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礼
“怎么办？去还是不去？”我仰面躺在床上，苦闷极了。去吧，不好；不去吧，又不行。究竟去不去呢，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这如何是好？身边没有可商量的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做主，可这主，是能轻易做的？
我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到这个遥远的异乡已经六年了。六年来，命运总是阴差阳错，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队的五个知青，已有四个远走高飞，只剩下我一个人，一种顾影自怜的悲戚，油然浮上心头。窗外淫雨霏霏，淅淅淋淋地敲打在人的心房，一下比一下重，更增添了我的忧愁，每天晚上，当我独自躺在床上，无比伤感地思索着自身的境况时，那种孤独和凄凉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
东西就堆在床上。四瓶罐头，鸡鸭鱼肉俱全；一条大前门香烟，两瓶泸州大曲，这都是费了老鼻子劲才买来，打算送给县知青办主任郑鸿昌的。他原来是省里一个部门的科员，那时“人在军中心在家，少年妻子一枝花”，因为舍不得燕尔新婚的娇妻，寻死觅活也要调回来。最近，他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我们这一大群背井离乡的知识青年的“最高统帅”，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县化肥厂的招工，眼下就要进入决定性的阶段，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天，我一咬牙，用准备购置寒衣的钱换回一堆瓶瓶罐罐，就是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可是一旦要付诸行动，决心反倒没有当初大。
以什么理由把这些东西送到他家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东西堆在桌子上行不行？如果他不收，该怎样自我圆场？这些都要事先设计好。欸，如果他生上一场病，或者他老婆在这节骨眼上生孩子，那就好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他家去看望。可他偏偏壮得像条牛，据说从来没害过头痛脑热的毛病，而他老婆这辈子连半个孩子也没生过，眼下就更别指望了。这可怎么办呢？
不去行不行？不行。“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么无情。为了取得生存的权利，必须丧失些什么，那怕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
这是行贿吗？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难以下定决心。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县官把一件官司的原告和被告都抓来审问。原告事先送了五十两银子给县官，被告听说了，就送了一百两。县官不管有理无理，叫皂役打原告五十大板。原告伸出五个手指头，说，小人是有理的，小人是有理的。县官也伸出手来，翻了翻说，奴才，你说你有理？他比你更有理。这个县官固然可恨，那原告不也可悲吗？假若真有理，何必把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给那狗官，然后反受狗官的奚落，弄得人财两空。活该。
由此看来，这礼是不能送的。一送，就把自己的尊严给送出去了，不能这么卑躬屈节为五斗米折腰。这美酒隹肴，何必非送给别人受用，我自己不也能舒舒服服地品尝？此时，我非常痛恨自己，一个大男人却活得如此窝囊。来吧，“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末勒归无计”，“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愿醒，与尔同消万古愁”。
我起身去找那把小螺丝刀，来撬开这酒瓶盖。螺丝刀没找着，我的心却越来越冰凉了。 瞧，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两只肥皂箱就是我的衣箱，其中一只用几块木柴支住，靠墙放在窗前，就成了桌子；另一只自然也兼任了椅子的功能；再加上锅瓢碗勺，锄头扁担箩筐，还有一张床，放在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还是显得空空荡荡的。真是家徒四壁，两袖清风。小屋原来是生产队的一间杂物间，简陋得连门都是临时用几块竹片来凑合，山墙和皇帝的新衣一样妙不可言，四堵刚好一人高东倒西歪的干打垒土砖墙，张开无数巨大的缝隙，喷出阵阵彻骨的寒风；雨珠乘风飘落在地上，寒风吹过，形成薄薄的凝冻；被子上永远都有一层黄土。可我在被流放中已经整整住了六年了，难道还要无休止地住下去？真要一辈子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这地方，是能扎得住根的吗？起早摸黑地干上一天，只值七分钱！一年分的口粮，连四个月也维持不了。这儿埋葬了我的一切：青春、理想、幸福、爱情。每天每月，惩罚似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换来的是对生存的无望和对前途的绝望。我曾无数次地问苍天：凭什么别人都能回城，就只有我不能呢？
看来，还是得去，就这一次，去吧。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不奢望能彪炳史册、青史垂名，也不用惧怕遭后人唾弃，我这样做，只是想活下去，把那“二十响”、“手榴弹”统统甩出去，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英国有个叫卡斯勒的老头说过：“高尚的目的，有时也可以用卑鄙的手法来表现”。鲁迅先生也说：“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我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瓶子，一古脑儿塞进黄挎包，塞得胀鼓鼓的，那条大前门没法塞进去，只好找张旧报纸包了夹在腋下，然后戴上斗笠，吹灭油灯，向郑鸿昌家走去。
郑鸿昌家就在我们生产队。走着走着，脚步竟愈发沉重起来，到底是心术不正，越走脚步越畏缩，这模样，活象刚盗窃回来，而赃物还在身上，并且很快就要被人发现了，心儿也愈发呯呯乱跳。一只狗叫起来，引得全村的狗都叫起来，大概狗也嗅出了什么，全都对我嗤之以鼻。
终于走到他家的院墙边，而我的勇气也荡然无存了，只好在院墙外徘徊。那个恼人的、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钻出来了，需要重新推敲一番，还得仔细考虑考虑，进去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假若遭到拒绝又该怎么办？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还是定不下来。
院墙的门吱的一声打开了，手电简的光柱戳在地上，一个人影向我这边移过来，脚踩在地上的积水里咕嘟咕嘟地响。我赶紧藏在院墙的拐角处。那人走过来了，原来是郑鸿昌。
他那模糊的身影，渐渐融化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带走了我所有的不安。不是我不愿意送，是他不在家，有什么办法呢，这或许是天意吧。不管怎么样我是来过的，现在该没有什么可抱怨自己了。
回去的脚步是轻快的。走了没几步，心里倏然一亮；把东西直接给他女人不是更好吗？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妻管严”，套上村东头四伢子的话来说，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打电话。别看他老婆是个农村妇女，可动不动就跑到大队部去，抱着那个手摇电话机咿哩哇哪地喊一阵，他“忽闻河东狮子吼”，也只有陪小心的份。据说，他老婆最喜欢吃肉罐头，那还是他在省城当科员她去探亲的时候吃过的，从此念念不忘，但又舍不得自己花钱买。我这几瓶罐头正好能投其所好，只要她收下了，不会不告诉他，这样，我还可以免去同他见面的尴尬。我同他女人，毕竟比同他本人要熟悉些许。
院子的门虚掩着，我径直进到院子中间，按照乡亲们对她的称谓，放开喉咙喊：“二嫂，二嫂”。
她的应答声有些不对劲，是从院子右边的小棚子里传出来的，里面的灯光也跟着倏地熄灭了。我猛烈想起来，那个小棚子是她家的猪圈，照这儿的惯例，猪圈边上就是厕所。
她家无老无少，一个妇道人家蹲在毫无遮挡的厕所里，而我冒冒失失地闯进来，真糟糕透了。虽然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见谁，但瓜田李下，男女之大防不能不顾及，还是早走为妙，免得两人都难堪。
我急急忙忙地说：“我等一会儿再来”。然后转过身，高一脚、低一脚，奔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全然忘记了来的目的。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再来。
（下图右边一楼就是当年的县知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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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1/8 16:1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