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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安育中的《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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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安育中的《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发帖心情 Post By:2011/12/5 23:23:00 [只看该作者]

 

受安育中的委托,把他最近的一篇有关知青评价的文章发在此处。

 

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安育中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43年,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争议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每个人站位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不同,个人感悟也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各种文化思潮的大交流、大融合、大交锋也必然反映到对知青运动的评价上来。但作为历史性评价,应走出个人感悟的束缚,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国家和人民的高度,对知青运动作出对知青负责、让知青满意的评价。

一、把知青运动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复兴道路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出路的选择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实现民权、民主、民生成为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从1911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各地诸侯十五人次轮流执政,二十几个省宣布独立,中国陷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局面,走共和体制道路宣告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开始探索人民民主道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仅用了28年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又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32年的改革开放革命,完成并推进了三件大事,实现了三次转变,使中国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历史性巨变。中国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选择到底正确与否呢?从民权上说,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一盘散沙的局面,在国际政治上有稳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从民生上说,改革开放32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在“十一五”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仍实现了11.2%的发展速度,高出世界各国8个百分点,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竞争力。用占世界7%的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5%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奇迹。从民主上说,我们党始终把民主作为最基本的权力放在首位,致力于民主建设,走出了一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道路。特别是和谐社会的提出,更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目前我国政治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有过失误和挫折。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出现过急于体制过渡,走了不少弯路,乃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时期,也存在由于对市场经济估计不足、准备不足导致的失误,在发展目标上也有一个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渐进的认识过程。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仍比较突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矛盾都客观存在,特别是一部分人出现信念动摇、理想失缺、道德滑坡、消极腐败等问题。但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不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正确性的认定。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动摇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要珍惜经过百年探索找到的正确道路,珍惜来之不易稳定的政治局面,珍惜我国赢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既不可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可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全国人民应形成的共识,也是我们评价知青运动的前提。

    80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知青研究,适应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需要,引领了社会潮流。90年代知青研究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角度进行体制反思,对中国改革起到了助推作用。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走过“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这就要求知青研究要有新站位、新境界、新视角,把知青运动评价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去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评定,才能彰显知青运动评价的意义,才能永葆一代知青的活力,发挥知青余热,为社会再作贡献。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看知青运动,一代知青是这条道路的探索者、践行者,是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党的十七大明确,解决农村问题,要走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这是汲取“知青潮”和“民工潮”两方面历史经验得出的正确选择。当年17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并没有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反而造成不少人为的悲剧。现在1.5亿农民工涌进城市,致使不少农村成为“空心村”,同样不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自身的城镇化,采取人口大迁徙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在一代知青作出牺牲和贡献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同时还要看到,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带去了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这是解放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城乡文化交流,也为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从历史教训角度讲,当时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忽略了一代知青的民主权力,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显然是错误的。中央也及时采取返城和就地安置等办法妥善解决了遗留问题。但从尊重人权、尊从民意的角度看,是应该认真总结,并吸取教训的。

二、把知青运动放到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在知青评价上,有一个误区,一直把知青定格在蹉跎岁月,局限于插队时期,忽略了后知青时代。事实上,一代知青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性选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可以称为一次伟大的革命。广大知青从农村、边疆返城后,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以知青文学、伤痕文学为切入点的文化启蒙,引领了全国思想解放运动。1977年恢复高考后,相当一部分知青抓住机遇重新走进课堂,搭上了大学的“末班车”,在全社会形成了重知识、重文化、重教育的氛围。八十年代初兴起了“出国潮”,相当一批知青出国深造,又以极高的热情回国报效国家,成为我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政治风波中,广大知青顾全大局,立场坚定,体现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成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中,一代知青成为攻坚克难的骨干。在企业改制中,相当一部分知青又无怨无悔接受、服从了“下岗”的现实,平稳地实现了企业改制“软着陆”。纵观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代知青延续了上山下乡时期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传统和作风,承担起改革开放的重任,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见证和实践了这场伟大的革命。

