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安育中的《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赵人伟则表示，统计局也一直在进行问卷改革，只是还不足以完全对接上现状。

基尼系数“中国特征”

除了源头数据的准确性之外，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备受争论。

近期，陆续有官员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要打“国情折扣”，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是被夸大了。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大于0.4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而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值”。国家统计局的一位高层不久前表示，中国的城市基尼系数是0.37,农村的是0.38,两个经济体系内都没有越过警戒线。

赵人伟认为，基尼系数应适用于一个经济体“均质性”较高的国家，比如瑞士。而中国的经济“均质性”较低；农村、城市的差异都会干扰全国基尼系数，可以允许基尼系数大一些。

但也有学者指出，城乡的二元结构，反而隐藏了一部分收入差距。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办法教研室主任顾海兵表示，由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享受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成本差异，因此，表面上同样的收入，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此外，由于上亿的外出农民在城市中没有户口，他们没有进入城市居民调查样本，显然现行的基尼系数也无法考虑这一因素。

赵人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计算农村、城市和全国三个基尼系数。“只要数据来源有效，农村、城市、甚至每个行业都可以核算。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还能在细分之下看出问题之所在。”

寻找技术手段的解决

虽然在现状下影响基尼系数的因素很多，但中国学者也正试图从技术角度解决测度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一次发言中表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用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估量各类因素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比如腐败方面，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曾提供了一个数字，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0.49.

“虽然0.07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吴敬琏说。

今年73岁的赵人伟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中就提出了“财富分配”概念，希望用时点数据的对比，从另外的角度弥补单纯收入分配比较的不足。

赵人伟表示，就收入和财富的一般区别来说，收入指的是人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全部进账；而财富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被他概括为：过去的流量必然影响当今的存量；而当今的存量又必然影响今后的流量。“如果一个人有三套房产，那么他可能都不需要有其他的劳动收入。”在数据获得方面，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改革也在进行之中。“我觉得要得到更有质量的数据，就要提升基层的统计经费。”尽管对提升换户比例仍然感觉困难，贵州调查总队入户处的周处长仍表示，除此之外，提供真实的数据应该是每个样本对象应尽的义务。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现在沙鸣秘书长转来一篇正合我们目前争论主题的大作，正好大家已在网管会的建议下取得初步共识，那就是平和理性的讨论问题交换不同看法，希望前一段在我擂台内外踊跃发言的网友们不要错失良机，开句玩笑，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了，不要怯场啊!

有没有跑题啊？

安校长文章的中心应该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与探讨吧？

以下是引用龙行天下在2011-12-7 9:08:00的发言：

有没有跑题啊？

安校长文章的中心应该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认识与探讨吧？

应该不会，安文谈到了知青和改革的关系，小红柳提出数据也在情理中，安文还提到知青下岗”软着陆“问题，这是很值得探讨的。

知青已载入历史，评价始终在进行中，但现在还是得不出结论。

你们谈的问题好像和当今的知青群体无关，如何评价知青运动民间写一百篇文章也没有用，只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结论性评价，像上海的张维敏，重庆的丁惠民等知青代表维权的斗争就不会停息。

以下是引用远山净在2011-12-7 10:35:00的发言：
你们谈的问题好像和当今的知青群体无关，如何评价知青运动民间写一百篇文章也没有用，只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结论性评价，像上海的张维敏，重庆的丁惠民等知青代表维权的斗争就不会停息。

从文革开始到知青大返城这十几年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如果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那段时间纵轴上抽出来单独评论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在回顾那十几年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轨迹时一定要在每一个被考查的时间点上做横向的对比。

例如1969年全国上山下乡“一刀切”或称为“连锅端”正式上演，如果横向的看国际环境就可看到1969年初美国加大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前苏联在三北屯兵百万，当时有情报显示美苏正在加紧勾结准备肢解中国，前苏联还联络台湾共同对付大陆。如果再横向的看国内环境，文革大乱造成中学，大学停课和毕业生没有可行的去向，文革还造成了大量“多余”的城市人口，五七干校大批成立，受审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闲散市民也都在大量下放下乡，还有一些大学也搬到中原僻壤。因此为了战备为了结束文革知识青年必然成为城市人口大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原因是短期临时的举措，而长期的考虑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再出发，文革战胜和清洗了务实派（走资派），大跃进受挫的“农运”需要再出发，“五七道路”就变为空想共产主义的新蓝图，工农兵学（无商）要熔汇一炉。因此在取消高考后农村就是空想共产主义的试验场。我们不去谁去？我们就是第一代空想共产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的试验人群。

