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安育中的《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在此楼出现了转移话题和对安校长用不文明语言进行个人攻击，对我也出现“群起而攻之”以及给我扣上“强盗”的帽子，按网管会的建议精神，本人退出此楼单开新楼和与我有不同观点的人一对一进行和平，理性，友善的互动与切磋。

我对安校长文章的看法都差不多在此楼提出来了，我的保留看法等以后有机会再与沙鸣交流向安校长转达。不同观点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就要摸索出一种各种观点都能在一起良性互动的机制。总之一句话，使用不文明语言和拉帮结伙靠骂人来“占山为王”是没有出路的，为了避免“山里汉子”在我楼里说的“打乱仗”，因此我退出此楼诚请被点名相邀的几个人，甲到我新开楼里心平气和的讨论切磋，观点不同不要紧，为了避免走极端还是追求“和而不同”，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一个上山下乡运动也可以各自表述，当然还有两革，对老人家的评价等等。

记得几年前在兵团老网和右翼观点打擂时一位在美国的和我观点对立的老知青说，其实争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主要是争取观众。不过有人说我和几年前相比有了180度的大转弯，还有的责备我对小红柳太不讲老朋友的情面，看来人还是在变的，争论，学习，思考是人类科学发展的要素， 社会科学也是一样，一切以不变应万变的绝对信念都将被历史淘汰，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信。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天山行朋友能够把握住主题，这点很不错！

所谓“评价体系”我还没有搞明白，或许人家是“党校”的，是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导师，和咱们不在一个层次，所以理解起来实在费力？

“体系”这个概念有点太大，已经有朋友提出疑义了，再偏正为“评价体系”，这就有点刻意拔高的意思了？

所谓“评价”，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何以能够凑出一个“体系”？大概这是一种理论“创新”吧。

其实我认为，就知青运动而言，它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更不是仅仅局限于知识青年自身，当然也不是仅仅归结于“就业安置”的社会问题，它所涉及的领域、所造成的影响、所遗留的记忆等等，都已经远远超出了“评价”的范畴！

也就是说，你能够用“评价”来解释或者定论上山下乡运动吗？

同意，对楼主的尊重就要切题讨论。

 

沙鸣秘书长的转贴题目没有使用安育中网友的官衔，所以同曾为知青的网友一起讨论，不用“客套”官衔，我以为。

 

回到楼主主帖，我还是以为从题目看，作者讨论的是评价体系，而不是如何评价的问题。正如以上两位网友而言，体系是个非常庞大复杂，而且一定要科学精密设置量表的系统工程，关联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文，教育，科学，心理等等学科。这似乎是我们作为知青难以完成的工程。如果仅以知青个体来述说对知青运动的感受，我以为就没有疑义了。

本人食言又回此楼，因为想和这楼里的几位单独谈心未果，大家还是喜欢对着安校长隔空喊话，那我也回来加入“大合唱”。         

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

安育中

一、把知青运动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二、把知青运动放到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三、把知青运动放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四、把知青运动放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首先老安在对上山下乡运动问题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也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知青的特殊历史，然后结合现实社会的发展试论知青精神承前启后的时代作用。

我个人认为安校长身兼老知青和体制中理论工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对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无可厚非，前题是他没有把这个体系强加于人而是委托沙鸣把此文发表在这里作为征求意见稿，因此我们对安文可以各抒己见而犯不上冷嘲热讽形同围伐。

请看二黑继对安文定义为“废话一堆”后的新评价：

所谓“评价体系”我还没有搞明白，或许人家是“党校”的，是培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导师，和咱们不在一个层次，所以理解起来实在费力？

“体系”这个概念有点太大，已经有朋友提出疑义了，再偏正为“评价体系”，这就有点刻意拔高的意思了？


不知二黑何以对老安一家之言如此情绪化？他的“体系”又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研究生院标准答案，何谓“废话”何来“拔高”？ 小红柳在全国首创了“理工思维”侃系列，从政党，主席，孔像，泡妞，搅屎棍等等什么都侃，二黑好象挺受用的。但是人民网强坛上的左派大腕数学对“理工思维”不满意了，他也是用了二黑的口气损人：