三、把知青运动放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作为一段历史已经过去,留下来的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除体现在保存下来的知青林、知青渠等知青工程、知青博物馆、纪念馆、知青文学作品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知青精神上。什么是知青精神?从信仰、理想层面说,有政治热情,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观、价值观,听党的话,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虽然其中不乏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思想层面说,思想敏锐、善于学习、民主意识强、开放意识强,具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从道德层面说,有较强的遵纪守法意识,即便在最困难情况下也没有背叛信念,突破底线。对共和国的忠诚是这一代青年的本质特征。

    当前,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成为广大人民的重要精神需求。在思想多样、文化多元、思潮多变的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走文化强国之路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外国先进文化,还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生成的新文化,这种文化是新中国62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总和。一代知青是新中国文化的产物,是在五、六十年代强化主流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些时代思想为这一代青年奠定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知青精神正是这一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集中展示和内涵诠释。一代知青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虔诚、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负责,都是值得当代青年学习的,和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一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把知青运动放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上淡化了革命接班人的提法。事实上,培养和造就一批政治坚定、德才兼备、求真务实、有实践经验的接班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往开来、薪火相传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也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一代知青中的优秀人才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和基层工作磨练,正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是值得欣喜的。虽然不能说当年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是青年成长道路的唯一选择,上山下乡运动毕竟锻炼了一代人,成就了一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将这样记载,一批知青中的优秀人才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没有辜负广大知青的期望,开启了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征程。

 

安育中(作者廊坊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北京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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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沙鸣转帖,上班中抽空分几次“速写"而成,全无引证凭记忆,文责自负。

 

 

 

安育中同道(知青)的文章我在几年前就读过,记得当时的感觉是感到他有点右,现在看起来我那时有点左了。沙鸣转来的这篇老安的文章不但有力度还有深度,说白了吧, 这正合我最近反复思考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真正先行者角色的评价,孙中山走的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民生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打倒列强除军阀, 他算哪门子资本主义先行者。

 

非常非常的可惜, 如果孙中山能多活20年,如果他领导北伐成功并能统一全国建立多党合作相互竞争和相互监督的政治体制,再加上邓演达那样的德才兼备的人担纲主持,中国的局面会非常不同。当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关注农民问题的, 而同盟会建立的宗旨之一就是平均地权,孙中山,邓演达要搞的就是和平土改,是赎买下的“公私合营”方式。如果孙,邓还活着,毛泽东就会在他们领导下搞和平土改,在当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和农民部副部长(部长是邓)之后,毛还会上升为孙的副手,据宋庆龄回忆,当年孙第一次见毛时就很喜欢他,而那时陈独秀对毛已很不感冒,因为共产党追随共产国际要搞的是工运,所以后来毛一再说当时中共党内没人支持他搞农运只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支持他。孙死后, 大的国际环境是 不管你是搞什么主义列强都不希望中国强大,而当时孙明显的与俄共结盟要走中国式的民生社会主义道路,他早在蒙难仑敦时就研究透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同意老马的一些看法,而马,恩在晚年也修正共产党宣言时代的一些想法,更证实老孙是对的.

 

孙死后老蒋投靠欧美列强要走“代理资本主义”的道路剿杀共产党,南昌起义夺取城市的路子走不通, 毛在农村率先上山落草,城市中的党中央一败涂地,从此中共走上被迫的暴力土改道路,因为军队要人,要钱,要粮。中共在被追杀的条件下向左再向左是可以理解的,毛主持的<井冈山土地法>就很左,一旦取得一方政权就想土地一切归公, 后来行不通只好在<兴国土地法中>改回到“分田分地真忙”。就是靠着土改共产党才得到天下,为何要杀地主? 因为开始农民不敢要分得的土地,怕还乡团。杀了地主农民才敢要土地,那些出头的积极分子都跟红军走了,剩下的农民大不了再把土地交还给还乡团,从此红军就象播种机一样给农民留下了希望的种子,一旦共产党出头,农民一面倒的投向共产党。

 

建国后怎样搞? 七大制定的要在夺取政权后搞几十年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这一正确方针没有实现,为什么? 还是国际上的影响,一是苏联不同意,东欧可以一步进入社会主义你中共就不可以搞集体农庄?还有就是朝鲜战争和西方彻底闹翻只能一面倒. 50年代中共加速搞社会主义大跃进,还预言在70年代就可进入共产主义,但合作化之后没几年先在农业上全面失败.为什么?因为土改开的花没结果,土地归公太早就犯了<井冈山土地法>的左倾错误.  党内出现以周为代表的"反冒进"的力量,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以他领导建国的崇高威望全党必须服从他的主张,当然头脑发热的不只他一个,刘邓等都一样,只不过后来大家开始清醒,追究责任当然是一把手,老人家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承当了还退居二线。

