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是应付日常业务。回顾起来,有好多感慨。飞机场离温宿县城三、四千米,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荒漠中一条人走出来的路。更可怕的是途中有一大片维吾尔族人的坟地,必须要过的,维语叫“麻扎”。这个坟墓,和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假古兰丹姆发电报的那个坟墓一样,人埋在地下,上面盖一座房子,圆顶的,四周有门,中空的。藏几十个人没问题。假如你胆够大,去凭吊一下古人或是追溯一下历史,自然觉得有趣。但对我而言,却是不然。因为我要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定期要去县支行取钱,给工三师二十一团发工资的钱,十万,那时的十万元现金。一个人,带着十万现金,骑自行车行走在荒漠的崎岖小路上,还要路过不知能藏多少人的坟墓,你敢吗?我敢!不但敢而且敢晚上走。我取钱是有规律的,发工资前一、二天。因为分理处只有我和出纳两个人,而出纳在红旗坡农场园林队有家,一下班就回自己的安乐窝享乐去了,而我一个人睡在地窝子里,守着保险箱。所以我不敢提前多少天去取钱。但定期去又怕让人摸到规律,所以只有不规律的动身。晚上我认为是最安全的。我不怕鬼怕活人,活人能抢劫而鬼不会;一般人怕鬼不敢晚上留在墓地。想想那时的工作环境再看看现在,闹市大街上运钞车武装押运,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抢劫银行案时有发生。我那时的工作条件放在现在,十条命也没了。
有一次我带着钱正在路上走着,白天,响晴白日的,忽然前面甚嚣尘上,乌黑的沙尘直冲天顶。坏了,碰上沙尘暴了,怎么办?没退路,只能前行。推着自行车艰难前行。尘土沙粒铺天盖地,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就这样还有心情欣赏风景:远处看,沙尘暴是沙尘滚滚,黑沉沉混沌一片,其实,在沙尘暴中则是大有区别。土轻跑的快,形成一道淡淡的浅黄色烟尘飘浮在沙尘暴中,细沙飞起则形成更浓重的一道沙幕,粗沙粒就在人脚地下翻滚,枯草垃圾在空中随风飘舞。整个一幅大写意的墨笔画。这是小沙尘暴,如果碰上大沙尘暴,我不但不会有闲情逸致观风景,恐怕要命丧黄泉了。1982年我出差,坐的外甥开的油罐车,走在戈壁滩上起了沙尘暴。外甥一看赶紧倒车,把车屁股朝着风来的方向,把车窗摇严,把皮大衣拿出来。正在准备的时候,沙尘暴到了,那个大呀。时值中午。刹那间如同深更半夜,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俩坐在驾驶室,谁也看不见谁,只听见油罐车叮当乱响,像是人拿铁锤使劲砸汽车一样。那时是五月,我穿着外套,一会工夫竟然冷的打哆嗦,摸索着把皮大衣盖在身上,暖和了,不知不觉中睡去。醒来天仍然黑着,只是听不到响声了。歪头看看车窗外,有星星才知道沙尘暴过去了。开车继续赶路。到天蒙蒙亮时我感到奇怪了:怎么对面来的车不对劲呀,都是白晃晃的。我问外甥,外甥说,沙尘暴打的,不信看看我们的车。下来一看,可不,照样白晃晃的一点油漆都没啦,比专门打磨的还亮。大自然的威力你不能不佩服。外甥还说,碰上沙尘暴,首先是要把车顺风摆放,千万不能叫风把前挡风玻璃打碎。碎了的话迎面吹来的沙石会把驾驶室填满,会把人埋了。即使埋不了,冷风也会把人冻死。果不然到乌鲁木齐一交流情况,吐鲁番那冻死人了。
1968年飞机场竣工,施工单位撤离,分理处处于半停业状态,文革也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当权派靠边站,因为“内战”,其实就是争权夺利,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我被放羊了两年。什么打猎,捞鱼都是趁这机会干的。还学会了玩麻将,日以继夜的玩儿。革委会成立后,派我和出纳又接替了红旗坡农场营业所的工作。不满的仍然是工作条件。多少年的老土坯房子,墙都酥了。隔壁是农场商店,没有看夜的,再过去是职工食堂,也没有看夜的。整个场部就安排了一个巡逻打更的半残老头。商店经常被挖洞偷盗。县支行在城中还每晚都有警卫荷枪实弹值班,而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守着银行的保险箱,说不害怕,假的。为了革命,坚守岗位;为了自己的命,也得想辙。晚上找人打牌吧,赔上烟赔上茶水。为什么,就是让他们陪我度过难熬的夜。要求建个牢固的房子或者搬个安全的地点,银行说没钱农场说没房。说多了,银行说不愿干可以下去劳动,农场说砸死你我们负责。最后落了个不安心工作。搁现在,一万个人都会辞职不干了。可那时,铁饭碗不假,磁铁饭碗也是真的,紧紧箍住你,不让你离开。离开了,泥饭碗你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