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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写的文人--白桦
　　文/田润明
　　一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夜，河南信阳一家陈姓府上，双胞胎男婴一前一后“呱呱”坠地，弟弟响亮的哭声惊醒了沉睡中的左邻右舍。一位算命老者说道：“此婴将来如不能指挥千军万马，也必是一位敢做敢当的响当当的人物。”
　　父亲给哥哥取名陈佐华，弟弟取名陈佑华，小名石头。
　　二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信阳。陈佑华的父亲被侵略者活埋，他与哥哥离家投靠亲戚，就读伯父所教私塾。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九月，石头回乡，先后考入省立信阳师范艺术科、潢川中学。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中洲日报》副刊发表第一首诗。并与同学结社，编辑出版进步刊物《岩石》。一九四七年九月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诸战役和淮海战役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三

转眼到了一九五五年，时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总政创作室创作员的陈佑华，已经用白桦的笔名出版了诗集、短篇小说集多部。白桦在文艺界的名头渐响。

就在这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凡是和胡风有瓜葛的在北京的军内作家、画家、编辑，被集中在六里桥莲花池办学习班，白桦亦被“请”了进来。领导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上缴”。年纪轻轻且天真的白桦哪知利害，轻松幽默地回答：“我已经不记日记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
　　不久，莲花池学习班从“反胡风”运动过渡为“肃清反革命”白桦这才真正感觉到“阶级斗争”中的死亡气息。
　　白桦面对泼来的污水，感觉即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思来想去只得咬牙用“死”来抗争。他设计好要偷偷溜进绿色的芦苇荡，割开手腕上的动脉，结束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事先写好的遗书被人发现，竟招来残酷的批斗和羞辱。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却给了白桦活下去的信念，他要如岩石般傲立世间，看一看“指鹿为马”者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们的可悲下场。如果这世上有骨气，敢说真话者都死去了，天理何在！
　　一九五六年春，“审查”告一段落，白桦离开了大雪纷飞的莲花池。
　　回忆这段经历，白桦经常提及岭南人吃猴的故事：传说一个北方人来到岭南某地的餐猴馆，店主带他到猴笼选猴，他闭眼随便指了一下，群猴见客来，惊恐万分，立即抓住那只被指认的猴子，用力向笼门前推搡。
　　四
　　一九五七年九月，白桦被押解昆明接受批判。
　　一九五八年春，白桦被打成右派，开除军籍。
　　然而，白桦的文学天份是淹埋不住的，有人是爱惜人才的。
　　一九六一年九月，白桦调入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一九六四年九月重新入伍，任武汉军区话剧团编剧。
　　文革来临，白桦又一次被打入另类。他有些自豪地回忆说：可以革命的人都去革命了，没人做事，更没人养猪，就把猪交给了我这个没资格革命，只有资格劳动的人。我从接生到把它们养肥、杀了吊起来开膛，全都会。像奇迹一样，我离开养猪场去干别的劳动，那些猪就出现瘟疫。猪瘟是很难治的，他们又把我调回猪场，那些猪马上治好了。我做过很多事，是个很好的工人，种水稻也内行，钳工、电工、管工、锅炉工……而且是个好厨师。
　　

五
　　白桦看到了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看到了“四人帮”被审判……白桦的不白之冤被洗刷。
　　白桦在北京参加了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他接到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他的一封信。拆开，竟然是胡风在一九六一年，蹲“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时写给白桦的九首五言旧体诗，末首末句：“路由前车鉴，怀君善入时。”