数学网友间接揭示大家，要提防“理工思维”。“理工思维”其实是“右派”思维他“妈”。因为，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只能是唯物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社会同物质关系的普遍规律，而不能是“理工思维”建立起来的“逻辑思维”。 “理工思维”是多么美妙的逻辑，圆圆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但圆滑的逻辑无论它怎样的美妙，它天生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弱女，随遇而嫁。逻辑的美妙，就在于它圆滑而无骨力的柔性的欺骗。美妙得如花与蝶媒的世界。若无逻辑把美妙的欺骗编织出五彩，这世界绝对让你看不到肮脏。“理工思维”就 TM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圆不溜秋，连一点棱角也没有的东西。

我不赞同数学这种说话口气动不动就扯出妈来，当然我也不赞同二黑的“废话”和“拔高”之说。“理工思维”也好，“评价体系”也罢，你可以不同意其说法，但应该以理服人。

如果我们不同意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毛泽东主席要惩治红卫兵的即兴之作，那我们必需要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文革前夕中央做出了废除高考的决定实际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当年大学录取率是5%，大跃进失败大批厂矿关停并转后全国城市将2000多万“农民工”退回农村（户口非转农？），在那种局面下上不了大学的95%的中学毕业生出路何在？

邢燕子只是一个信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要管所有人的工作分配，在不可能出现“傻子瓜仔”的理论和制度下，毛，周，邓联手在64年制定了18年内上山下乡3500万知青的国策，“上山”一词是毛的发明，他表扬江西共青团农场“上山”，他说为了在未来战争中反空降就需要知青去占领山头。“插队”一词是邓的发明，他算的是经济帐，他说“插场”（国营农场）太废钱了，他说全国有500万生产队每队分几个知青就把上千万知青消化了，这是邓经济路线和和毛政治路线的不同。大体讲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还是邓路线占上风，就业考虑为主，周支持邓。

64-65年毛的政治路线与刘邓的经济路线形同水火， 这源于对大跃进失败的认识，中国是政治挂帅向共产主义冲刺（一大二公）还是经济挂帅补资本主义的课（三自一包）？双方对垒的结果就是文革，对我们这一代命运的前途考虑在毛与毛远新和王海容的谈话里已决定了，那就是废除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和高考，在紧接着发表的“五七指示”中老人家制定了一份再出发的军事共产主义路线图，那基本上是南泥湾和抗大的翻板，工农兵学熔为一炉，自给自足不要商品交换。

就算没有文革大乱和清华大学蒯大富的武斗命案和中学小浑蛋的械斗命案，就算文革按原计划一年结束，停课教改按原计划半年结束，当我们中间被选拔出5%的人上大学后剩下95%的人去哪？ 65年万里的儿子插队去了，郭沫若的一个儿子去了北大荒农垦。

毛想让我们和工农相结合算的是政治帐，邓倒后周主管我们的分配，在68年夏的中央“碰头会”上先是决定了文革被清洗下来的干部的去向（五七干校），同期为了加强东北中苏边境战备毛又批准了组建黑龙江兵团由大军区取代省军区接管，68年夏第一批京，沪，哈知青抵达北大荒无人区，这批人就是半年后上珍宝岛参战的“文革知青”。有人把知青定义为68-12-22讲话后上山下乡的学生是不确切的，自67-68曲折等自发下乡的就是知青了，同理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学生不算知青也“离谱”了吧？

据我的考证推论在68年5月由周系统向中央写了个报告，然后开了个“碰头会”，由周建议（没有邓的邓路线-插队为主）再由毛拍板，决定择机“来一个动员”。

《知青上海网》的网中人搜到了一条宝贵信息：

前不久，我从网上看到并下载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该电子版出现于2006年，其“简要说明”是这么说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合集，是将网上的各个分册电子书中的部分作适当地技术处理后，改制组合而成，目的为了便于大家集中搜索查阅资料。2006.02.16

第298篇全文如下——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１〕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２〕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２〕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

