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三十五年前去天安门纪念周总理

以下是引用无声

其实很简单， 小红柳敢承认毛泽东批准“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广大人民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运动

是错误的吗？

 

无声：
文字其实很简单，但是，写出来就不是你想要说的那个了，简单到好人还是坏人的儿童问题去了。少看点那些破文章，多看看历史，用自己的脑子多思考一些问题，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因为历史与现实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糸，这是不能分开的，从而得到规律性的结论。所以说许多问题要历史地看。

我们是经历过历史的，虽然当时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具体情况，但大历史我们是经历的。有些人和事，其性质是难以改变的，俗话说看看他的过去，还不知道他的现在？知道他的过去和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将来吗？
看你这－句：
“毛泽东批准“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广大人民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运动是错误的吗？”，
毛泽东---镇压天安门人民反抗---运动。
文字可以这样缩写吗？但是，以后不知真相的人，会有人这样说这样写的。这种事情我们经历的也太多了。
毛泽东晚年对党内各派都给以政治出路，邓小平保留党籍，他还可以“三起“嘛，连国民党俘虏战饭都放了，回台湾也可以嘛，还有这样大度的政治情怀的吗？
还没有人给毛泽东晚年做过公正的评价，连同这个“四五“事件中毛泽东是怎样思考和处理国家大

事的，因而，后来的事情，后来的事件，也就得过且过无从谈起了。你说的那个民主问题，更是个血雨腥风的事了，谁能解决？谁？！

 

 

回丹柯:

 

老兄说着说着就管不住嘴开始人身攻击了，我在讨论中的习惯是引用对方的原话来评判，而不是用没有根据的诸如“假惺惺，假模假式卫道式的人物。。。。。。高谈阔论，夸夸自谈，妄图阻止理性的回归，阻止社会对污秽的铲除”等等这类空泛而不着边际的指责来扣帽子。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在我们知青中不论何种观点的人差不多都反对贪官和腐败，所不同的在于如何反贪防腐。小红柳代表的乌有派强调要回归文革，把文革的方法当成理性回归用当年打走资派那种革命的手段来铲除贪官和腐败，而且小红柳还给我们引来武革的概念，我到乌有去查才知道所谓武革就是要武装革命推翻现在的“修正主义”。

 

 

要说起来丹柯的逻辑述说还是不到位， 丹柯举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又举出国家领导人痛斥社会歪风邪气，丹柯还赞扬“科学发展观”，这都说明丹柯没有象乌有派那样把修正主义帽子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头上。现在看来大家都对问题看的很准，但为何就是制止不住社会乱象呢? 当年朱融基也痛斥豆腐渣工程, 他还要闯地雷阵呢!

 

回归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文革中没有以权谋私的腐败吗? 要等到贪官都贪到亿万再杀? 贪官是怎样贪到亿万的? 有监督机制吗?

 

毛，邓都没解决监督机制的问题， 这才是根本。

 

 

丹柯说:

 

成绩是有，但问题就是问题，金钱的铜臭已严重的侵腐了社会，蛀蚀了人们的灵魂。但个别人还再那里大唱赞歌，或充当着最虚伪的卫道士，企图阻止社会及人们对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评价及回归，而我个人看，“无声”的许多言行与这类人几乎是划了等号。

 

还是那句话， 请找出我的原话来说明我对侵腐社会，蛀蚀了人们灵魂的社会问题唱赞歌，丹柯说我和最虚伪的卫道士几乎是划了等号，但老兄没说卫道士在卫什么道? 能说说看吗?  

以下是引用无声

 

其实很简单， 小红柳敢承认毛泽东批准“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广大人民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运动是错误的吗？

 

无声：
文字其实很简单，但是，写出来就不是你想要说的那个了，简单到好人还是坏人的儿童问题去了。少看点那些破文章，多看看历史，用自己的脑子多思考一些问题，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因为历史与现实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糸，这是不能分开的，从而得到规律性的结论。所以说许多问题要历史地看。

我们是经历过历史的，虽然当时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具体情况，但大历史我们是经历的。有些人和事，其性质是难以改变的，俗话说看看他的过去，还不知道他的现在？知道他的过去和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将来吗？
看你这－句：
“毛泽东批准“四人帮”镇压天安门广大人民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运动是错误的吗？”，
毛泽东---镇压天安门人民反抗---运动。
文字可以这样缩写吗？但是，以后不知真相的人，会有人这样说这样写的。这种事情我们经历的也太多了。
毛泽东晚年对党内各派都给以政治出路，邓小平保留党籍，他还可以“三起“嘛，连国民党俘虏战饭都放了，回台湾也可以嘛，还有这样大度的政治情怀的吗？
还没有人给毛泽东晚年做过公正的评价，连同这个“四五“事件中毛泽东是怎样思考和处理国家大

