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镇企业管理局
我被温宿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温宿县人民政府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职责是负责对全县乡镇以下的集体和个体企业进行管理和服务,为他们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同时自己下设供销公司、建筑公司,制砖厂、罐头厂、羊毛衫厂等企业。新疆办乡镇企业,很难很难。没资金,没技术,没人才。有的只有资源和热情。(技术、人才落后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乡经济委员会的人向我请教:为什么我们的面粉机出粉量越来越少?因为我管过红旗坡农场的面粉机,略懂一些,就问:使用几年了?五、六年了。磨辊拉过丝没有?拉丝?不知道,不懂。小麦是需要磨辊上的如同刀头一样的丝道来磨碎小麦的。五、六年不拉丝,只是磨辊干磨,能快吗)?尽自己力量,办一些和民生攸关的,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吧。如:小水电站,小面粉厂、碾米厂、制砖厂吧。大型项目考察了几个,都因为没钱而作罢。后来各地援疆工作开始选中的项目,就是我们当时选择的项目:如纺织厂、盐化工和煤化工等。任何事业的发展离开钱,都是空谈。在企业局最多的工作是口里考察项目,采购设备,下乡检查指导工作。局里手里有一点点钱,不多,贴补一些重点乡镇企业。最大的权力是贷款贴息。只要项目立项
,取得银行贷款后,贷款利息由局里补贴。就是这一点点贴息,乡镇企业管理局就被当成香饽饽。每次我下去乡里都是远接高迎,乡镇头头围在身边。接待倒是普通,乡下饭馆里吃盘拉面,吃几个烤包子。到牧场是要宰羊了。各乡镇经委的主任一般都由汉族担任。
回天津
后来,县委书记调到阿克苏地委当副书记去了。我也在一次利用出差的机会顺便回天津看望大女儿时得知,在新疆的天津支青,有一个孩子已落户天津的,支青的父母年事已高,无力继续监护的,支青可以调回天津,家属和在疆未满16岁子女可以随迁。前提是在津孩子未满18周岁。当时我大女儿 已过17岁,二女儿已过15岁了,都快到临界点了。此时又有消息传出,要把我调到阿克苏另有任用。又处两难境地:回天津还是去阿克苏。这时妻子给我讲了一件事,小女儿有一天悄悄对她母亲说,妈妈,我们以后光吃馕不吃菜,省些钱,让爸爸通过在口里的熟人给我买个户口吧。原来,1990年,天津方面告诉我可以给一个孩子办天津户口。我开了个家庭会议,讨论谁回天津。小女儿一直跟我们过,从未离开。她首先说我不回。大女儿是两岁送回天津爷爷奶奶带的。六岁接回新疆上学,到1990年十四岁了,上初中了。于是让大女儿回天津顺理成章。我妻子送大女儿回津时,顺便把小女儿也带上让她见识一下口里的情况。小女儿虽然在天津出生,四岁时随我们也回过天津,但毕竟年纪小不记事。1990年到天津后又带她去了上海、杭州、苏州、青岛、北京。算是开了眼界,恐怕那时她已经后悔自己说的留在新疆的话了。所以才有和她妈妈的这一番话。我听了很心酸。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什么不能舍弃呢,别说只是个前程,性命都可以。1993年3月,我请了假回天津办调动。当时政策规定要自己找接受单位,有单位接受才能办调动。那时天津已经开始下岗了。我一个外地的,年纪又偏大,谁要呢?翻报纸看招聘广告去应聘,去人才市场应聘。(那时天津人才市场才成立,在烟台道。)讲句实话,天津市我拿脚量遍了,没戏。说实话,写到这里,我都想落泪。绝望之际,有亲戚介绍我到和平区人才交流中心,这才找对门,经过他们几个月的努力,我拿到了调令,时间是1993年11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急急忙忙赶回新疆,新疆那边还不放,我死说活说就是不放。那时温宿县委已经大换班,我最后找了一个理由:温宿县人民政府要精简,进展很难的,谁愿出政府进企业呢。我对县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说,放我走,可以空出一个位子,精简就少一点阻力,不好吗?他终于答应了。后来正书记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还直埋怨这位副书记不该放人。1995年我回温宿办事,和正书记见面,他对我说也想调回口里。不过他没能如愿,调到塔城当地委副书记去了。
我把该带的全托运回天津了,剩余的该卖的卖,该送人的送人。于1994年1月告别了新疆。从新疆到北京,一路刮大顺风,半夜到天津,风也停了。这时是阳历1994年2月8日,阴历腊月二十八。转天腊月二十九(小年,就是年三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束了三十年的新疆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