蹲监的胡风哪里晓得白桦不“善入时”，他写此句时，白桦已经在工厂劳动改造了三年。
　　一九七八年九月，白桦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剧本《今夜星光灿烂》。作者以清新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淮海战役中，充满青春气息的几位年轻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九八零年，电影拍摄完成，准备“五一”公映。谁知四月底所有影院贴出公告：因故停映。
　　原来总政治部审查后说故事内容有问题，要剪去两个镜头：一、一个小战士被炸断了腿的特写，宣扬了战争的残酷，散布了战争恐怖论。二、战斗结束，镜头显示了一排躺在担架上的死者。这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
　　白桦后来分辨：我写的是几个参加淮海战役的年轻人，淮海战役我经历过，双方兵力总和超过一百万，银幕上有十多个死者就受不了了？那时我们每攻进一座村庄，必须从死人堆上爬过去。我没写这些，我只写了几个小战士，他们在战争中的想法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今夜星光灿烂》剪过以后放映了，但仍被说成是《一个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义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是一九五九年苏联谢尓盖·邦达尔丘克执导并主演，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影片获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来年又获一九六零年的列宁金奖。影片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人是和自然万物同样美好的生灵，任何势力的磨难都不能阻止万物复苏。白桦说：“说真的，对于战争我真的希望我能有肖洛霍夫那样深刻地认识。”
　　文革后，白桦心生冲动，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写完剧本《曙光》。然而，《曙光》遭遇批判。
　　二零零八年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乃清采访白桦，他向记者回忆了二十年前的经过：我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他跟我谈过一些过去斗争的情形。“四人帮”垮台以后，我马上联想到30年代初的场面跟“文革”很相像，一场内部斗争，以路线斗争名义，把所谓异己分子全杀掉了。其中洪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最触动我。他临死前说了三句话：一、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特别感动我：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这个人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以这个人物为主角写下了《曙光》。剧本我写了一个月，却读了一年，一对一地读，读了几百场。在北京，给艺术家；在军队，给将军，一个对一个。我们（武汉）军区的司令和政委杨得志、王平被我打动了，写了亲笔信让我到各大军区找军区司令员读剧本。很多老军人都不愿看，结果，我读得他们眼泪都控制不住。这个剧本能打动他们，是因为它真实。
　　当时的北京戏剧学院院长吴雪和人艺的院长欧阳山尊与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黄钢是朋友，把复印的剧本给了他一份，让他提提意见，结果他偷偷复印了一份，送到一位领导家，附上意见说这个戏写的是“共产党杀共产党”、“给党抹黑”。
　　所以，“文革”后开始批我，第一个是批《曙光》。
　　话剧在北京排练时，杭州有一位画家朋友，给我发电报：赶快把《曙光》撤了，人家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你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他说，你赶快撤下来，你考虑考虑你这几十年的坎坷，想想你的妻儿，赶快写个检讨。
　　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在京内部演出。演出3个月，演员情绪非常坏：观众反响那么好，老这样内部演出，大家很烦。我们当时请了些人，包括罗瑞卿等人都来了。但是，在位的都不来，如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主管意识形态的耿飚，请不来，那些敢来的都没职位。
　　结果，有一天，杨得志、王平来剧院看戏，看完戏上台宣布——明天登报公演！他们正巧参加三中全会，呼吸到新鲜空气，认为这部戏完全可以公演。
　　六
　　白桦创作的剧本《苦恋》，发表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的《十月》双月刊的第三期上。剧本描写了解放前出生的穷小子凌晨光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对国民党的腐败进行抨击，被特务追捕，逃到美洲，在那里成为著名画家，享受着豪华生活，并与绿娘终成眷属。解放后，凌晨光夫妇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当轮船驶入新中国领海，夫妇俩看到岸边的五星红旗时，女儿降生了，他们给她取名“星星”。不久，“文革”爆发，一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星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决定和男友出国。凌晨光不同意，星星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靠生鱼、鼠粮维生。剧终，雪停天晴，他命数将尽，用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执导，演员有刘文治、黄梅莹、冷眉、许还山等，把《苦恋》拍成电影，改名《太阳与人》，于一九八零年年底摄制完成。
　　如今白桦回忆说：“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重视它，拍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没想到后来会引起那样大的波澜。”
　　彭宁告诉白桦，首先是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到拍摄现场传达指示：别的地方暂时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商量来商量去，把“问号”改成了“省略号”。
　　影片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里摇摆，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出现了。连续六声强击，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后来演绎出荒诞的结论。有些领导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太阳与人》最终也没通过审查，夭折在襁褓里。
　　七
　　一九七九年英籍华人傅聪回来后拜见白桦。在白桦家俩人喝了两瓶茅台，谈了一夜。傅聪说他在英国已经看过剧本《苦恋》，觉得很奇怪，国内刊发这样的剧本，是不是一个信号？白桦说，那不一定，因为电影剧本没什么人注意。
　　傅聪说，我在国外，最想中国的是什么？龙井茶、黄宾虹的画，或者我父亲的一切。
　　白桦回忆起那一夜他俩的谈话，不无感慨地说：他说的是广义的文化的联系，这是祖国的概念，血缘、山河、文化传承。我自己，70多年整个是颠沛流离的经历。很小国家就沦陷了，我父亲被日本人活埋了，抗战胜利后母亲就想把我送走，倾家荡产送到美国，我没去。“文革”以后，有很多机会，我从来没想过。
　　后来我也去过国外，总是一种失重的状态，没有归属感。其实，傅聪也没有归属感，他现在回上海买了房子，虽然是个外籍人士，但国内的事情也牵动他。前年，他突然要来找我聊聊，他说他很闷，聊的全是中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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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桦一生多坎坷，

