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年”越过越“蔫”了 ?..

温铁军：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发布时间:2011-12-30 11:42 作者:温铁军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29次 　　一、制度成本理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曹锦清20年前从黄河边上回来写书的时候曾给了我一个哲学启发，他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现在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
 
　　延续他们的思路引发出来我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金正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对立，还是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实际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很难对已经“搞上去”的经济结构做出“改变”；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支付当年“搞上去”的人留下来的巨大代价。
 
　　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人们在曹锦清的思考上就应该加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知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收益不相应地对应着等值的成本。只在一个由横轴和纵轴构成的象限中做制度变迁收益，很可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如果把横轴再拉一条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条向下的曲线，即对应着收益发生的制度成本。这才是一个立体感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用X轴、Y轴描述的平面的世界。
 
　　如上所述，奥巴马—金正日难题并非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亦非政治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转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过程，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制度成本；我们提出创新这个理论，那该如何看待这个本来就是收益成本相对应的过程呢？
 
　　之所以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那么，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到底什么呢？
 
　　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经济。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能够改变we can make change”，但他这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没有改变什么；仍然延续着凭借军事强权维护币缘霸权的老路。同期，任何一个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得不改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却因其“改变”诱发了长期掩盖的现代化制度成本而纷纷下台。因为西方已经进入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是泡沫化的，一旦脱嵌为一个异化于实体产业的独立的资本力量，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袖，只要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决定着其运作规律就是一样的：愈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动性增加的即时性的可分拆交易，这个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获利的本质，势必会改变其在原产业资本阶段作为资金要素的获利方式——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由传统的开矿、冶炼、铸造、设备生产等，以及一系列“下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业的获利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资金要素只能在产业资本复杂构成和长期运作中分享产业收益，并因此促进产业形成平均收益率。此外，比产业资本还缺少流动性的是农业，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它有流动性吗？没有。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或者说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能再改回去做产业阶段的一个要素追求平均收益率吗？不可能。
 
　　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过去在前苏联领导的经互会体系的作用下，北朝鲜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南朝鲜的山地农业条件下，超前实现了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由此曾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村人口随之走向城市、实现了超过70%的高度城市化。于是，北朝鲜先于中国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差不多两代农民不再会使用锄头种地了。客观地看，我们今天无论左右翼的学院派理论家和现代派政治家还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北朝鲜比我们早二十年就实现了——1989年的时候，北朝鲜人均粮食曾达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比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水平高；比我们80年代末期的收入水平也高得多。然而，超前现代化的一个不期而遇结果是：1991年苏东解体，一夜之间，没有人供应石油了，由于北朝鲜不是产油国，于是拖拉机就“趴窝”了。而占比仅30%的农业劳动力，却早就不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只会使用拖拉机！一旦被封锁，没有石油和拖拉机零部件就无法耕作，粮食大范围减产，大规模的饥饿发生，据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请问：谁之罪？
 
　　这时或许有国人相劝，介绍中国的“大包干”。但我在北朝鲜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大包干是80%的农民养活20%的城里人，用杜润生老人当年形象的话来说，我们是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的“四抬大轿”，抬得起。而北朝鲜现在是三个农民要养活七个城里人，而且靠手工劳动，可能吗？金正日只能动员城里人下乡去重新使用手工从事农作，铁锹挖、?头刨、镰刀割……于是就有了“逃北者”，实乃“逃农者”；因为城里人既不会、也不愿从事农业。北朝鲜曾经把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调整的改变吗？不能。于是北朝鲜就在长期农业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也许不是，而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制度成本抱不住，最终砸在自己的脚上。
 
　　这两个案例告诉人们，正如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GDP占比85%以上的金融资本现代化经济改回现在占比仅12%的制造业，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经城市化的人改回去从事手工农作！因此，奥巴马解决不了美国难题，金正日也解决不了北朝鲜难题。这两个案例难道在哲学意义上不具有同质性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识形态的实际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学问家都被意识形态控制了，就连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不要陷入左右之争。
 
　　据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曹锦清20年前在黄河农村考察中就认识到的问题，当我们各地的政府都在推进“三化统一”的时候——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千万别忘记已经有了很多失败的案例。
 
　　二、基本常识分析：世纪之交的重大结构变化
 
　　我最近关注和讨论的、在世纪之交发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有二。
 
　　首先是要看清楚，世纪之交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如上已反复强调，我们一旦朝着某个没有U型调头单行道上去跑，就很难有调整的余地。
 
　　第一，是国家战略目标的重大变化。
 
　　当农业现代化今天被各地政府作为一个目标、纲领去宣传的时候，有谁清楚地知道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时的具体政策内容是什么？
 
　　如果没有人搞清楚的话，那再问：有谁清楚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果还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话，那我进一步追问的是：1980年，在我们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昭告天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伟大目标吗？20世纪悄然过去十年有余，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吗？
 
　　如果没有，那么，可曾有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报道或教条化的官方文件详细讨论过四个现代化没有实现的经验和教训吗？还是没有。且不说有没有人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新世纪之初的目标改变了吗？我们有新的现实些的目标了吗？
 