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６１６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第299篇全文如下——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１〕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从上文可见在68年秋冬时绝对有过一次“中央碰头会”，在会上讨论了我们这一代的去向，会上极有可能是周恩来根据国家具体困难提出了邓路线（插队为主），老人家同意后讲了一段“最新指示”，其中有“来一个动员”。当时也一定讨论了教育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和宣传口径，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就成为了废除高考后在当时环境下的临时性“百年大计”，突显了理论向现实低头的窘境，因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才是最正宗的无产阶级教育。会上也一定责成了姚去找一份“典型”作为“来一个动员“的契机，会宁老大妈就这样被挑中了，为何没挑曲折和周秉建？ 因为还要动员城市居民下乡，需要“一石两鸟”。

下面是我搜到的周系统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的口气除了周大概不会是别人。

1968年：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

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5月2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 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 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１９６８年安置经费２.５亿元，拟根据各地计划分配下去，没有完成计划的，其剩余部分安置费上缴中央，不再留给地方结转使用，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 计划。

正是在周的这份报告提出后，才会有毛参加的“碰头会”（他一般不参加）和他的最新指示。这个过程和“五七干校”的决定过程一样：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月）

姚文元〔１〕同志：

此件〔２〕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载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可用。〔３〕

 

毛　泽　东

 

一九六八年十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２〕　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载于《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 期。文章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 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 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前，干校耕 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 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用 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

〔３〕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 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稿上。按语稿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 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 ‘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待续

 

“文稿”中下面这段话有点意思， 老人家在审阅姚文元送来的《甘肃日报》时删去了“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而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了“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这一删一改可是很有点名堂了！

《甘 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 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首先我们看到老人家把“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这个文革中叫的最响的上山下乡的定义删掉了，这可真是令人浮想连篇了。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这个改动有两种可能：

一：姚文元请示老人家是否能保留那句上山下乡的标准定义， 姚可能会提出把“消灭城乡差别”改为“缩小城乡差别”而获得老人家同意，当然也可能是老人家在接到姚的请求后自己改动的。

二：姚文元没有征得老人家同意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上述改动后发表了。

不论如何， 这一删一改都透露出文革中“一刀切”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发起时就好似有难言之隐。仔细推敲一下就可看出上山下乡消灭城乡差别这句话说不通，知青下乡只是改变了他们城市人与农民的身份差别，与消灭城乡差别没关系。换言之， 消灭城乡差别只有两条路，要么把城市变为农村，要么把农村变为城市。如果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把农村变为城市的重任就要另当别论，不过从文革前中央所定的 十五年上山下乡规划草案中邓小平提出的“插队为主”和每个生产队安排两名知青的建议来看好象不是要知青去把农村变为城市而是要安排就业。反之，城市也不会因再多的知青下乡就变为农村。我个人理解老人家对此心中已有数，只是不能说出来。文革“一刀切”上山下乡后他对我们再没有了“最新指示”，他只是对李庆霖 抱怨“走后门”和知青生活困苦说了一句“此类事全国甚多”，接下去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上山下乡的批示是因陕西农青告知青招工回城的状，那个批示是 让政治局开会讨论“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知青问题。直到今天人们也猜不透老人家所说的“给以解决”到底要解决什么？如不是“给以解决”再教育毕业典礼后大回城，那就是要“给以解决”补助？真搞不懂！

那么上山下乡“缩小城乡差别”说的通吗？我们下去后村里人学着涮牙和学穿“的确良”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偷偷的学着女知青的城里人生活习惯，还有知青当起了民办教师，这些都算“缩小”吧？同时知青与城里留下的人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了。。。。。。

ZT

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2011年06月20日

      关于林彪不愿意主持中央碰头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晚年的康生曾经有过一番精辟的判断，他说：“他（指林彪）这是隔岸观火。”

      周恩来何尝不知道这副担子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推辞。文革发动之初，究竟怎么一个搞法，毛泽东心中并无全部定数，否则他也不会随便承诺三年关门的打算。所以，四方扰攘之际，中央尤其需要一个能够既保证政治方向在毛泽东预定的轨道中行进，也同时最大限度的避免大面积的滑坡的可能并与各方 势力都有着丰富渊源的驾轻就熟的能人出面执行决策的。这个人选非周恩来莫属。