心中有感就要说，

不论经历是如何，

一心一意爱祖国。

　　八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日，南方周末记者夏榆专访了白桦。

晚年的白桦生活恬淡，儿孙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相濡以沫。住在上海这个超级大都市，闭上门窗就是乡村。间或和一些好友见面，见面时言不及义，轻松闲话。有时也应邀到韩国、新加坡、泰国、日本、香港等地访问并演讲。近几年白桦一直在力所能及地写作，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的小说，他把它们称之为边地传奇系列。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其余的时间，白桦在慢慢地写他对于往日的回忆。他对这部回忆录的态度是，不急于出版，出版也许是寂寞身后事。

“接受历史教训绝非易事”

南方周末：一九七八年，对于中国是个很重要的时刻，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在你的视野中，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和思想是什么样的？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和细节留下来吗？

白桦：是的，一九七八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那年我新创作的、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洪湖地区的大悲剧的话剧《曙光》，正在北京由中国话剧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演出，那是一部经过一再修改才搬上舞台的话剧。剧中主角的原型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段德昌，他是一位与贺龙齐名的洪湖苏区创始人，黄埔四期的高材生。一九三零年代初在肃反运动中遭到“钦差大臣”、洪湖苏区的头号人物、党代表夏曦的排挤与怀疑，处死。行刑前段德昌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第二句是：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是：不要用子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我在贺龙口里第一次听到段德昌的遗言时，异常震撼。在“文革”中我会经常联想到那个时期的悲剧，使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接受一个历史教训绝非易事，即使是极为惨重的历史教训。三十年后的“文革”几乎就是当年苏区肃反悲剧的重演。

就是这部戏，从夏到冬没人点头通过，只能内部演出。来看戏的都是失去职务的人，如轮椅上的罗瑞卿和一大批脱了军装的将军们。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伤痕和一般干部群众差不多，而且发现舞台上反映的往昔生活和“文革”十分相似，而且有某种联系。但他们只有感动流泪的份，却无权批准这部使他们动容的话剧。我还记得当时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我们把坐着轮椅的夏衍请到剧院来看戏的时候，一个锅炉工暴跳如雷，抗议剧组竟然把毛主席钦定的文艺黑线头子夏衍请来看戏。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才把他的激动情绪勉强安抚下去。在职而且支持这部戏演出的领导人除了武汉军区的两位上将杨得志、王平外，就再也无人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全都避而不见。一位画家朋友从杭州给我发来一封长篇电报，劝告我“放弃演出，深刻检讨，别为妻儿再添灾难，你们家的灾难已经够多的了！”“有些政治上特别敏锐的人们已经写好了批判文章，并在《解放军报》拼好了版面”，“他们认为这是一部解冻戏剧，绝好的靶子。”他们在文章里呼吁观众“批判这部暴露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反动作品”。我没有听从这位画家的劝告。

