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我设法为团里搞到四吨炸药指标。要知道，在当时炸药是国控物资，炸药指标是很难搞到的。炸药厂位于包头石拐子。指标搞到手后，剩下的是办运输手续，要车拉炸药。没想到，拉个炸药手续还满复杂的。首先要有准运证。为此，我先到团司令部开介绍信，然后到师司令部换信，再拿着师里的介绍信到临河巴盟公安处开出准运证。
一切手续办妥后，“五一”一过，我向机运连要了一辆大解放，兴冲冲奔向包头。那天同去的还有团机关食堂的上士，说是顺道到包头买点菠菜。
汽车一早离开团部，中午时分到达包头东河区，随便找了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与上士约好了见面地点，他去买菜，我带着车直奔了石拐子。到炸药厂后，我们找到销售科。销售科看完巴盟公安处的准运证后说不行，还得到石拐子区公安分局再换信。我们又折回头找到公安分局，把手续递上去。办事的是个年轻的女警察，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看完我们的手续后，她头也没抬，只一句话就把我给问蒙了：“带抢了吗？持枪证哪？”什麽？还要带枪？没人跟我交待过运炸药还要带枪啊。我坦率地回答：“没带枪。” 女警察抬头看了我一眼，随手把手续递给我：“回去取去。”回去取去？开玩笑吧，好几百里地哪！我准备好好跟她磨叽磨叽，看看能不能网开一面。我说：“同志，您看我们大老远来的，来回一趟不容易，这次您先给办了，下次咱补上。”“不行，没带枪不准运炸药，这是规定。” 女警察面无表情，冷冷地说到。我还想说点什麽，可那个女警察扭过头不再搭理我了。看来只好回团取枪了。出来和司机一说，司机急了，原计划当天拉点晚赶回去的，这一下没了着落。从石拐子回东河的路上，司机一个劲地埋怨我办事不牢靠。我也不好解释什麽，任他牢骚好了。
回到东河，和上士一说，上士问我怎麽办。还能怎麽办？回团取枪去。先找个旅馆把他们安顿下。吃完晚饭后，我自己到包头东站，等夜里12点的火车返回前旗。
五月初的包头，夜晚的气温很低。折腾一天了，连着急带上火的，我感到全身乏力、疲惫不堪，也就不管地下凉不凉了，和衣倒在车站前的水泥地上，眯着眼熬着，不敢睡着，怕误了火车。熬到十二点，上了开往前旗的火车，心里才算踏实点。夜里两点半左右，车到前旗。我顶着满天的繁星，挨到汽车站开门售票。
早上七点，开往德令山的汽车准时发车，九点二十左右到的团部。十点左右这趟班车从德令山返回。我必须在这四五十分钟内把事办完。按理说时间足够了，没想到又出岔子了。
下车后，我急匆匆跑到后勤处，找到处长。为了携带方便，处长本想给我找一把手枪，可团参谋长的手枪不愿外借，司令部作训参谋给我联系武装连，不巧武装连人都去挖河了，手枪和子弹都让文书锁起来了，排里只有步枪但没有子弹。时间不等人，步枪就步枪吧。我又跑到武装连，取来步枪，作训参谋把枪号填在持枪证上，问我没子弹怎麽办？怎麽办？我知道怎麽办？眼看从德令山返回的汽车就要到了，时间不容人。我一咬牙：“您就写上子弹五发”。心想：咱就蒙回事吧。
背着杆没子弹的7.26步枪，我匆匆跑到团部汽车站。还没缓过气来，开往前旗的车就过来了。好悬哪，再晚一点就赶不上了。上车后，售票员看着满头大汗的我直纳闷：这人刚来又走，瞎折腾什麽哪？
到前旗后，我赶上了下午两点多开往包头的火车。
一路上，我紧紧地抱着这支步枪，丝毫不敢大意。要知道，万一丢了枪可不是闹着玩的。车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不知道这个穿着一身绿皮的兵团战士抱着一支步枪要干什麽。
下午五点左右，我回到东河的旅馆。那几个人都去逛街了。此时，我已经三十五个小时没睡觉了，连困带乏，我抱着枪倒在铺上就睡了。朦胧中只听“嗨”的一声大喝，接着就有人抢我的枪。我一个机灵从铺上就窜了起来，原来是上士他们回来了，看我抱着枪睡觉，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心“通通通”的跳了半天。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赶到石拐子分局。还是那个女警察。看我拿着枪，说：“来啦。”我说：“来啦。”她问“持枪证哪？”我顺手把持枪证递了过去。她核对了一下持枪证上的枪号，问我“子弹带了吗？”我故作坦然地答到：“带了。”“几发？”我说：“五发。”此时，我心里紧张极了，生怕她要查看子弹。还好，她头也没抬，顺手开了一张准运证。直到出了公安分局的大门，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趟炸药拉的，本来一天的活，前后用了将近三天，还把我累得半死，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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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0/28 7:3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