       周恩来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革初期，风云变幻、形势诡谲，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可 能。像陶铸曾经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可是，主持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连一年半年都没有的光景便惹怒江青以致于最后身败名裂。

      所以，那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既不是显赫的代名词，也不是政治上捞一把的同义语，恰恰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真实写照。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文革不但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毛泽东发动、推动文革运动的两大政治拐杖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中央文革”不断奖掖、扶植，直至抬到吓人的地步。

      据原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毛在1966年7月24日的会议上给中央文革鼓劲，他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我们知道，中央文件的行文格式一般是属“中共中央、国务院”，有时候加上“中央军委”，所谓的“中央”指的也就是这三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却“有幸”列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也是毛泽东的政治作品。

      在1967年1月11日下发中央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时，毛泽东忽然亲笔把中央文革加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这才党史上都是罕见的，从 来没有哪一个机构包括八届中央书记处可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下达文件的，而且也是画蛇添足，因为中央就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实 际上中央军委也不常用，按照《邓选》中《中央要有权威》的解释说中央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因为中央军委也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关于这一点，连官修 本的《毛泽东1949－1976》（下卷）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 提高了它的地位。”（该书1467页）

     到了1967年2月16日，毛泽东让张春桥找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实际上，毛自己早就把中央文革当成了书记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谈话时指出“去年六月以来，（中央文革） 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这就说明，在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江青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就是原来邓小平的位置。

     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毛话音未落，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组。“学习班”全称叫做 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负责人是周恩来。毛发话以后，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组长，林彪；副组长，陈伯达、康生、江青。

1966年12月26日，毛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临时通知一些人 晚上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这次晚饭的出席者既没有毛的“亲密战友”林彪，也没有“总管家”周恩来，甚至没有“老朋友”李富春、“顾问”康生，八届十一中全 会产生的十一个常委中除开毛泽东、陈伯达之外，都不是这顿饭的参与者。根据中央文献版也就是官修本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460、 1461页介绍，这次与宴的人员包括陈伯达、张春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可以说是清一水的中央文革核心成员。

      这顿饭谈不上丰盛，不过是四菜一汤外加一些烤白薯、煮玉米、面条之类的寻常食品，可透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惊天动地。毛泽东还破天荒的举杯祝酒，他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吹响了全面夺权的号角。

     关于中央文革的权威，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66年8月，毛泽东宣布：“中央组织部不在我们手里。”话音甫落，中央文革就在中央组织部宣布原部长安子文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 东思想），六个副部长全部撤职，中组部完全瘫痪。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说的“去年六月（指1966年6月）代替了书记处”并非虚指。

     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和由林彪主导的军委办事组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左膀右臂。中央文革手中有一个政治利器，这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涌现出来的“五大领袖”即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无一不是唯江青马首是瞻。他们目空一切、眼中无人，除了毛泽东、江青等少 数人以外，其它的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也只有江青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才能指挥得动。韩爱晶就说过：”别的我不怕，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陶铸出事以后，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 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泽东还说：“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江青的授 意下，公开炮轰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折衷主义、和稀泥，还暗讽周恩来对毛泽东进行软顶。1967年5月，王海容密报毛泽东，说社会上出现攻击周恩 来的风气，毛泽东指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今天是周一，照常与诸多志愿者在通志馆忙了一天。

回家来，看看网上信息，不出所料，无声又发布了一大通议论，真正是无愧“神搜”啊！

无声搜过来的材料，我们看得太多了，作为“评论体系”，只有这些东西恐怕还不够吧？

事实上，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过，如果能够解决问题，何必现在还这样“炒冷饭”？

两年前，我就建议无声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编成一部书，使学术界引为权威，引为经典。

但看上去，无声更热衷于“炒饭”而不愿意编书，那就只好“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了。

无声精力过人，能量强大，我很佩服，但也很惋惜他的智慧用错了地方。

在我看来，网络很难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研讨学术问题的地方，至多可以帮助我们开拓一些思路而已。

看看这个楼就可以知道，这样讨论下去能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