有一天傍晚，杨得志司令员、王平政委突然再次到剧场观剧，演出结束，他们走到台上大声宣布：明日登报在北京公演。许多演职员都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决定，两位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有些僭越呢？事后，当我们知道他们刚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会场上走过来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南方周末：第四次文代会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那次会议被看成是中国新时期思想和文化复兴的开始，这次会议留给您什么样的记忆？

白桦：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特别是作家们的会，出现了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接近真实的声音。许多画家、剧作家、音乐家都到作家们的会上来旁听。只有与会者才能体会到那种春潮澎湃的兴奋。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我的讲话。我记得，在我讲到反右运动对青年作家艺术家的戕害时，有一位在文艺界领导过历次运动的人物拂袖退场。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在他的眼里，我走上讲坛发言就是“右派翻天”。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当即都给予了首肯。胡耀邦事后曾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至今仍然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感问题，好像不够恰当，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我的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苦恋》的温故而知新

南方周末：在一九八零年代，作为作家您一直被争议。《苦恋》（电影剧本《太阳和人》)是争议的焦点，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部电影？现在您怎么看这部电影？哪些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检验的？有哪些是需要修正的？

白桦：我创作《苦恋》的本意是呼唤人性的复归，是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表达祖国的苦恋者们的苦难历程与真诚心迹。我记得，“文革”中有一位大批判的能手，指着一位三代产业工人的嫡亲后裔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你批成反革命！你信不信？那年轻人连忙说：信！信！旁边有人问他，你回答得真快！他说：慢不得的，慢了，我不就成了反革命了？

今天，我可以明确表示：一九八零年代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我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先生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在北京内部放映的时候已经证明，绝大多数观众和学术界、艺术界的同仁都是肯定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在经过特许之后，观看了《太阳和人》，他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以为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南方周末：在当时，您的个人处境如何?

白桦：我并未感到惊恐，因为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发表的当天清晨，在CCTV播出的时候，开始时我还不太相信，听了一会才确认这是真的。几乎是文章刚刚播出，我就接到雪片般的电报，百分之百都是支持我的，反响之快，出人意料。他们个个直言不讳，真名实姓、地址电话全都写在信上。这表现了他们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过剧本，他们除了关心我，同时也在关心着国运，反对倒退。特别是对那篇批评文字所采取的笔法十分反感，人们太熟悉了！有人竟然怀疑这是姚文元在狱中的大作。接踵而来的是数以千计的信件使我激动不已。我以为，对于我，仅此就够了，还需要什么呢！而且当时我所属的单位武汉军区的政委李成芳特别镇静，他下令，有关《苦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自己来处理。

时至今日，我时常还会把那篇完成于一九八一年的批判文字，《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拿出来重读，“温故而知新”，实在是良有益焉。

南方周末：您接触过邓小平和胡耀邦么？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苦恋》的风潮中，他们对待你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我知道是胡耀邦先生阻止了当时的批判风潮。

白桦：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是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的普通一兵，那时候只是在战场上见到过邓小平，他是我们的政委。战争年代，领导人都很朴素，很容易接触。一九五零年代初我在四川贺龙元帅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和邓有过多次接触，但他并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可能以为我是一个勤务员。和胡耀邦的接触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在中宣部长任上，他曾召集过一些作家到他家座谈，听取作家们的意见。态度诚恳，才思敏捷，既虚心而又耐心，对于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且有极强的洞察力。第二次是一九七九年秋天，曾请求面见胡耀邦，当我刚刚在他客厅里坐下，宋任穷来了！我只好告辞。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影片《太阳和人》。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当着他的秘书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此后，我知道他一直都在竭力拖住从“左”面驶来的一乘烈火战车，这是“文革”后最危险的一乘战车。因而这一事件才没有扩大为一场政治运动。后来终于以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形式平安结束，一切全都是他的努力。

