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黑白记忆（连载）

 

（知老顶起了三年前未能完成的帖子，以纪念插队43周年！-2011.12.20编辑）

 

    生命中最难忘、记忆中最深刻的，其实是一些片段、一些瞬间、一些细节。尽管我笨拙的笔很难把它们铺衍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更不会有打动人心的情节，但我仍然要努力把它们铺衍出来。因为这些记忆的碎片，还不时地打动着自己！

    整整四十年前，北京城圈里的一群年轻人。那时，他们真的很年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年轻1.jpg：


    他们多是自己走进派出所，注销了北京的户口。再交上2分钱，换取户口转移证明和粮油关系证明。而后背离了这片热土，去演绎他们的青春年华——波澜壮阔中的蹉跎岁月。
    1800个日夜，我们的青春，亦如我们的梦境，只是一部没有配乐的黑白影片。我愿将那些被生活琐碎和时光碾碎的细节重新拾起，将那些触景生情而触摸到的历史碎片重新思索；暂且起名为——“黑白记忆”，并且只在这里“笑谈”。
    今天，新的一代正在扑面而来。一代知青已经走到了尾声。“知老们”只能在热闹中回忆，在时尚中怀旧。并且努力让回忆和怀旧合谋，共同点燃一堆枯枝，从中蹿出生命的火焰，燃烧着我们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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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  暨  记——

1968年12月20日 阴
    天早早地黑了下来。整整一列车的知青，被卸在了雁北这座县城昏暗的站台上。似乎有凌乱的锣鼓声传来，加剧着车站前的嘈杂。欢迎幅在寒风中起劲地抖动着，脚下是硬邦邦的积雪，寒风彻骨，气温负29度。
    就好像是每次下乡劳动的感觉，却挥不去永定门车站上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幸亏没有让家里人去送站。
    县城里零星地有几盏路灯，昏暗的土路上到处是喧闹的人群。低温并没有凝结同学们的好奇、不安、兴奋和躁动，竟有四起碴架的。
    大家被分散到招待所、礼堂和学校教室。桌椅、铺板、地铺伴我们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1968年12月21日 阴
    县委大礼堂里一片混乱和嘈杂，欢迎会在进行中，传来了毛主席发出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那气氛真的很热烈。想起这一年的无所事事，想起半个月前的犹豫，看来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十字路口两条街。去县委的知青办坐了会儿，得知是我们学校、女8中和38中总共1000多人“包”了这个县。

1968年12月22日 阴
   “县委二招”坐落在西边的县城外面，是这1000多知青的集散地，一清早就开始人喧马叫了。我们班的五个人被分配到×××公社×××大队。村里来接我们的人快十点才到，是两个人赶着一辆马车来的。五个女生也找到马车前，互相自我介绍一番。三个高一的，两个初一的。
    大风要求押车回村，车上是我们十个人的行李；其余9人跟随接我们的人（副大队长）坐一站火车，再步行8里路回村。
    在一个四等小站下车后，我们一路向北。崎岖的路在茫茫雪野中缓缓上升，周围没有一丝生机。雪中的拔涉有些吃力，大家奋力向前，呵气在眉毛和帽缘边结起了白霜。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暗褐色，显得粗糙又荒凉。山脚下可以看见依次排开的残破的烽火台，那应该是外长城的遗迹。副大队长告诉我们：咱村子是在坡地上，离山还有三里远，那山已经属于内蒙古了。
    能远远望见村庄时，我们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凉：铅灰色的苍穹之下、白茫茫的荒野之中，是一簇杂乱无章的、黑色块和黄色块组成的物体。就像白雪覆盖的操场中间有一堆炉渣，一堆垃圾……。这一幕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村中没有一棵树。低矮的房子几乎见不到砖，屋顶和墙面都是黄泥的。唯一的一排砖房是大队部，我们五个男生被安排在这里暂时落脚。
    大队部前是村中的“广场”。广场上聚集着1、200人，他们是在围观，却十分安静。只偶尔有孩子们在人群中奔跑打闹着发出几声叫喊，但话语的含义我们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这儿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大部分人披着光板羊皮袄、戴着狗皮帽子。他们抄着双手，慵懒散乱，默默地站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木呐的望着我们。他们丝毫不会避讳你的目光，却也丝毫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贫下中农？！

