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旗坡农场
第一份工作是在红旗坡农场。它是1958年成立的，县处级单位，地方国营农场，属地区管辖，由自治区农垦厅业务领导。领导干部是从地区各机关抽调的。职工有几大块组成：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盲流人员，支边青年，复转军人。其中一、二、三、四、六、七生产队由维吾尔族组成，五、八队由江苏省镇江市支青组成。另有副业、建筑、园林、机耕、畜牧队等专业队，还有水管站，基本是汉族技术人员和有手艺的盲流组成。场部有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人事、财务、供销、生产科；还有医务室、电影队、小学校和镇江支边青年组成的文艺宣传队。供销科下辖仓库和面粉加工厂，还有设在阿克苏的红旗坡饭店。
我们几个似乎不太受欢迎。管人事的对我们说：我们没向农训班要人啊。既然来了，就留下吧。那时没有双向选择，农场不欢迎我们也只有留下；我们不喜欢农场也只有留下。一些老职工和无锡、镇江的知青也不服气：天津来的不经过劳动直接就当了干部，凭什么呀。王炳育、张海珍分到财务科；曹文力和我分到供销科；白坚茹分到副业队。不受欢迎的人处境是不会太好的。不久，王炳育下放到基建队，张海珍下放到机耕队，曹文力下放到只有三个人的小食堂，我下放到仓库，白坚茹仍在副业队。文革开始后，白坚茹第一个受到冲击，以贪污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整得好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悄然离开了农场，不知去向。据说她跑到甘肃农村嫁人了。我也因为不受党委书记和场长的待见而被甩包袱推给了温宿县人民银行，曹文力不久就调到了天津大港，王炳育也于1976年调到山东福山。只有张海珍坚守红旗坡农场的阵地，1982年我回农场去看了看，感觉十分不好，就把她调到温宿县贸易公司财务科。我们五人彻底离别了红旗坡农场。1994年我调回天津。我们五个人各奔东西彻底离别了。张海珍还留在温宿。2000年我回去时，她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大女儿嫁人了，小两口开了个饭店，生意挺红火的；二女儿刚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一晃又是十余年过去了，不知情况怎样。
当时，红旗坡农场吃的粮食都是用原粮去农一师面粉厂加工，因为自己的加工厂加工的面粉产量低切质量也不高。有一天科长对我说；你去拉上两马车包谷换包谷面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又是刚工作不久，不知道应该把注意事项主动向科长问清楚。
我没问就去了。等我辛苦了一天，拉着两马车包谷面回来后，科长一看加工单就火了，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训斥道： 为什么扣这么多的杂质和水分？我只有干瞪眼。 因为我不但不知道为什么扣这么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要扣杂质和水分。
没人告诉我。 事情闹得党委书记场长都知道了。
我莫名其妙地犯了一个错误，而科长则立了一功 。我当然不服气。委屈冤枉还得自己受。
古人云：“子不教 父之过”。 那么，由于科长没有告诉下属应该怎么去办一件事而出现错误时，主要责任在谁呢？ 我认为责任在科长；而科长肯定认为在我， 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向上级反映了。揽功诿过
，这类人有的是。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刻骨铭心。以后我每办一件事前，都要把该问的事问清楚。 当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每当我指派下属去办不太熟悉的事情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将注意事项交代清楚。我不愿事情办错，更不愿意是因为我没交代清楚而使事情办错。凡是中层向我反映其下属如何如何时，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了吗？如果没告诉，那你回去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如果类似的事情告诉了他几遍
，他办起来还是出错 ，处罚就要加重了”。 我不愿下属受委屈， 更不愿工作受损失。 分水岭就在于事先我告诉你了没有，应该怎么去做；而你又是怎么做的。 如果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或是因为我没讲清楚而出错，我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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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11/24 3:3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