 

但是理论问题没解决,共产党不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吗? 三自一包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 老人家说“一包香烟可以收买一个支部书记",搞”倒退“就是地富反坏右要翻天,他们一定要在党内找代理人,自此文革已不可免,香烟短缺问题变成阶级斗争问题, 发动群众斗倒刘邓香烟短缺还是没有解决. 我在文革中走后门帮我哥在军队的同学买了两条红牡丹并托他的同事带去,结果半路被领导劫走我也一直没拿回烟钱,直到前年再看到他再提起买烟往事大家哈哈大笑,那顿饭他请客。不过当年我那两条红牡丹可是能收买团以上的军官了吧? 当年很多兵团人想回家不就是找领导“研究研究(烟酒烟酒)”的吗? 当然现在“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早落伍了,换“奔马(奔驰宝马)”了,但性质还是一样的。“研究”也好“奔马”也罢,体制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解决。

 

文革前知青下乡主要是就业问题, 但文革中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是以文革前就定下来的废除高考这一逆反现代教育的革命极端引发出来的,再加上文革大乱学生没有去路,而老人家在大跃进中的“农运”失败后憋着一口气要再出发搞更左的五七“共运”,而我们这一代红旗下出生的共和国同龄人不就是当然人选吗?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一刀切”是一步高棋,特别是在三北建立兵团是正确的战略决 策,既结束了文革(九大文革就应算结束),又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城市病(无法安置工作),也加强了边防战备. 但是新的大大的矛盾在中美和解后又转向国内,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脱节扭曲,知青下去受再教育不让毕业吗? 兵团战士不让复员吗?开始没说全当"新农民"啊?    后来走后门蜂起,连老人家都带头走后门送人上大学,他当然只能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了。但是李庆霖的来信困扰着他直到离世,他给李寄钱就是要带动国家给知青拨款,接着就是招工回城,但是农村青年和回乡知青又不干了,也给老人家写信,这回老人家没辙了,平衡不了,理论与实践自相矛盾.

 

他去世后平地一声惊雷宣告了他的人亡政息, 改革开放已是满弓之箭势不可挡,但射向何方目标不清, 只好先不争姓氏而是摸石过河以求名正才能姓顺。 那个名就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无姓只有名时期。历史是有内在规律的,老马说了共产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才能实现,而中共靠土地革命绕过资本革命一步进入共产革命就会遇到瓶颈, 而上山下乡就是在钻瓶口。什么是“资本革命”?就是先要从社会资本化到资本社会化, 在这个过程中要节制国家资本和个人资本过度膨胀而出现的官僚资本和两极分化, 时代要求新的理论? 其实不必, 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理论就在那里, 全球华人都不反对,自毛以下的中共历代核心也都默认,至少不反对,那就是潜在的“共识”。

 

知青一代是铺路石,但是路铺向何方还在争论。 有一派要顺着知青之路走回文革, 更极端的还说不让走回头路就要搞武革一路打回去搞新的“打土豪分田地”。他们的理由之一就是权贵修正主义在搞家族资本主义, 这就有点意思了, 高级干部家属子女特殊化是改革开放的专利? 那毛远新凭什么当沈阳军区政委和政治局联络员? 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呢? 改革开放的难题不是一部分人靠个人奋斗发家致富有错, 而是官商勾串起来先富有罪, 这是只有经改没有政改的错,要政改就不是自邓而始需要改了,而是自毛开始就需要改,毛的理论有一半来自老马,还有一半是他在被追杀中独创的,暴力土改得天下,天下归公就靠阶级斗争直都到共产主义? 那香烟谁造? 老孙说“天下为公”他说的公是公家还是国家? 大概是指人民吧? 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人民都包括谁? 在人民面前还要再分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来吗? 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民?那现在谁是无产阶级? 80后,90后,他们中的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孙辈算人民还是算可以教育好的孙子孙女? 100年后呢? 1000年后呢? 那时谁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 新一代上山下乡的知青?