    用日记的形式追述那段历史，一直是我的愿望。还谈不上文笔，也但愿我能坚持下去。谢谢朋友们浏览。

12月24日 晴
    两天了，除了每天两次有人叫我们去吃饭，没人理睬，我们好像是被“遗忘”了。
    与做饭人的闲聊中大致了解了这个村子。360多户、2000余口人，分成九个小队，是个大村。人均一亩多地，年年吃救济，也是闻名的落后村。本不想要北京学生，由于公社的压力，挑选了我们这10人的最小组合。整建党运动即将开始，村干部们也躺倒了。
    闲着没事，决定去爬北边那内蒙境内的山，两个女生也要跟着。
    没有路可供选择，径直向北切。山脚下，长城仅剩下一段黄土；烽火台也不过是2、3米高的土堆了。地上不时有残骨，还真见到一个头骨，他似乎在告诉着我们：这儿曾经是边关、是战场。
    大山就在眼前，都是裸露的风化石，几乎没有植被。山虽不算高大陡峭，但攀援起来很困难。而我们兴致高涨，气喘吁吁地把它踩在了脚下。
    坐在山顶不大的空地上，可以望见山下许多村落，每相距5、6里路就有一个。开阔的地势向南伸延，大约3、40里外横亘着另一排山影。京包铁路就在这块川地的北边缘划过，消失在西南面的山间。大家兴奋、豪迈了一番。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西北方向有乌云涌来，我们很渴望钻进云层。可当它真的近切了，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急忙下撤。
    稍晚了一点，云裹挟着风和冰粒追打着我们。谁也看不见谁，几乎是摸索地面向下走。钻出云层时，大家都默默无语。天很快黑了下来，寻找我们的村庄很是费了一番功夫。（事后证明，祖居这里的村民们从未攀上过山顶。）
12月28日 小雪
    从第三天开始，我们几个人的嗓子干裂肿痛，几乎发不出声音了。原来火炕还有这样厉害的功能啊！
    在男校呆惯了，不会、也不愿和女生打交道，但她们住在社员家里，总能找到水喝吧？对，派秀才去！
    前天，公社云书记来了，把大队干部叫到一块儿狠批了一顿。昨天，我们就搬进了张勇家的“闲房”，我们还在庆幸那是个不能烧的炕呢！可今天早上发现：毛巾、牙刷都冻住了，被头也结了一片硬霜；最可惜半暖壶水结了冰，把暖壶弄坏了。也不知大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
    今天第一次参加劳动。大队长让我们每天跟一个小队去干活。从三队开始，九个小队长每天轮流来接人。看来是哪个小队都不想要我们，才出此下策的。
    说是刨粪，可这哪儿是什么粪啊，就是靠墙根儿的一堆“冻土”。一群人围着看，一个人刨，一刨一个白点，溅起的冰渣飞到脸上、钻进脖子。淡淡的味道终于让我们知道了，是牲口的粪。干了两个来小时就收工了，那些“冻土块”都没装满一辆马车。可能是不会用“巧劲”，或者是材料太“次”，我今天一连折了三根镐把，把队长心疼坏了。
12月31日 晴
    快中午时，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来慰问了，感觉很亲切。
    四眼问郭老师：“不是说贫下中农老大娘把尿盆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村可是什么都没有。”……。我看见教二班英语的方老师背过身去，在擦眼泪。县里陪同的干部们立刻去找村干部了。
    下午，来了几个老乡给我们屋通炕修灶，快天黑了还是一屋子烟。新按了一扇门还是不错，原来那两扇木头轴的门，门缝很宽不说，离门框足有十公分的距离。老乡说，外面按的这个叫“风门”。不错！
    女生叫我们去商量事，说大队要给我们开欢迎会，应该准备些礼物。大家凑了十四本语录和二十几个像章，再加上学校发的毛主席去安源的镜框。
    夜色中，老戏台上的汽灯闪着刺眼的光，我们10个知青在台上集体亮了相。不过，社员们感兴趣的还是邻村请来的戏班子。听不懂唱的什么，好像叫“二人台”。

