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印象中的阿克苏民风

 我刚到阿克苏时候，经常在阿克苏大街上经常看见一个高个子中年汉子背着手溜达，不时停下来和行人交谈，人们和他谈话的表情表现得是毕恭毕敬，而他却是一副随和的神气，不时呵呵大笑，还经常伸手拍拍那人的肩膀。我问：那人是谁，怎么阿克苏的人都认识他？人们说：那是阿克苏的地委书记，全阿克苏就他官大，叫王振文。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共产党的大官挺平易近人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和王恩茂还是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封疆大吏”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感觉到过畏惧和拘束，反而感到亲切和随意。我参加工作后在阿克苏地区，和王振文书记第一次正式见面。王书记一见面就说：你才多大就出来参加革命啦，不想爸爸妈妈吗？我说：想。那哭不哭鼻子？哭，晚上躲在被窝里哭。没关系，我刚参军时和你差不多年纪，我也哭过，时间长了就好啦。，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困难找我啊。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书记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所谓的造反派要他跪下，平时和蔼可亲的他却大发雷霆：我王振文从小跟毛主席出生入死干革命，凭什么说我是走资派？要我给你们下跪，休想。打死我也不会给你们下跪。造反派们的拳打脚踢没使他屈服，这硬汉挺着身子硬是捱着。我看得义愤填膺，热泪盈眶。于是我加入了“保皇派”。后来我又成了“逍遥派”，为此我也没少吃亏，因为两派都不待见我。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颉富平任地委书记，孙敬元是副书记，因为工作关系和他们有过交往，很少的几次。以后我走在阿克苏的大街上，时不时会有小轿车停下：小丁上那去？我送你去。我一看，不是颉书记就是孙副书记。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拉开车门就上，很平常的事。1995年我已经调到天津了，单位在新疆有件官司需要了结，我到了乌鲁木齐找到了一位副省级首长，见面略微寒暄几句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小丁，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说。我也毫不客气地说：有件官司乌鲁木齐法院已经判了，我们胜诉，只是执行起来有些麻烦，能不能派个人帮忙沟通沟通。他二话没说，马上安排了一位处长陪我跑了好长时间。县委书记也是如此，跟下属谈话，一边说笑一边拍肩膀。开会时经常走下主席台：老丁给棵烟。别人以为我抽什么好烟，其实就是红雪莲。只不过我们倆抽烟口味相同罢了。

  上层人物尚且豪放如此，普通的人们更不用说了。我在阿克苏时经常有人深更半夜敲门，开开门一看，是几个朋 友：‘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喝酒，突然想老丁了，我们就开车过来了’。让进屋里坐：‘不坐了，见着你就行了，走啦’。说完，坐上汽车就走了。往返要走几十千米的路，就是要见朋友一面，够豪放的吧。

  更多的是来喝酒，深更半夜跑上几十千米，甚至一、二百千米来喝酒，不是有什么红白喜事或是有求于人才喝酒，而是想朋友了来喝酒。甚至是不服气老丁酒量大，特意来拼酒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边喝酒边“谝闲传”（聊天），喝酒的人，喝着喝着就吹开了，自己的酒量有多大，旁边的人听着听着不服气了：“你能喝过老丁吗？能喝过他我们就承认你酒量大。”“老丁在哪，把他叫来喝。”“我们去他家喝行不行”？“去就去。”于是就到我家来了。从多远来呢？不一定。也许十几千米，也许几十千米更远的一二百千米。搁着天津人绝对不敢想，更不会做，反而认为：有病。但是新疆人就是如此。所以我家平时不但准备着成箱子的酒而且准备着成箱子的罐头，以便朋友来了不至于抓瞎。

阿克苏的酒场规矩，见面先喝三杯，然后主人和客人每人碰一杯。多大的杯，看情况而定。拼酒的话就是高脚杯，一杯四两，三杯一斤二两，能喝下去的，请入席，喝不下去的，一边睡觉去。平时是个人根据自己的酒量喝。我主管乡镇企业，初创时期，步履维艰，从资金、项目、设备、材料到人才都需要求人，因此，当地流传这么一句话：“没有好酒量，做不好乡镇企业局长”。我的酒量就是这么给逼出来的。我经常无奈地说：“我现在可真是久经（酒精）考验的优秀（油袖）干部啦”。喝的最厉害的有两次：一次是陪投资商喝酒，此人酒量颇豪。我与他喝到第四瓶汾酒，才使他答应投资，到第六瓶时投资商就在协议上签字了。以后合作很好，成了酒友；另一次是和设备供应商喝酒。因为资金一时没到位，又亟需设备，于是就需要在酒桌子上和供应商交流，通融通融。供应商好喝啤酒而且酒量不凡。我陪着他，中午两人30瓶啤酒，晚上两人30瓶啤酒，一连喝了十天，供应商一分钱没要把货发了。俩人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和酒友。不过，我现在是滴酒不沾了，为什么？酒精肝。每当朋友劝我喝酒时我会开玩笑说:新疆人有句俗话说,人的一辈子只能喝两吨酒.我已经超额完成了,再也不喝了，不想超额了。在这里我想说：如果不是万般无奈，千万不要酗酒，等伤了身体就后悔莫及了，真的。

如果你想联系一个人而不知他电话号码的话，在天津，那你就要大海里捞针了。天津人的固定电话的号码轻易不示人。我调到天津后，同事要我的电话号码我都是很爽快的给了，礼尚往来，当我要他们的号码时，就哼哼唧唧十分不爽快，什么原因我至今不清楚。在阿克苏，包括各县几乎所有宅电的号码都印在电话号码簿上，有事找人，翻翻本就行了。就连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的名片上，单位、家庭的电话号码、手机号、呼机号印得整整齐齐，各个处、局的头儿亦是如此，从未遇到过打骚扰电话的。2000年我回阿克苏特意问过此事：你们不怕有人打骚扰电话吗？不怕花电话费，他愿意打就打呗。淡然处之。现在电话诈骗太多了,我想新疆人也该改改大大咧咧的习惯了.

我在新和新华书店在当会计时，有一个民族职工叫热合曼因为旷工，单位领导让我扣了他的工资，领工资时热合曼不乐意和我打起来了，两人滚在地上。热合曼不依不饶，口中念念有词：你这个臭盲流，从口里跑到新疆来欺负我们。单位领导赶过来，正好听见这话，赶忙喝到：热合曼你胡说什么，丁会计是天津支青，不是盲流。热合曼一听，不打了，把我扶起来：‘对不起，丁会计，我不知道你是支青，我还以为你是盲流呢’。扣工资的事再也不提，拉着我就往外走，到烤肉摊上喝酒吃烤肉去了。新疆人的豪爽和率直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