“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白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知识分子的表态”

南方周末：据说曹禺、艾青对《苦恋》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们的态度令您意外吗？

白桦：我一点都不意外。那是发生在一九八一年八月在京召开的一个叫作“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邓小平、耀邦关于思想战线重要指示座谈会”上的事情。曹禺先生在大会发言的前夕，曾向记者表示他再也不会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了。可见经常为这样那样的事“表态”，是他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历来对于头面人物都有这种要求）。但是到了会场，也许是条件反射的作用，他本可以沉默，却说了很激烈的话。艾青更是如此，他在会议之前问到我在武汉的处境的时候，我给他讲一位大学生执意要面见我的故事。我考虑到怕伤害到年轻人，请他不要来，那位同学非来不可，在门卫那里保证不说话。他在见到我时，果真一言未发，在我桌上丢下一块岩石，转身就走。艾青听罢，感动得老泪横流。会后，艾青像孩子似的告诉我，他在会上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只笑了笑。但我始终深情地记住那位泪流满面的艾青。至于我的老乡姚雪垠，他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处处演讲，但他也是“表态”，他的发言连胡乔木都表示不能接受。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悲剧——知识分子多年来被扭曲、被异化的悲剧。

南方周末：在那次批判风潮中，吴祖光和巴金是支持您的。您怎么看吴祖光和巴金？

白桦：我和吴祖光、新凤霞是多年的朋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就有交往。在批《苦恋》时，他以一个看过剧本的人的身份，说了几句公正的话。我想即使我是一个和他不相识的人，他也会站出来这样说话。在他的经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巴金先生是从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角度挺身而出的，这也是他的“表态”，但他的“表态”却不是迎合，而是反对，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南方周末：您跟巴金有过交往么？怎么看巴金在晚年的表现？

白桦：在巴金面前，我是后辈，高山仰止。他的晚年是在身体和思想的困厄中度过的。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给我们更多，但我们无权要求他给我们更多。他已经尽到了生命的极限。还有许多他来不及说的话，来不及做的事，唉！谁都有措手不及的时候，不是吗？留给我们活着的人吧！我们不也是有血肉、有思想的人吗？鲁迅先生为我们在荆棘中开辟了道路，巴金这一辈作家经历了和我们同等的苦难，他们已经把他最最重要的思想结晶留给了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求多些吧！他最爱护的是中青年作家，他把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因为中青年作家有的是时间。（遗憾的是，连我都老了！）我们想做而没能做完的事还少吗？依然要留给后人，我当然知道，这是落叶的哀叹。我希望青年才俊们能多一些严肃的思考，少一些浮浪虚名。

南方周末：您的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时候开始好转起来？

白桦：批《苦恋》之后，我就成为一个“敏感人物”了，无论换多少领导，这个透明的帽子都存在，就有了很多不成文的限制，诸如：哪些报刊不能发表你的作品，哪些报刊不能出现你的名字，哪些场合不能见到你这个人，忽然你又不能出境了等等之类。好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南方周末：后来您写过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似乎也在很短的时间被禁演，为什么？

白桦：《吴王金戈越王剑》是一个历史故事，禁演过。我只是在这部戏里告诉观众：越王勾践和他的子民都很爱国，但国王和臣民的爱国主义却不尽相同。这部戏是在一九八三年由北京人艺首演，副总理习仲勋审查的时候我在场，他肯定了这部戏。而且那一次他还在私下里对我说，他很欣赏武汉军区政委李成芳在批《苦恋》时的镇静态度，可惜李成芳倏然去世。后来，因为胡乔木对这部戏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才遭到禁演。