文革结束后还是一样，横向看五七干校都停办，“解放干部”，“平反人员”得已回城恢复原职，但是知青无反可平，无岗可回，但是又不能不回城，因此在“顶替”也无法解决知青生计和前途时，改革开放的前身“多种经营”就应运而生。因此说知青大回城逼出了改革开放一点不为过！不幸的是当改革大潮转向市场经济造成改制下岗时，知青又是“先行者”的主要人群。

文革下乡改革下岗的知青命运是时代的缩影，不能单抽出来界定。安文尝试把上山下乡在时代大背景中描述是对的，知青一代是文革大乱受害的一代，是上山下乡运动中从青春激情燃烧到理想幻灭的一代，是共产主义试验的一代，是改革开放开山铺路后被遗忘的一代。。。。。。

时至今日，知青已不再是独立的社会群体，在新的时代里或淡出或“升华”，但是岁月不饶人，这一代会很快走下历史舞台。这一代的历史难写，难写的不是知青而是“两革”时代的定性和定义。

所谓知青代表维权斗争的结果也不能超出时代的大背景，直到现在还有大批当年下放的城市居民没有回城，他们的祖宅被充公后还没有被交还，而知青回城后的插龄都算工龄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回乡知青），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来说都是有宿命的，这世界从来就不公平。

我以为，安育中的说法也算是一家之言，而且这种说法也并非是他的“专利”。

这种说法我已经看过。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说得通的，是大道理。

但如果把安育中的说法视之为“评价体系”，恐怕是有“拔高”之嫌？

外国人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外国人的事。

理论家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理论家的事。

中央为什么至今难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下“定义”？

原因不是我们各方面研究不够，探讨不深，认识不准，看法不精……总之，不是我们不努力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如果安育中不说明问题在哪里，那么他那个“评价体系”基本上就是废话一堆。

以下是引用二黑在2011-12-7 17:53:00的发言：

我以为，安育中的说法也算是一家之言，而且这种说法也并非是他的“专利”。

这种说法我已经看过。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说得通的，是大道理。

但如果把安育中的说法视之为“评价体系”，恐怕是有“拔高”之嫌？

外国人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外国人的事。

理论家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理论家的事。

中央为什么至今难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下“定义”？

原因不是我们各方面研究不够，探讨不深，认识不准，看法不精……总之，不是我们不努力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如果安育中不说明问题在哪里，那么他那个“评价体系”基本上就是废话一堆。

二黑言重了吧？在一个多元的时代谁的看法都不是真理标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不应把自己当法官。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有时不能象我们一样乱讲话是事实，但是象你说人家是“废话一堆”也有点太过了吧？二黑怎么好象受了近来新注册的一批口出狂言的人的传染？如果大家都这样对话那我们论坛还有非废话吗？看来北大孔庆东骂人真是后患无穷，我们中国人还有文化文明吗？

以下是引用二黑在2011-12-7 17:53:00的发言：

我以为，安育中的说法也算是一家之言，而且这种说法也并非是他的“专利”。

这种说法我已经看过。从理论上讲，应该是说得通的，是大道理。

但如果把安育中的说法视之为“评价体系”，恐怕是有“拔高”之嫌？

外国人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外国人的事。

理论家如何评价知青运动，那是理论家的事。

中央为什么至今难以对上山下乡运动下“定义”？

原因不是我们各方面研究不够，探讨不深，认识不准，看法不精……总之，不是我们不努力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如果安育中不说明问题在哪里，那么他那个“评价体系”基本上就是废话一堆。

对知青的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历史和辩证的全方位、立体的进行认识与探讨，不好说别人的是“废话一堆”吧。

主题：转安育中的《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