“知老发的帖子是当年的老日记吗？”
回槐乡：都是老账了。稍加整理和筛选，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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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5日
    这里没有元旦的概念，我们也只好把它淡漠了。只有一起学习“元旦社论”时，才想起这是个“节日。每天除了三、四个小时的劳动，就是晚间到各小队的开会、学习。
    田里的工作叫“担沙”。有时是从地头往地里“担”，有时是从地里往地头“担”。莫名其妙的劳动，都是无用功。
    队里还没有给我们配备筐、担，所以我们就是往筐里铲沙土。曾试着挑了几趟，两手扶着扁担仍走不稳，肩也很疼。可社员们担沙时，竟都是“抄”着双手，好似闲庭信步。
工间给社员们念报纸，他们说，对“京腔”更感兴趣些。
    饭菜很单调。早、晚饭都是小米汤，上面蒸一盖帘“撇撇”（音），就是拍扁了的窝头，还有腌胡萝卜。中午是小米饭和炒土豆丝，小米饭里有很多沙子。给我们做饭的叫“二居布”，做完饭就离开，几乎见不到面。

1969年1月8日
    今天到许园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现场会，各村的同学都来了。大家觉得格外亲切，也谈了半月来的收获和体会。
    点了几次灶，却总是弄的满屋子烟，索性不烧炕了。大家都是要下几次决心，才敢钻进冰冷的被窝。零下28度，真冷啊！
    社员家的炕都是暖暖的，我们学会了游串。
    雁北的贫穷是令人吃惊的。富裕些的家庭可以有两个“躺柜”。白茬杨木，很少有刷漆的。再好些的家庭会有一个座钟。他们比较贫富的差别，竟是比谁家有几口“缸”，那是用来腌酸菜的。
    社员们一年的口粮是270斤，所以鲜有吃小米的。他们是将谷子炒到6、7成熟后直接磨成面。每日早晚都是用这面做成稀粥——他们叫“糊糊”。有时里面会煮上些小的土豆。据说喝“糊糊”的后果是尿不利，憋的生疼。
    可能是为了“出数”，社员们常年的午饭叫做“拿糕”：起劲地拉着风箱，大铁锅里的水滚滚沸腾，将玉米面向锅里撒，边撒边用铁铲搅和，最后一铲子把那一大块（足有2、3斤）近似固体的面团铲到盆里上桌。碗里盛些酸菜汤，用筷子夹来蘸着吃。严格的说，就是稠棒子面粥嘛。

1969年1月10日
    夜里下雪了，不算大。
    今天轮到我值日，在伙房协助二居布。200来米远的一担水需要歇两次。伙房的用煤，要去供销社担，记账的。
    供销社是个独立的院落。售货员杨老头不是本村人，他只比柜台高出一个头（侏儒症？），却是村中响当当的人物，可能因为他是吃“官“饭的吧。
    照例，老杨仍是热情的把我拉进里屋，问长问短。这是办公室兼宿舍，门就开在柜台里边。
    一个孩子，左手扒着柜台沿欠着脚，右手举着一个鸡蛋。“根娃，咋没带钵钵啊？”老杨笑眯眯的问。“麻纸”，孩子只说了两个字。老杨接过鸡蛋看了看，又递给了孩子。“拿好，去换个大些的。”
    我不解地看着这一幕。老杨说：“供销社收购鸡蛋是每斤七毛一，你们可以按这个价钱买啊。社员家的鸡蛋一般是用来换盐的，大小都行。可麻纸是七分钱两张，鸡蛋必须一两多些……。”
    两筐煤上了磅，55斤。老杨给的称很高。
    社员家是不烧煤的，他们烧玉米秸和杨树枝。常见5、6岁的孩子在村边玩耍，每个孩子都背着一个小背筐，他们要捡拾枯树叶子。