在新人身上的可能更大些

南方周末：对一九八零年代、一九九零年代和新的世纪，您能说出它们给你的直觉印象么？就文学表现而言。

白桦：就文学而言，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争论激烈，说明思想活跃。给中国的文学后来的多元局面做了铺垫。上世纪九十年代比较沉寂，并非因为没有思想，可能更加深沉些、含蓄些。当然也有人放弃思想，甚至放弃文学，人各有志嘛！我感觉到，到了新世纪，严肃的思考又活跃起来，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鲜明了些。因而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学表现，在新人身上的可能更大些。

南方周末：您的写作始于一九五零年代，经历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直到现在，您感觉其间最大变化是什么？近半生的文学生涯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白桦：可以说变化是巨大的，三十年，全民族观念的变化是巨大的。但作家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一位法国作家告诉我：中国作家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因为中国人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可是苦难和收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我想：对于维克多·雨果，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果中国作家患了健忘症就未必了。回顾我半生的文学生涯，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明白：有识见容易，有胆量很难；耐得住长夜的寂寞更难。由于怯懦和患得患失而浪掷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九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题为“‘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专访作家白桦”的报道。

人物周刊：我读了您的几本文集，没有找到《曙光》的剧本，为什么？

白桦：修改后的剧本我不太满意。我们首场演出请的都是老红军，最后当岳明华被杀时，一个在洪湖边战斗过的老将军捂着脸跑出剧场，他说接受不了这样真实的悲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牧他们赶到武汉。军区的人说了，尾巴不改掉，这剧本通不过。

最后改成贺龙飞马赶到，刀下留人，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就对我说：白桦啊，你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死的，谁也保不住他。她说我不敢面对现实。我说我没办法。

人物周刊：《苦恋》最大的争议，是女儿对父亲的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白桦：这个影片怎么可能被误会成卖国主义呢？他们这样爱这个国家，把女儿的名字取为星星，结果遭遇那么坎坷，不只他们痛心，作者也非常痛心。前几年在韩国，我给他们中文专业的学生读这段台词，韩国从来不存在出国和回来的问题，但他们都哭了。

写剧本之前，听到很多五六十年代回来的老海归派的故事，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本来全家在美国，年轻美丽的女儿马上要拿博士学位了，父亲希望她拿了学位再回来。女儿说，回国还要什么博士学位？她急着为国家做事情尽义务。

回来以后，“文革”开始，这个家遭到冲击，女儿一下得了精神病。她父亲说：在精神病院里，那个穿得最破最脏、最疯癫的女人，就是我女儿。

人物周刊：《苦恋》引起风波时，《太阳与人》摄制组有没有受到冲击？

白桦：没有，后来剥离得很清楚。如果批电影，片子就得拿出来大家看啊。导演彭宁愿意人家批他，人家不批啊，其他演员也没挨批。很多批评是对着我来的，有些人也不是针对我个人，他真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解冻文学的开始。

《曙光》在北京内部演出的时候，曾经开过诗歌座谈会，座谈会人不太多，我有个发言，里面有一句话：“诗人们！宁肯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千万不要歌颂救世主。”这话触怒了很多老干部，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救世主，不能怀疑。

西单墙马上有反应了，大字报连天，我都没去，就怕惹事。后来李准跟我讲，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成了旗帜啦！像某将军，双目失明，看不见剧本，也看不见电影，但他激烈地介入了批《苦恋》。他作报告时，对我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大会啊，说，“白桦说，不应该歌颂毛主席是救世主，那能不能说共产党是救世主呢？”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里是这么唱的。

人物周刊：《太阳与人》导演彭宁是个怎样的人？

白桦：一个很有想法，敢作敢为的年轻人。是干部子弟，父亲红军时期和胡耀邦共事。

彭宁在电影学院学习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推为造反派的司令，“毛泽东主义公社”一号勤务员，后来江青把他关在牢里，所以他对很多事明白得比较早一点。开始我对这戏不抱过高的希望，但是，他带着片子到上海，我发现，我们共同的想法他基本上都能落实。