事的，因而，后来的事情，后来的事件，也就得过且过无从谈起了。你说的那个民主问题，更是个血雨腥风的事了，谁能解决？谁？！

 

 

 

小油灯是老网友了，我们是在2008年同一个月注册的。 和老

网友讨论问题是和前来骂人的马甲有很大不同的，因为我们可

以真正探讨一些问题。

 

 

小油灯也引用了我那段话，可能你们都觉得那样说太刺耳，但

那不是事实吗，其实那不是我发明的措词，请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22.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33.jpg：

 

 

　　1976年3月底，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掀起悼念周

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个群众运动在4月4日达到高

潮。4月5日，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采取抗议行动。中共中

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华国锋任中

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

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广场

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该文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

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

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的

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请看调查人员在审讯四人帮后写出的1976天安门事件镇压真象:

 

 

 

姚文元的这一假面具，必须予以揭露。一次，我们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马上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毛主席做出了错误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虚假的汇报时，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时，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把假象当成真相，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玻璃窗，观看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英，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起初是准备派部队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可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因为当时《文汇报》造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而引发的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拧在一起，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据此我们指出，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铁案如山，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话不成句，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全文看链接:

 

 “四人帮”江青挂头号系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中华网--新闻中心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2008年05月06日10:4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1〕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2〕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3〕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4〕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5〕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6〕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7〕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8〕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9〕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10〕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以下是引用丹柯在2012-1-13 17:09:00的发言：

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最好的继承与发展。其实要真正的去寻求答案，不用舍远求近，就近翻阅毛泽东思想反而是一种最务实的举动，就像“小红柳”朋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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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柯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最好的继承和发展，只要象小红柳那样就近翻阅毛泽东思想就一切搞定。我昨天给丹柯找来一段毛泽东思想和马，恩思想相冲突的毛选，丹柯没有反应反而把我批判一顿说成是“最虚伪的卫道士”，这就不是讨论了。

 

现在我们再回来心平气和的细读以下毛选， 当然免不了要引用资料，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最其码的一个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根本理论上也有重大争议，谁是谁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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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毛泽东

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  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

 

 

以下资料皆来自百度:

 

 

1, 苏维埃和议会制的区别？

 

 

 

苏维埃就是¨议会〃的意思。

 

政治理解，苏维埃应是¨工人议会〃，区别于议会制（资产阶级议会）。

但苏维埃是劳动者按照工作单位层层选举出来的代表，然后根据地区组成。

议会制则是按选区一定比例选举。

苏维埃本身是立法机构，政府是从苏维埃直接延伸出来的，即立法和行政合一。

 

议会制的议会和政府是分开的，加上法院，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苏维埃的代表可以随时被选他出来的人们以一定程序罢免。而议会制不行，议员要固定得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比较紧张的时期，苏维埃剥夺有产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劳动者才能当代表。

 

而议会制正好相反，需要一定的纳税时间和财产才能当议员。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苏维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但它需要一定的积极的群众基础，否则和任何脱离群众的制度一样它也会成为一具干尸，成为特权者的工具。

 

 2, 什么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和总统制民主共和国？分别举下例子。

 

总统制如美国,议会制如德国

 

第一，政府的组织方式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政府(内阁)一般由议会中(两院制议会中，一般指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政府成员由当选的总统任命并领导。

第二，议会的职权不同。议会制共和制下的议会不仅具有立法、监督政府和决定财政预算等权力，还具有组织政府的权力；总统制共和制下的议会仅具有一般议会所拥有的立法、监督政府和决定财政预算等权力，而没有组织政府的权力。

第三，政府与议会的关系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政府对议会负责。如果议会对政府的政策不满而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者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只对选民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其议员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而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官员也不能兼任议员(议会制共和制下的政府成员却同时也是议员)。总统行使权力时对议会不负政策上的责任，议会不能因政策问题对总统和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以迫使其辞职，但在总统有违宪行为时，可以对总统提出弹劾。总统应向议会报告工作，且无权解散议会，但是对议会通过的法律可以行使否决权。

第四，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而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实权。

第五，执政党的产生方式不同。议会制共和制下的执政党一般是指在议会大选中获性的那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而总统制共和制下的执政党则是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那个政党或政党联盟。

第六，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不同。在议会制共和制下，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大部分国家由议会选举产生，只有少数国家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而在总统制共和制下，总统一般由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

 

小红柳在全国网上领读毛选有很多年了，我已与小红柳探讨了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文中关于孔子评价问题，欢迎小红柳和我继续探讨此文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和马，恩说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等问题。

　　

　呵呵，无声已经离不开说俺“乌有”，看来小红柳“被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