（这段文字在论坛征文时曾单独发表过。）

    1969年1月20日天未亮、风未停，追记过去的34小时。
    19日晚，照例去三队队房开会。农村也在搞“整党建党”运动，我们的任务也就是念念报纸。
    雁北的风，卷着沙粒，吹得人喘不上气来。三队房（部）在村西北的饲养室，我倒着一步步走去。十几平米的房里挤着30几号人，房梁上吊着一盏马灯，照耀的昏昏惨惨。贫协主任是三队的，比小队长官大，他主持着会议。我觉得，这种会就是老乡们的业余生活，聚在一起东拉西扯，而后回去睡觉。来村快一个月了，基本上能听懂他们的话了。
    九点左右正待散会，门外有些骚动，饲养员扶进来一位解放军战士：没戴军帽，脸上是混合着沙土的凝固了的血迹，军大衣又脏又破......。“快去帮帮忙，车坏了...”说完就昏过去了。
    把伤员抬到炕上。贫协主任告诉我，这是1004部队的汽车班长姓李，在这条公路上跑了四、五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看来是车坏在村外了。
    “七根儿，去喊明玉（赤脚医生）；留留去一趟大队告诉支书；剩下的人都去推车啊！”
    老乡们无声息的散去了，像预感到了什么。在严冬的寒风中，有什么能比热炕头更安全呢！
    我急忙跑回宿舍。除了去一队的大风外，他们三人都回来了。只有四眼带了个手电，还是绿灯泡的。又去女生那儿借了两个手电，小莉和昕虹执意跟我们四人一起跑了出来。回三队房的路上，遇到了民兵营长带着4、5个人，我们一同向村北走去（我们几个知青根本不知往哪儿走）。
    风呼啸着，向北几乎走不动路，艰难的来到村北的公路上。恰逢阴历的月底，没有月亮，但在田野雪色的映衬下，还能分辨出沙石路灰色的轮廓。营长的五节大手电能照出一里多远，可公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异样。
    这是一条三级战备公路，沙石路面。钻出大山后径直向南有2公里的下坡，在我们村西北角偏西400米左右直角转向东，贴着村北走。由于是坡地，从山脚到京包铁路这6、7公里基本修成了梯田，即由北向南，每隔2、30米地势降低1-2米。因此，公路北面除了排水沟还有一米高的田埂；而路南面是2米多深的排水沟和低于路面的田地。我们分成两拨，分别向东、西方向走去。
    风太大了，带着那种尖锐的呼叫声。我们几个知青挤靠在一起倒退着向西走去，带着好奇和一些紧张。小手电的光在这广阔的暗夜中显得很微弱。
    接近公路直角弯的地方，昕虹第一个发现了目标，手电的光柱照亮了一辆大卡车。它静静地停在路南面4、50米外的野地里，车头向着北方。“我先过去看看，你们去叫营长他们。”我接过四眼的手电筒。
    跳下排水沟，再想翻上另一侧沟壁时，被什么绊了一下。我扑倒在地，却不是硬梆梆的土地。我欠起身体，用手电照去：是一张变了形的脸，泛着幽幽的绿色，脸上是凝固了的血迹，嘴张着，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我弹了起来，差点倒向另一侧的沟壁，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惧，浑身僵硬。大概有半分钟时间，巨人他们已走到沟边来，我努力镇定下来。再用手电照去，这是三个人叠在一起，堆在沟的南坡上，绊倒我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趴在沟底。此时，两个女生已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寒冷的原野上，只有令人恐怖的风声。