他拍第一个镜头，也就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师张松平就要罢工不干。彭宁要找一个理想的初升的太阳，好几个早晨起来等太阳，太阳前面有根摆动的芦苇，那时候的技术条件很差，而且没助手，他用手顶着摄影机的长镜头。失败多少次？而且天气那么冷。最后他找到了准确的艺术效果。八五年左右，他移民去了香港，拍不了想拍的东西，就弃影从商了。前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人物周刊：说说电影中比较满意的演员？

白桦：许还山的戏份非常少，但演得很动人。我说一场戏。当时秋山被下放农村，请假回来，凌晨光到汽车站去接他，长途车都回来了，没看见秋山。最后从汽车的夹缝里走出一个穿着破棉袄，用根草绳捆着腰的人，他就是秋山。拥抱的时候凌晨光说，“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个字——“家？”（颤抖）仅仅一个字，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许还山说出了许多意思：家在哪儿？哪儿是家？有过家吗？

许还山的父亲、姐姐都是右派。他当时很瘦，刚从大西北回来，直到去年他还说，“我，就那么八个镜头，但是我演电影以来最满意的。”这班子演员当时演得真好，很真诚。

我在美国看台湾摄制的《苦恋》，就觉得他们再用劲也演不出来，他们没有这种经历。审查这戏的人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在当时它的感染力非常强。我看了七遍，没有一遍不流泪的。那是我们的生活，它记录的是生活！

人物周刊：当时这拨演员都支持您么？

白桦：他们都是支持的，整个摄制组成员都自称“苦恋者”。说良心话，路人都是支持我们的。一九八一年春天彭宁带着演员冷眉到武汉见我，我请他们上街吃豆皮。老板一听说是我们，马上打电话把那位给毛泽东做过饭的大厨从家里叫来。

所以，那时候香港的报纸报道，白桦又添新罪名——洋洋得意！实际上，我不是洋洋得意，我只是写了篇文章《春天对我如何厚爱》，我是隐隐约约地告诉大家，我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那里痛哭啊什么的。

人物周刊：文艺界也有不少人支持您吧？

白桦：不一定，文艺界名人都必须表示反对。除了吴祖光说了“温柔敦厚”四个字，其他的名人很激烈。当然也有不少作家专程到武汉来看我，如韦君宜、李德伦、舒婷等等，还有日本作家山崎丰子、法国电影评论家伊丽莎白等等。

你像曹禺，再好没有的人，当时说了非常过头的话：“我从没见过这样攻击祖国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就说这种话。这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很脆弱，胆小，就怕大祸临头，所以就赶快表态，甚至沉默一下都不愿意。

人物周刊：您说他是个“再好没有的人”？

白桦：曹禺内心不是那样想的，这是一个记者告诉我的。

头一天记者去访问他，说明天要说《苦恋》的问题了。他说，我从来不愿意参加这种会，老让我们表态，我现在不去了。结果第二天还是去了，因为这会议很重要啊，北京有三百多人参加。他去了以后又很冲动，坚持批判《苦恋》。

所以，中国大知识分子和西方大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们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我们那个自由，和真诚、虚伪，可以随便调来调去搭配，而且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歉意，没有！“文革”后你至少有沉默的权利吧？但他们被吓坏了。一位大诗人事后跟我讲：“白桦啊，我当时骂了你。”他用了自嘲的方式，好像你就该理解他。

人物周刊：您理解吗？

白桦：我当然不能理解，他有沉默的权利，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后来曹禺见了我，表示很亲切，但没有表示过抱歉。他们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怕就在这一点，他内心存不下这份歉疚，也不愿意面对愧疚。

人物周刊：在一篇采访中，您提及自己的性格迟早会出问题，“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您对命运已有所预感？

白桦：因为我一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还是十七岁的孩子，从学校出来参加解放战争，参军后我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我认为完全是到了一个新世界，我们有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停顿、哽咽）其实我没有任何不满，仅仅是为一些年轻战友讨个公道。

