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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安育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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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有感

    拜读了安校长的大作,颇有感触,为您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心研究而钦佩,也为您的知识深厚而折服,本文在东西南北大家谈栏目争论的异常激烈,现移至三晋大地,作为山西的插友,赞美的话不说了,就谈谈不同的意见,愿与您进一步商榷。

一、文不对题,说答非所问,论点论据挨不上

    本文提出四个论点:

1.把知青运动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2.把知青运动放到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3.把知青运动放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4.把知青运动放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

    我愚昧地认为有些牵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场运动,是否应该定格在1966年以后的文革时期,这点非常重要,前后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从1955年始就不断出现垦荒队、回乡落户、屯垦戍边、创建共青城等,但范围小,参与的主体并非全部是在校学生,没有形成强制的制度,带有自愿的原则,所以说不能称之为运动,何为运动,我们这一代人并不陌生,运动一来,先动员,后深入,人人参加,人人过关,如“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派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等等。文革伊始的上山下乡才成为真正的一场运动(正如安校长题目所说的《知青运动》),全国动员,全民参与,无条件服从,高压逼迫,强制执行(对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违背了国民个体的意愿,更有些未成年的少年参与,就更不符合民生意志和社会道德了。除部分有背景的军人子弟可以参军逃避插队外,已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安校长将前后两种不同性质的上山下乡形式混为一谈,混淆了本质的区别,得出一种结论显然是片面的,将不同性质的两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放到自拟的四个“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真是离题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前面是“中国陷入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局面,走共和体制道路宣告失败、辛亥革命了、孙中山了”等等;后面是什么“改革开放32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对外贸易、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最后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些话没错,关键是放的不是地方,所答非所问,根本与文革产生的知青运动毫无因果关系,如同想要过一条小河沟,最多挽起裤腿迈步就行了,没必要“考量”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乘坐的是五桅航船还是九桅航船,把中国近百年的事数了个遍,只是在炫弄一下研读了中国现代史,凑凑文章的篇幅罢了,用老百姓的话讲,虚头玛瑙的太多,干货不足。要说第四个论点:知青运动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关系,多少靠点谱。无可置疑,1700万知青群体当然会涌现出一些优秀人才,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更得益于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成为了各条战线的人才,有幸担任各级领导,但从各年龄群体成才比例分析,无疑是最少的,知识改变命运在这里得到真实的体现,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阻碍了广大青年一代的成长,君不见,现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仍是上山下乡的一代,难怪上海张维敏代表的一批贫困知青维权已八年,政府还没有给予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对比之下,安校长的立论是否显得不靠谱了吗。(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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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一味的正面歌颂,没有脱离官样文章的味道   

  

    安校长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是颇高的,甚至有些拔高了,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看知青运动,一代知青是这条道路的探索者、践行者”;“承担起改革开放的重任,也为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社会形成了重知识、重文化、重教育的氛围”。像这样的评价随处可摘,把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有些过了,夸大就使人感到不舒服,至于提出什么“上山下乡运动毕竟锻炼了一代人,成就了一代人”,就更不是事实了,应改为成就的是“一批”人,而不是一代人。广大知青(请注意指的是大多数,知青中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毕竟是少数)在历经磨难凡四十年中,可以说各个历史时期都处于城市阶层的最下层,安校长不愧为我党的党校校长,写出的文章自然会引经据典,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面面俱到,力求全面,就冲淡了主题,这也是官样文章的特点,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老百姓听了不知说啥。

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是:国家在无奈的情况下,违背个人的意愿,采取强制的政府行为和错误的舆论号召,将本该求学的城市大批在校学生,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引导下,安置到农村、边疆从事农林牧等劳动生产。这场知青运动除了造成国家知识人才断层,人为地加剧了与先进科技强国的差距,耽误了一代青年人的前途,致使广大知青家庭及其后代遭受心灵的严重创伤并危及至今,正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对国家对个人有百害而无一益,应彻底地给予全面的否定。如果一定要在所谓“探索和实践中去考量”的化,只能在文革的研究和教训中才能得到真实的考量。

安校长在文章开头阐明,要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出历史性、对知青负责、让知青满意的评价。但纵观全文,全部是一味的正面歌颂,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一代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字不提,这也是该文脱离不了官样文章的遗憾。

 

三、本文题目值得商榷

 

本文定立的题目是《知青运动的评价体系》,但从内容上还没有超越笔者个人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严格地讲要设计一种事物或社会经济活动的评价体系,首先要设计一组或数组指标和指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事物的各个方面,再将这些指标和指数完整地集合在一起,才可以称之为评价体系,安校长的文章里没有这些指标和指数,就更谈不上评价体系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只是一位名义上初中毕业的“老三届”,在山西原平王家庄公社贫下中农大学堂接受了八年系统、完整的“再教育”,可是竟没有拿到“本硕连博”的文凭,(可谓付了学费,没有结果,如今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的傻事)。经历过1985年春北京市委门前全面否定文革、争取返京维权的斗争,山西单位领导谈话威胁过、北京公安派出所单独请去过,最使我荣幸的是九十年代后期又给予了“下岗”的光荣待遇,为国家的和谐作出了最后一点贡献,至今总算熬到退休享受养老金待遇了。回顾走过的道路,没有感到您文章中所说的受到了什么锻炼,成就了什么事业,更不敢当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我想我不会是个例吧,1968年与我同村插队共10人,因饥寒交迫,无钱治病已离世2人,过得比我强的有2人,其余光景和我不相上下,这组数据放到安校长的评价体系中不知得出什么结论。

    以上看法只是向安校长讨教心里有话,不得不说,没有文化,如有冒犯,请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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