 

 

对安文我还有些保留看法,但安文从历史长轴着眼不失为一种大气的写法,对孙中山的理论提出的及时,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能够着眼于党的历史角色的转换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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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爱看安校长的大作!

严谨深刻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感谢沙鸣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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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小红柳和丹柯是如何看待这篇文章的? 安文所述:



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32年的改革开放革命,完成并推进了三件 大事,实现了三次转变,使中国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历史性巨变。中国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二大理论 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选择到底正确与否呢?从民权上说,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积贫积 弱、内忧外患、一盘散沙的局面,在国际政治上有稳定的地位和话语权。从民生上说,改革开放32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 迹。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在“十一五”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 的时期,仍实现了11.2%的发展速度,高出世界各国8个百分点,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竞争力。用占世界7%的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5%的 人,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奇迹。

对于改革开后出现的问题, 安文说:

但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

小红柳和丹柯最近发言很踊跃,谈谈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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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1-12-6 9:20:00的发言:

非常爱看安校长的大作!

严谨深刻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感谢沙鸣的转载!

          不愧是党校校长啊,有理论、有深度。



我们从天山走来,无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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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1-12-6 9:20:00的发言:

非常爱看安校长的大作!

严谨深刻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感谢沙鸣的转载!

不客气。我想转载一下,也请大家各抒己见。对最近中央六中全会有关文化的问题能否联系上对知青文化的探讨和研究。但请大家心平气和的探讨,不进行人身攻击,就事论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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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沙鸣秘书长放心,网坛不同观点的交锋总是会从混乱到有序,所谓共识不是强求观点一致或只留一种声音,我认为共识就是各方观点在形成有序的良性互动的框架方面达成协议,也可称为游戏规则,就象下棋,在棋盘内和棋规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果掀棋盘摔板凳就如同在论坛中骂人侮辱人和做人身攻击一样无能。因此论坛讲求的是观点的亮相和交锋而不是个人恩怨的旧恨新仇。

 

 

下面转小红柳在他楼里对安文的评述,相信对安校长会有帮助和挑战。

 

 

 

 

这篇文章主要从现时角度上做的评价,即“把知青运动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知青运动是历史的,应该是历史的进程来考量,现时环境之考量当然也是一种考量,尊重作者的选择。
  

  对其中一些表述,小柳有自己看法,不尽相同。比如“用占世界7%的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5%的人”,问题是这些年拿出了多少资源?30多年我们消耗了200多年资源。每年资源消耗(占世界总量)几乎都超30%,主要资源超40%。如果说占世界7%的资源是哈如其份的,那么这些年发展应该感到羞耻,因为这种掏空发展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另外我国30多年增发了26万亿货币(M1),截止1978年12月底国内货币总量仅为0.086万亿元,将国家货币总量放大了300多倍,问题财政年年赤字,而每年年底,突击花钱已成为惯例了,各级政府财政总债务也都突破20多万亿。问题还在于基尼系数也突破0.5,即贫富差距到了极致。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国内的经济问题原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的,还是不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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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鸣秘书长为我们转来的老知青同龄人安校长的帖子以上山下乡为主题涵盖了从辛亥革命以来直到现在的一个时间纵轴上的丰富历史内容,很有理论特色。仅举“两革”为例,从文革到改革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革命的倒退?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前进中的问题还是复辟中的灾难? 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是非问题也是一个科学理论和方法问题。安校长文中提出很多数据用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的成果, 小红柳的评帖也提出很多数据来说明改革开放的失败,对此就出现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到底采用何种数据? 那些数据科学吗? 我在80年代留学过程中曾学习和应用了数理统计和应用,还亲身进行过数据采样并运用当时刚出现的计算机SPSS数理统计软包进行统计, 我深知其中的种种难题和不确定性。 安校长的数据来源我不知道,但是小红柳的数据来源我有些了解,试举一例:

 

 

小红柳 :

 

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推出“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屈居全球老二,上证指数逼近2400创新低.

 

 

 

他又在评安文时说:

 

问题还在于基尼系数也突破0.5,即贫富差距到了极致。面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国内的经济问题原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的.