后来，反右的时候，有个诗人周良沛，诗人嘛，很容易动感情，要唱美声。那时美声唱法被看作怪异的东西，而且他唱《圣母颂》，因为他是教堂里抚养出来的一个孤儿，他在那个环境下出生，唱《圣母颂》有什么奇怪的？但当时有人就看不惯，说他思想不正确，也打成右派。

我就是为这类事情惹麻烦。我就觉得，知识分子有个性嘛，但是那时候不承认个性啊。

人物周刊：您说人性的尊严在当时是禁忌。

白桦：（颤抖着提了壶茶）这跟《苦恋》的剧本一样，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它中间很多段，说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实际上强调人应该恢复人性和人的尊严，“人”字应该写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上让人践踏的！今天，文学敢谈人性，过去敢谈人性吗？

我在反右的时候，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二十年啊，我从二十多岁一直到四十多岁，我的妻儿作为右派家属，受歧视，没有任何权利。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对我已经特别优待，总政有位领导力争不把我打成右派，也没成功。我被打成右派时，我太太在上海突然之间得了癌症，住进医院，我在北京被开除党籍、军籍。我那时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就造成这样的结果。接近真实是很危险的！但能够虚伪下去吗？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再虚伪下去，文学总要留几句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走来，回想过去，最激动人心的是些什么事？

白桦：（良久）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和普通人的关系。一路走来，最支持我的是这些普通人。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些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

前些年我经常去云南，我以前驻军在那里，那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敏感人物”，但他们都肯和我接触。我还是很感动，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真情的。

我曾经到香格里拉找一个朋友，他是藏民，年轻时我们常在一起。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雪山深处做地名考察。接了电话他说，我现在就来，你借一个车我借一个车，我们就在雪山上碰头。那时正大雪封山，我到军分区找了一个司机，他说现在去根本不可能，过不去。我就说，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后来到了山顶，前面很多卡车停在那里，过不去，大雪封山，卡车司机都在那个小村子里，什么都吃光了。他们问我，你来干什么？有什么急事或者军务？不是，我说，我就是见一个朋友。他们奇怪，这么冷的天，这么危险，就为见一个朋友？他们都说，过不去的。

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前面一辆拖拉机开了过来，跳下一个老头！我们年轻时候分开，三十年没见了，他已经很老了，我也很老了。他居然能够找到一辆拖拉机开过来，那是很危险的，雪地看不见路，可能一下子掉进万丈深渊。我们抱头痛哭一场，喝了顿酒，然后就分开了。

十

　　摘自白桦写给定居美国的儿子的信——
　　国家很“实际”。因而派生出实际的哲学、实际的美学，甚至实际的禅学。由于人人“实际”，金钱，在人类灵魂的上空如日中天。就像人类曾经在很长的一条历史长河里，迁就过世世代代的独裁者，甚至像希特勒那样的恶魔，现在又迁就起金钱这个万能的君主了。曾几何时，唯利是图被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批驳得体无完肤。由此，人类积累了远比金山辉煌得多的智慧的结晶。如今，在许多领域里，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重又在一枚铜钱的光亮下暗淡无光。当代英雄是什么人?无庸讳言，是那些以权力、以暴力、以蒙骗、以现代科技手段攫取金钱的人。圣者、哲人即使再生复活，夫复何言?
　　……
　　我曾经在一部影片开头的第一个镜头里，描写过这样一个悲壮的图画：在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里，一根很脆弱的苇草在飓风中顽强地摆动着……十年后，我在帕斯卡尔《思想录》里，读到一句我想通过那个画面要说的话：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囊括了宇宙。”儿子!我也不过是一根苇草，虽然飓风永远都在试图折断我这根脆弱的苇苹，有时甚至把我压得倒伏在泥土上，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因为我有思想，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思想了。

白桦——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作家，他的经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我们对《曙光》《太阳与人》都还有印象，那是四人帮倒台不久，中国的文坛乍暖还寒，敢于写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所以白桦无愧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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