    我模仿着电影里的方式，摘下手套去测试他的鼻息。手有些抖，碰到了他张开的嘴，那冰冷的感觉让人浑身一震。再拭，确实没有呼吸了。
    有了这第一次接触，反到放松了。我努力要把他拖开，拉着他的两手，冰凉的手指像腊做的。手腕上带着手表，照了一下：指针停在7点41分。看来这就是事故发生的时刻。想想那个解放军班长，是用了一个半小时，走完这6、700米的路程啊。
    死者身下是个姑娘，梳着辫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迹，像睡着了一样，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去搬动她，她下面是个小伙子，姿势很难受的蜷缩着。这三人都已经死了。回身检查沟底那位，却还有呼吸，尽管很微弱。
    此时，我已完全镇静下来，而且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我对沟沿上的巨人和秀才说：“这一个是活的，搭把手把他弄到公路上去吧。”远远的，四眼和营长他们正在走来。
    这片土地上还都覆盖着积雪，用手电扫了一下，只见一团团的黑影散布在雪地里，没有声息。大约往南2、30米的范围内都是人，弄不清有多少。我很快的检查着，发现大部分都还有呼吸，却没有一个呻吟的，全像睡着了一样。
    七、八个人已经下到这块地里，公路上还有两、三个影子，看来是比较胆小的。“快拣活的往外背吧，人多着呢！”我像是在下命令。但老乡们迟迟不动，不知是不是害怕。除了四眼，知青们都下来了，包括两个女生。两人一个，往公路边抬人。
    营长冲公路上的人喊着：“快去叫人来，让三队和四队套两挂大车来！”到底是当领导的。
    我继续往汽车的方向走去。这是一辆解放卡车，风挡玻璃都碎了，驾驶室完全变形，车顶的蓬布已不知去向，几片扯碎的帆布条在风中起劲地飘舞。真奇怪，怎么会是四轮着地呢？
    照了照车斗里面空无一人。忽然发现离车6、7米远的地方有个黑影，是个8、9岁的男孩子。他穿着代帽子的那种棉猴，帽子却没有带在头上，背着风一动不动地直立在那儿。不会是这村里的孩子啊？我走过去，问他什么也不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去背他，他笨拙的配合了。
    公路上已经有了五、六个伤员。我放下孩子，让四眼帮忙把一个伤员扶到背上，再让他领着那孩子，向三队房走去。尽管只有6、700米的路程，却走的十分艰难。伤员还昏迷着，不时向一侧倒去，四眼只好在一边支着他。我的头被压得很低，急促的喘着气，感觉到身边陆续有人向出事地点走去。终于到了三队房，院里的大车已经快套好了，还有人直接牵着马去了。屋里炕上只有一个伤员，仍没有苏醒。
    返回村外的路上，碰见了大队书记：“你不要去西荒地了，去公社报个信吧。到占银家借挂洋车。”占银是前任书记，这村300多户，只五家有自行车，一个老乡领我去借车。知道四眼胆小，不敢回现场，索性跟我去公社吧。这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但在有线广播的时间内是不能用的。村村通广播曾是这个贫困县最引为骄傲的事，每晚起码要播的11点以后。
    到公社有8里路，尽管只走过一次，但那毕竟是战备公路，很宽，基本是下坡。心里着急，车速很快，沙石路其实很颠簸，车轮压上小石子不时的侧滑。终于在一个转弯处摔倒了，四眼的嘴出了血，眼镜腿也断了。还好，没有大碍。
    公社里只有秘书在，睡眼惺松地听了我们的汇报。他用电话通知了山里的部队，又带我们去了公社卫生所。为四眼包扎处理后，一辆拖拉机已停在了公社门前。我们和公社的人、卫生所的人，连同自行车一起上了拖拉机。
    紧张和亢奋，让我忘记了寒冷，站在拖拉机上才感到了这风的澈骨。接近村子时，看到北边漆黑的山影下，一排汽车也在向我们村驶来，车灯的光柱划破夜空。
    回到村里时，估计有12点了。所有的伤员都已集中到村小学里，几间有火炕的办公室和教师宿舍都挤满了伤员，呻吟声和哭喊声响成一片。只有几个队干部、住校的老师和我们7个知青在场，年轻的公社秘书可能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一言不发；两个医生各背着一个小药箱，胡乱地给出血的伤员抹药，大家都束手无策。
    营长告诉了我大致情况。一共34个人，5个死了，还有6、7个昏迷着。他们大部分是车站的铁路职工和家属，还有农校（一个地区级的中专）的教师和家属。部队和车站有很好的关系，今天部队演电影，特地接他们去看。但因风太大，电影不能演了，才开车送他们回车站，途中翻了车。
    部队的车进村了，三辆吉普、一辆解放、一辆摩托。大致了解了情况后，几个军官商量了一会儿，留下了公社秘书、村支书、营长和我们几个，谢退了其他所有的人。战士封锁了学校，两辆吉普和摩托又疾驶而去。一个卫生兵指挥着那两个卫生所的医生开始开始处置伤员们，军官们查看了五具尸体。

