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谢谢梦想在这里为大家辛辛苦苦的做文章。

在这里我代表梁梁谢谢你、代表所有同学们谢谢你。

并祝你春节快乐！幸福！吉祥！健康！

那时候毕业后都统一分配工作，除为国家各有部门代培的或少数留校工作的，基本上都哪里来回哪里去！即部队来的回部队，工厂来的回工厂。不管到哪里工作，大家都心甘情愿，愉快服从，没有人走后门、托关系、搞不正之风。

　　工农兵学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苦精神强。他们大都来自基层（如建设兵团、厂矿企业或农村、部队等），都经过不同程度的艰苦磨练。他们把吃苦当作一种乐趣、一种锻炼。他们认为只有不怕吃苦才能保持工农本色，才能成就事业；怕苦怕累往往是堕落、变修的开始。因此在艰苦的劳动锻炼中，他们从不偷懒，从不怕苦怕累，从不甘心落后他人。那种火热的劳动场面令人永远难忘。记得我们在分校的时候，因为住的是平房，厕所也是象农村厕所一样需要有人经常打扫卫生，经常掏粪便。我们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竟把打扫男女厕所的卫生分别包了下来。他们每天提前起床，起来掏粪便，掏完后用桶挑到指定的地方晾晒。每当同学们看到这种景象，每当同学们使用上干净的厕所时，都充满了感激、羡慕之情，有时别的同学也帮他们一块干，但他们俩坚持的时间最长，几乎天天都这么做，一干就是一年（因为在分校就学习了一年）。这种自找苦吃，自觉磨练自己的精神与做法是现在大学生根本无法理解的。可见当时大学生是多么朴实、纯洁，多么能吃苦耐劳，有了这种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有了这种精神，一切腐朽现象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有了这种接班人，党和人民还能不放心吗？

　　我们提倡要好好读书。但在刻苦读书时，一定要注意思想与意志的磨练，这样才能做到又红又专，才能成为有用之才。我们并不提倡人们机械地去模仿这种做法，但这种不怕苦和累，不怕脏和臭，不怕牺牲个人利益、不计名利与报酬的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四人帮”被打倒后，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一段时间内工农兵学员也被弄得灰溜溜。有些单位对他们采取了不重用、不负责的做法。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把有时代标记的“工农兵学员”改成“大普”，而且一再被放大。他们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工农兵学员面对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责难，不自卑、不气馁，他们有苦、有泪、有难默默忍耐着。他们发奋图强，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党和人民的信赖。面对这种情况，工农兵学员有的边工作、边读书，牺牲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凭借超常的毅力和拼搏精神，拿下了硕士、博士学位；有的凭借自己的良好思想素质和工作才干，默默地工作着，干出了令人信服的业绩。他们不甘心服输，不甘心落后他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各有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有些是局级、部级，甚至是中央领导，有些是各行业的先进模范。实践证明工农兵学员是有骨气、有本事、有出息的，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们的表现与业绩并不亚于其他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无愧于党、国家和人民，他们是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业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工农兵学员是受害的一代人。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毕业后却不能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沉重的包袱。

　　我国从66年停止招生到77年恢复招生，这十年的工农兵学员填补了这个时代知识的空白。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十年来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他们胜任工作快，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服从分配能吃苦，

又红又专精神足，

十年练出百万众，

改革开放绘宏图。

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

　　“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新的时代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个社会也正在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价值评判体系。

　　至于教育体制，现在的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招生制度也是不尽完美的。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前有工作经历也不只是我国有，原苏联就曾有过，我国的台湾省上大学前要服兵役。

　　我的生命将要结束，向党要说的话很多，在这里我为我国的教育进最后一言：高中毕业后有一年以上的实践，让他们了解社会，再考大学，主要按文化成绩录取学生。我想这对我们的千秋万代对巩固革命前辈打下的基础是不无益处的。

　　大家围绕着这封信，感慨万分，说了很多。

　　雷京华作为吕继红的爱人也列席了华大75级的聚会。她1982年辞掉工作以后，去了美国。她在北京、美国间往来。在美国朋友和商界的圈子里，大家只知道她在中国大学毕业，从没有人关心是工农兵学员还是后来的大学生。她说，在国外是凭本事挣钱，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工农兵学员”。甚至不关心你的学历和有没有职称。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一个人该放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

　　大家议论热烈，30年只是一瞬间，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子女已逐渐走上了生活的舞台。在这个价值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天方夜谭。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问起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事，工农兵是什么意思？工农兵学员又是什么意思？

　　吕继红说，列宁曾说过，一个人经历了一场运动，未必懂得这场运动。工农兵学员这一历史新事物，还是还是让历史来检验吧！

　　大家齐声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价值，让历史去评说吧！

　　聚会结束时，吕继红提议，再唱一篇《工农兵学员之歌》。

　　一唱这首歌，大家就情不自禁全部投入其中，大家唱得高亢深情，如泣如诉。大家仿佛回到那个“伟大”的工农兵学员时代。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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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换届选举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上公示的领导干部的学历是“大普”或者“大学普通班”。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经常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大普”？在王金昌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封面上，对之有着直观的解释：“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1970至1976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

