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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味的正面歌颂,没有脱离官样文章的味道
安校长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是颇高的,甚至有些拔高了,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看知青运动,一代知青是这条道路的探索者、践行者”;“承担起改革开放的重任,也为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社会形成了重知识、重文化、重教育的氛围”。像这样的评价随处可摘,把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有些过了,夸大就使人感到不舒服,至于提出什么“上山下乡运动毕竟锻炼了一代人,成就了一代人”,就更不是事实了,应改为成就的是“一批”人,而不是一代人。广大知青(请注意指的是大多数,知青中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毕竟是少数)在历经磨难凡四十年中,可以说各个历史时期都处于城市阶层的最下层,安校长不愧为我党的党校校长,写出的文章自然会引经据典,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面面俱到,力求全面,就冲淡了主题,这也是官样文章的特点,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老百姓听了不知说啥。
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是:国家在无奈的情况下,违背个人的意愿,采取强制的政府行为和错误的舆论号召,将本该求学的城市大批在校学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引导下,安置到农村、边疆从事农林牧等劳动生产。这场知青运动除了造成国家知识人才断层,人为地加剧了与先进科技强国的差距,耽误了一代青年人的前途,致使广大知青家庭及其后代遭受心灵的严重创伤并危及至今,正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对国家对个人有百害而无一益,应彻底地给予全面的否定。如果一定要在所谓“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的化,只能在文革的研究和教训中才能得到真实的考量。
安校长在文章开头阐明,要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出历史性、对知青负责、让知青满意的评价。但纵观全文,全部是一味的正面歌颂,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一代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字不提,这也是该文脱离不了官样文章的遗憾。
三、本文题目值得商榷
本文定立的题目是《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但从内容上还没有超越笔者个人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严格地讲要设计一种事物或社会经济活动的评价体系,首先要设计一组或数组指标和指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事物的各个方面,再将这些指标和指数完整地集合在一起,才可以称之为评价体系,安校长的文章里没有这些指标和指数,就更谈不上评价体系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只是一位名义上初中毕业的“老三届”,在山西原平王家庄公社贫下中农大学堂接受了八年系统、完整的“再教育”,可是竟没有拿到“本硕连博”的文凭,(可谓付了学费,没有结果,如今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的傻事)。经历过1985年春北京市委门前全面否定文革、争取返京维权的斗争,山西单位领导谈话威胁过、北京公安派出所单独请去过,最使我荣幸的是九十年代后期又给予了“下岗”的光荣待遇,为国家的和谐作出了最后一点贡献,至今总算熬到退休享受养老金待遇了。回顾走过的道路,没有感到您文章中所说的受到了什么锻炼,成就了什么事业,更不敢当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想我不会是个例吧,1968年与我同村插队共10人,因饥寒交迫,无钱治病已离世2人,过得比我强的有2人,其余光景和我不相上下,这组数据放到安校长的评价体系中不知得出什么结论。
以上看法只是向安校长讨教,心里有话,不得不说,没有文化,如有冒犯,请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