田园朋友，很高兴您的到来。盼望见到您的文字。

    约摸有一个多小时后，又开来两辆带蓬的卡车。伤员们将被送往140里外的大同市。准备抬伤员的时候才发现，不能让伤员们直接躺在铁板的车厢里啊！几个军官大发雷霆。
    我们全体知青将自己的被褥取来铺在了车厢里。
    车队临出发时，卫生兵留下一大瓶酒精（足有10公斤）和整包的脱脂棉。一个军官拉着我的手说：“几具尸体就拜托你们给整理好，天亮后就要把他们的家属接来了。”同学们都有些害怕，我和巨人壮着胆子接受了“任务”。
    估计是凌晨2、3点了，所有的军车都去忙碌，只留下站岗的士兵，学校里又恢复了平静。
    没有倦意，只有紧张和亢奋，说不发怵绝对是假的。我和巨人抱着药棉和酒精，互相壮着胆推开了教室的门：20来张双人课桌拼摆在了一起，紧靠着一面墙，五具尸体并排躺在上面。教室的窗子都遮上了报纸，窗下几张课桌上堆放着全套的军装。教室没有吊顶，椽子间不时有风声掠过，炉火早已熄灭，讲台上放着一盏马灯，映着墙上马、恩、列、斯、毛的肖像。
    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开始工作，就从和我亲密接触过的“他”开始。已知他是农校的教师，30多岁。尸体已经僵硬，为他脱衣服就费了很大劲，再用酒精清洗血迹、灰尘。我们在他下颌处揉搓了4、5分钟后，再稍用力托他的下巴，居然闭上他张着的嘴巴，这样就不再那么恐怖了。
    穿衣服就更费劲了，部队准备了全套的服装：内衣裤、衬衣裤、绒衣裤、棉衣裤、外军装、军大衣、翻毛皮鞋、毡绒帽子，连袜子都是军品。为这一个“人”穿衣服就足足折腾了我俩一个多小时，甚至冒了汗。却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四层衣、裤都要事先套在一起并整理顺溜，一个人在桌边撑好裤子的腰口，另一人从背后抱起尸体把他装进裤腿，这样他已经是站立状态；然后用力揉搓他的双肩，稍软后将两臂向后摆一个角度，衣服就能顺利穿上。当然，手臂骨折的只需从袖口穿进手去，把他的手拽出来就行了，很省劲。
    五个死者中唯一的女孩子，是车站站长的女儿，18岁。站长的三个孩子都来了，大弟弟正躺在她的旁边，小弟弟就是我背出的哪个孩子，也是全车中唯一没有受一点伤的人。为她穿衣服我们踌躇了一番（我们可是连女孩子手都从没有碰过的童男子啊！），保留了她的花肚兜和红内裤，动作也放轻柔了许多。
    后四个人的清理只用了二个多小时，而且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恐怖感。我们让最后穿好一身戎装的她弟弟，靠着桌子站好，还挺精神的。
    凌晨6点左右，部队连夜筹集到的五口白茬棺材运到学校，铺好军被、军毯，很快装殓完毕、摆放整齐。
    天还没亮，部队为我们送来了饭菜，挂面汤、馒头。整整一个月没见过白面了，真香。
    整个上午，学校外围满了老乡，就像我们来时的那样，木呐的望着这一切。听说死者家属快来了，也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军官们在向几位“大姐”交代着。我们钻到大队部闷了一觉。
    午饭和晚饭，都是部队管的。还给我们每人一套被服（带毯子）、一件军大衣，里面是羊毛的。
    两户住在附近的死者家属拉走了棺材，农校老师和那姐弟俩都是河北人，决定就地安葬。
    入夜，我们跟着工兵班去“打墓”。在公路北边的地里选好址，工兵们用大罐头一样的炸药轮番爆破。前后四个多小时，三个5米多深的墓坑已准备好了。
    善后的事很多，军官们都在忙碌着，我们也没有睡意。好在跟当兵的都已混熟，我和巨人跟通信员学了会儿开摩托，而且很快就可以在操场上转圈了。
    写完日记，天还没有亮，风也没有停的意思，不过小多了。就在这风中，有些生命戛然而止了。过去的30多小时，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一次锻炼、一次洗礼。
    军用被子真暖和啊，有些想家了。
后话
    30多年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星期以后，总后政治部苗主任到村中慰问了我们，并接我们进了山。
    1004部队是总后的一个仓库，距我们村有20多里，所处的那条山沟里没有村庄。京包线上这个不知名的小站，因此设有专用线路和站台；当时的89/90次快车在这个四等小站停车一分钟。
    山里的设施很完备。后来的岁月中，我们不时能到山里来改善一下伙食、洗个澡。部队的车，从此不再让老乡搭乘，我们几个知青成了例外。是部队帮我们度过了插队初期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