 

 

小红柳的基尼系数来源不得而知,不过我进行了一下基尼系数概念检索:

 

 

 SOSO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接近0.5。

  此外洛伦茨曲线讲的是市场总发货值的百分比与市场中由小到大厂商的累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 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应该说,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而今,改革30年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中国创造的这个记录,速度是飞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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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关的税收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层面。但是,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来实现的。税制结构简言之,就是税种的布局问题。不同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有很大差异。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此税制结构有利于体现税收的社会公平,对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良好的效果。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功能,保障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由于其适用比例税率,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

  3,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相比,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作用。

1,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3,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目前,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视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

  二是要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对黑色收入和腐败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和取缔。

  当然,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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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小红柳的数据来源是网上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来源是否科学和准确呢?  我搜索了一下,发现了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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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调查困难影响数据准确性 基尼系数备受争论

 

宋蕾     2006年07月19日 15:23

 

中国应该计算农村、城市和全国三个基尼系数。“只要数据来源有效,农村、城市、甚至每个行业都可以核算。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还能在细分之下看出问题之所在。”

    如何让调查对象心甘情愿透露真实收入,是冯育毅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冯育毅是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队长。调查总队是国家统计局最有力的触角,担负着采集各项原始数据的任务。但现在,收入问题的调查却让他们遭遇了难题。

    不久前,冯育毅所在的调查总队举行了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方法改革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进行入户统计的困难。

    “如果我来问你,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的真实收入?”14日,在电话中,冯育毅反问《第一财经日报》。

    在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中国改革28年后的热点话题时,如何准确地摸底和测度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正在考验着中国统计官员和学者的智慧。

    收入摸底难题

    最近的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数字还是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0.47,中国的官方统计机构并未发布相应的数字,国家统计局也并未将基尼系数列入定期公报行列。

    事实上,对于城乡居民收支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基尼系数的核算,在中国统计系统始终在进行。世界银行的数字也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支持与提供。居民收支数据的初期样本的收集由统计局原先的城调队和农调队承担,今年开始由调查总队负责。

    所谓原始数据,就是具体到每户对自家收支情况的登记。这是测度收入的最源头,但统计系统内部人士都表示,原始数据的获得都非常困难。

    “都有隐藏收入的心理,不肯把真实的情况报出来。”已经退休的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总认为给统计局提供数据是负担,尤其是收入数据。”

    因为隐秘的原因,现在每年的基层统计都像拉锯战。身处一线的贵州调查总队入户处的周处长对此感觉更为明显。由于新的改革方案酝酿将每年1/3的换户比例提升到1/2,周处长担心他们的工作量将翻倍。

    “现有住户做思想工作已经很费力了。”周处长对本报记者说,10元一次的调查补助显然太单薄,调查员一般都是靠“熟络”关系、或者拉亲带故维持着居民收入数据的获得。

    杨永善说,有时这种统计还会引起纠纷,有的年头忙起来就不搞收入的数据收集了。冯育毅则表示,近几年统计改革正在加快,可以保证每年的数据收集,但是数据质量难免有纰漏。

    在收入样本的获取中,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情况最难获得。杨永善认为,高收入家庭的数据比普通家庭的数据更有不准确的可能,容易虚报。

    非货币收入的统计显性化

    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确认。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人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带领中国社科院做的三次全国抽样中,样本收集的局限之一是进不了一些高收入家庭,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领导。

    “这方面的研究迄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位因在收入分配方面有突出研究成果而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学者说。

 

1989年、1996年和2003年,赵人伟和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带领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对全国进行了3次抽样调查。最初的一次也是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调查样本包括农村1万户,城市9000户,付给每一户被调查人30~40元钱费用。这三份样本至今仍然在被很多学者引用。

 

 

赵人伟团队设计的调查问卷和国家统计局的问卷有所不同,前者囊括了城市居民补贴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除了货币收入之外,城市相比农村还享受各项如住房、水电煤耗、医疗等补贴,这些非货币收入是反映收入差别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点上,冯育毅认为,统计系统的一些问卷是滞后于现状的。改革带来收入来源变化很快,而问卷的设计迟迟没有修改。冯育毅说,这方面的修改必须等待国家统计局的统一指令,保证全国的统计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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