由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具有“大普”或“大学普通班”学历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工农兵学员。自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后，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学生，即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参差不齐，但他们大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能吃苦、肯钻研，学到了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中后来涌现出了不少人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些人很快进入了角色，填补了人才空白。

《大普学历》正是以这样的一群人作为关注对象，真实全面地再现了他们所怀有的“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朴素感情，以及当时刻苦学习，立志为公（书中还反映了当时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形态）、毕业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又涌改革大潮而动的奋斗与成功。毫无疑问，这是一群有着典型时代印记的人。在当代的文学殿堂中，一直还缺乏工农药兵学员的形象展示。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普学历》无疑填补了这个空白。

《大普学历》：保留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

　　王金昌的《大普学历》是写工农兵学员的。工农兵学员，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比天文学、粒子物理学的词语还要显得陌生的词语。但这个词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学员是文革期间的产物。我是经历过文革这段岁月的人，因此突然面对工农兵学员这个已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词语时，许多历史记忆会从脑海深处浮上来。工农兵学员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学员，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使命，只有在历史叙述中才会用上这些人物称谓。但是，我发现历史叙述对待这些人物称谓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态度。凡是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就被赋予一种历史优越感，如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则处在被贬责、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八十年代开启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伦理观建构起新时期文学叙述的，而叙述主体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完全以他们的心态、立场和视角去观照、筛选历史，以他们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文革叙述，类似于工农兵学员、赤脚医生等人物几乎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并没有走出历史，更没有超越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显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所以我们应该以另一种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这样才能打破僵化的历史叙述格局。范小青去年写了一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我读后大为赞赏，就因为她是以一位赤脚医生的视角来写文革的，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完全不一样。王金昌的《大普学历》则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视角来写工农兵学员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农兵学员为主要角色来讲述历史的小说几乎还没有，工农兵学员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大普学历》第一次让工农兵学员站到了舞台的中心区。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大普学历》的。他说：“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写出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我们平时都说要忠实于历史，我们也以此作为一条标准去衡量历史文学作品。但事实上要完全做到忠实于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就要摆脱历史观的制约。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做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学员，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继红，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按一般的小说写法，就会在这几个主要人物之间重新设置关系，发展情节。但王金昌并没有这么做，他宁可让几个人物处在游离、松散的状态之中，也不愿意破坏了人物的自然状态，因此从小说的角度看，作品缺乏情节逻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大普学历》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如华大的工农兵学员去部队学军，同学们争做好事，冯淑萍给战士洗被褥时发现战士被褥上有一片片的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觉得很奇怪，结过婚的学员严凤英知道是怎么回事，报告给校领导，从此宣布女生不能给战士洗被褥了。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大普学历》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但王金昌并不是要做一篇翻案的文章，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己的心愿。面对王金昌的心愿，我特别感慨的地方是，一个人的真实本性小于一个人的社会符码。文革之后，工农兵学员成为一个被贬值的身份证明。《大普学历》客观真实地写到严凤英、王思哲、吕继红等人在文革后的遭到歧视，他们有才华却不能发挥，有志向却无处施展，这一切皆因他们是工农兵学员的身份。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们曾经用以批判自然人性的理论依据。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他只是强调社会属性在决定人的命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大概是生活在社会之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几乎都被各种社会符码所包裹，无法自由地伸展身体，这不仅仅是工农兵学员才遭遇到的事情。王金昌写这部作品，试图为被妖魔化的工农兵学员还一个清白。但也表达了他的一个挑战社会不公的理想：“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贺绍俊）

（《大普学历》，王金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以下是引用梦想在2012-1-26 9:52:00的发言：
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

　　大家围绕着这封信，感慨万分，说了很多。

　　吕继红说，列宁曾说过，一个人经历了一场运动，未必懂得这场运动。工农兵学员这一历史新事物，还是还是让历史来检验吧！

　　大家齐声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价值，让历史去评说吧！

　　聚会结束时，吕继红提议，再唱一篇《工农兵学员之歌》。

　　一唱这首歌，大家就情不自禁全部投入其中，大家唱得高亢深情，如泣如诉。大家仿佛回到那个“伟大”的工农兵学员时代。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完】

历史财富要正视，

教育体制应求实，

挣钱应当凭本事，

一代人有真价值。

以下是引用梦想在2012-1-26 10:06:00的发言：
近年来，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换届选举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上公示的领导干部的学历是“大普”或者“大学普通班”。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经常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大普”？在王金昌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封面上，对之有着直观的解释：“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1970至1976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

由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具有“大普”或“大学普通班”学历者，就是我们俗称的工农兵学员。自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后，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学生，即工农兵学员。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参差不齐，但他们大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能吃苦、肯钻研，学到了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中后来涌现出了不少人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些人很快进入了角色，填补了人才空白。

《大普学历》正是以这样的一群人作为关注对象，真实全面地再现了他们所怀有的“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朴素感情，以及当时刻苦学习，立志为公（书中还反映了当时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形态）、毕业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又涌改革大潮而动的奋斗与成功。毫无疑问，这是一群有着典型时代印记的人。在当代的文学殿堂中，一直还缺乏工农药兵学员的形象展示。从这个角度而言，《大普学历》无疑填补了这个空白。

何谓大学普通班，

大普学历形象展，

此书实事求是作，

时代印记典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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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普学历》：保留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