农垦学校最后也拿了个中专文凭，凭着它，几次涨工资都要多涨一级。我大妹妹本来是准备插队落户去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因为我去了新疆，她就留在天津了。当然，下面的人可该走了。所以我们去新疆的都说无怨无悔，从这方面来说不但不悔不怨，反倒是应该庆幸的）。所以学习没什么可说的，全部课程全是5分毕业。要说的倒是学校生活。全是在天津没有体验过的。

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每周日放假，其余时间不能出校门。班主任是转业军人，把军队的一套带的了学校。如出早操，拼刺刀，200米硬功夫（包括跑平衡木，跳沙坑，翻高墙，匍匐前进）等，倒是挺受男生的欢迎。每周还要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力开展学“毛选”活动，开展忆苦思甜活动，等等。我尽力去学习去适应，积极的学习毛著，天没亮跑南门新华书店排队买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用了我几个月的津贴。我们那时每月19.40元的生活费，伙食17.40元，2.00元的零花钱，包罗万象的支出都在这2.00元中（那时，狠抓阶级斗争和艰苦奋斗、艰苦朴素教育，别说家里没钱寄，就是有钱的人家也不敢多寄，学校要每月统计的，月底公布，寄得多的要挨批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能从这2.00元中省出买一套毛选的钱，不容易。不负我的努力，学业出众之外，获得过劳动标兵称号，政治上也可以，多次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其实现在回想，17、18岁的毛头小子，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和经历，只是凭着满腔的热情和不甘人后的心气儿罢了。

我们班19位男生，住一大间宿舍，上下铺。人格各异气质不同，也有小圈子。每个人都有外号：曹文力外号“大盆儿”因为他的饭盆儿好似一个洗脸盆，小号的。回士勤外号“碟子”，因为他剃的平头，顶上没弧度，平平的像碟子底儿，所谓“板儿寸”，最近两年又特时兴了。此外什么“土豆”、“青萝卜”、“济公”、“胖墩儿”、“病秧子”，我的外号是“八道湾”。老师不干了，批判为什么起外号。其实年轻人在一起，起个外号算什么呢。起哄好玩儿罢了，也显得亲昵。我当时就是这么个看法，现在还是这个看法。和老师唱反调有好果子吃？后来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大部分被分配到南疆。不知是不是报复，我倒没感觉出来。有的同学不乐意了，文革开始后回乌鲁木齐把班主任揪出来批斗了一顿。我认为，到新疆来都来了，还在乎南疆北疆？其实我大错特错了。在北疆的人就认为比在南疆的人高一头。那时我已经调回天津再一次成为天津人，直辖市的人了，有一次在回津朋友家中碰到一个现在仍在北疆工作的新疆汉族人，听说我以前在阿克苏工作时，很轻蔑地哦了一声：“南疆的”。根深蒂固呀。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好像天津一些人认为和平区人高于红桥区一样的吧，狭隘的地域观念。确实南疆比北疆落后，而且，自1962年“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之后，出现的暴力事件基本发生在南疆。（我调回天津后为小女儿办转学手续，教务主任听说我在南疆干了三十年，很奇怪。问我害怕不害怕。我说没感觉到。他说，我都替你害怕。为了照顾我的不容易，转学的费用全免。我很感激。这是我遇到的真心同情我们支青的第一人）。2010年7月5日发生在乌鲁木齐的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是不可想象的、出人预料的。应对措施不得力也是能理解的。乌鲁木齐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轻敌了。

伙食是八人一组，素菜半洗脸盆，干粮定量，发糕（棒子面丝糕）、馍馍（馒头）每人一份。偶尔吃点儿肉。半大小子，每月30斤定量，根本吃不饱。女同学饭量小，就把自己的发糕省下来给男同学。馍馍不给。而且不是每个男同学都给，挑人给。什么标准，什么理由至今我不知道。反正我有两个女同学给送发糕，挺令他人羡慕。几十年后见了，当时刨根问底的同学见了我仍然在问：什么关系？同学好朋友，我只能这么回答。

乌鲁木齐饭馆是不少，穷学生没钱下不起，不像现在的大学生，花父母的钱不心疼，天天吃馆子。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溜出校门，买斤发糕吃，花一毛钱。旁边就是馕铺子，烤馕，特别是烤肉馕的香味儿直冲鼻眼儿，闻闻味儿，赶紧走。几十年同学再后见面才知道，很多有钱的同学都从学校偷出去过买好东西吃。所以上学时最盼望去农场劳动，那时就可以放开肚子吃，不定量。至于吃什么不重要。有时没菜，辣子面拿酱油一和，往热馒头里一夹，倍儿香。我去新疆时身高169㎝，毕业时是180㎝，涨了11㎝，劳动练的和饱饭催的。                        

关于劳动，同学回忆文章很多。为什么？一是因为这些活，我们在天津从未干过，而且特苦忒累，记忆深刻；二是劳动特别多，在学校，一少半时间学习，大半时间劳动。乌鲁木齐市里的拆老城墙，修河滩公路，修红山公园，我们都参加过。最多的是去农场劳动。动不动就打行李坐汽车参加劳动。最苦的是1964年冬天，去种树，在三坪农场。乌鲁木齐的冬天，滴水成冰的天气，地都冻瓷实了，一镐头下去，只见一个白印儿，要挖出树坑，栽上树容易吗。手上血泡摞血泡，脚上长满冻疮，劳动一天后，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回到四处透风的屋里，还得现点炉子。钻进被窝半天暖和不了。就这样硬是完成了2000米的植树任务。路两边各六行。临离开乌鲁木齐我专门去看了看，成活了，绿莹莹的，风吹飒飒。心中很是自豪。如果光凭物质刺激是完不成这样的任务的。我们每月只有两元的零花钱，换到现在，给一万元，恐怕没几个人能坚持下来。我们凭什么：“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凭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