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想‘节粮度荒’时

   我一九四六年出生，一九五六年迁居天津，经历“全民炼钢大跃进”之后，全国进入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民以食为天，一个“吃”字，难住了千家万户。当时每人每月均不到三十斤粮食，蔬菜副食也是定量供应。黑市上一个南瓜三十五元，一个鸡蛋至少一元以上。商店里“高价点心高价糖”每斤糕点均在三十元以上。当时，父亲的工资九十多元，全家共九口人。为了填饱肚子我和弟弟及院里的玩伴经常去海河边的田庄码头（当时是蔬菜批发码头）捡些卸船时掉到河中的黄瓜、西红柿、茄子之类的拿回家洗净，除去上面汽油味后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美味佳肴’。有时我们还远足去柳林、南马集去挖野菜，摘上些鲜嫩的榆钱、洋槐花掺上棒子面、麸子烙饼，吃起来感觉比什么都香。

   每当母亲做饭时，岂止是“斤斤计较‘而是要一两一两地称。全家每月粮食定量总数除以三十天，还要适当留些 机动以备急需。然后再每天早中晚各吃多少，分配妥当后再分餐做饭。做饭也有讲究，当时发明了什么“双蒸饭”一斤米可以蒸出五六斤饭来，只管嘴头子快活，哪管肚子里有几多真货？开饭时，紧张而又热闹，一双双饥饿的眼睛贪婪地盯着热腾腾的饭菜，等待着‘一家之主’的‘按量分配’以保持餐桌上的平静。靠“数米粒”艰难度日，那时我真正领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义。

   尽管肚子里唱着“空城计”尽管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尽管成千上万的市民因饥饿患了“浮肿病”，为了顾全国家的利益，多少在校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农业，多少城镇居民一夜之间下放农村，多少厂矿企业、文化团体和院校关停并转，下马解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无私无畏，无怨无悔，积极主动地为国分忧，自觉自愿地节衣缩食，任劳任怨地干好本职工作，终于还清了苏联强加的所谓“债务”，击退了国际上掀起的反华逆流，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