　　看来不可能得到回答。那我再问大家：今天那么多的课题、重大项目，都研究了什么呢？如果背景和内容都没有认真讨论，难道不是有很多研究属于对伪问题的证明吗？
 
　　执政党十六大在2002年召开的时候，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调整——全面小康。新任领导对其做了一个解释，说今后20年的大目标是全面小康，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需要大家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二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到那时以后，还要经过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就这样被推后了100年，推到了21世纪末。于是，坊间就有“我们都看不见了”的流行笑话……
 
　　如此看来，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在2002年就发生了变化——从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全面小康！接着，十七大还做出了更大的阶段性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性判断（这一说法也参考了周立教授对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提炼，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经历三个阶段：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生态文明）。从十六大全面小康到十七大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是仍有生命力、不断自我调整的表现。
 
　　回顾十六大的目标调整，就是我要说的所谓世纪之交的重大改变。具体如下：
 
　　其一，我们现在各地所追求的工业化是个过时的目标。因为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8-1999年，就被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中国已经遭遇到工业化中后期“生产过剩”的制约。当认识到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我们遭遇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这实际上是高中学生都知道的政治课内容。如果我们连基本常识都不讨论，继续强调所谓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难道不是明知故犯地增加过剩吗？199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给中央写报告说，我们现在面临生产过剩。1999年，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双重过剩下的恶性循环”。然而，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已经明确所受的制约是生产过剩，各地今天依然加快工业化，那是在“复制过剩”，或者说“以进一步的过剩来延缓当前的过剩”。带来的客观结果是，由于全面出现生产过剩，客观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还具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潜力，遂致企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在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低于3年的条件下（第一年投资建厂，第二年投入生产，第三年就遭遇破产），如果想让企业拥有符合法律规范的信用行为，难度极大。别说我们生产过剩，回头去看西方的生产过剩时期，有规范行为吗？有信用社会吗？在资本主义内生的生产过剩规律下要解决生产过剩矛盾是不可能的，靠什么解决呢？靠破坏性手段——战争。
 
　　中国学者1998-1999年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2011年了，为什么各地还没有改进呢？八个字：利益集团，惯性使然。如同西方最终只能以战争来解决生产过剩一样，我们在产业资本的惯性下也很难不犯错误。今天奢谈社会信用环境，却忽视社会信用环境的载体——企业，由于企业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很难不搞破坏，何谈构建信用。
 
　　第二，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产过剩之后，我们在世纪之交符合规律地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从此，让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等，说法对路，做起来实在很难。
 
　　当生产过剩成为一种趋势，一个理智的金融投资家还会向过剩的领域投资吗？为什么银行要追房地产？追投机炒作？那不过是在追流动性获利呢！这无非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在作祟——金融资本势必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异化于产业资本，觊觎土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从产业经济中的资金要素变为“异化于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本”是质变，派生性的运作方式也随之改为追求流动性获利。这难道不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发生着吗？
 
　　这种规律既然发生着作用，那，到底什么是构建金融资本信用的本源呢？是黄金储备吗？是另外一种国际货币作为本币发行的储备吗？是商品生产吗？都不是。再往深处看，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则处于寄生状态，且因寄生而趋向于腐朽和垂死状态。
 
　　如果不以贵金属储备或商品为其寄生特质之依据，那么金融资本形成信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赋予它价值？当然是政治强权。因而，只要人类主流社会走向金融资本主导竞争，越占有金融资本收益的经济体就越会加强政治强权并且走向法西斯化——此乃当今世界主流运作之基本规律。
 
　　据此看，货币银行学得改写，经济学教科书也失灵。当金融资本日益追求流动性获利并且跟高投机、高风险经济，比如房地产经济、股市经济、债务经济高度结合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越在资本过度集中的地方，风险也就越集中。风险集中则意味着危机爆发，只不过是早爆发还是晚爆发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条件下积累的风险不仅是一定会爆发的，并且，一定会是集中爆发在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大城市！这仍然还只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常识。
 
　　例如，今天大家都觉得美国很厉害，不仅因为美国金融经济最繁荣，全世界一半的衍生品交易都在美国，而且使得美国只能注重金融经济与军事强权结盟——全世界一半的军费开支也在美国——这两个一半看似两回事，实则高度相关，只有军事政治强权，才可以向金融资本赋权形成信用。因此，世界各国都知道美元信用泛滥制造全球通胀，知道美元币值严重的高估，但是谁敢不储备美元？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体系中最大硬通货和最好的避险货币。为什么？并不因为它值钱，而是越过度泡沫化，就必须有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强权才能支撑得住。这些客观事实也在告诫某种主流话语，不要把政治强权派生出的泡沫化的货币信用再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泡沫拿来当宝贝——这是今天中国很多无聊小知的毛病。
 
　　……加入全球化的我国的经济，今后发展也势必要增发货币、推进本国资源资本化；同期，则当然也是中央政府得以运用集中加强的政治权利赋权于信用体系的金融扩张。如果比较近20年来M2和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两条曲线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既然加入资本全球化，不按此规律出牌，似乎也没有好办法。
 
　　有谁没有按此规律出牌呢？苏东，结果是垮塌了。
 
　　苏东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时代，不是自觉，而是利益——因为主导国是苏联，可以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换货贸易体系直接占有产业资本阶段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区域一体化”整合的最大收益——比如它可以拿100辆莫斯科人牌的小轿车，换一部分乌克兰的小麦，再换一部分保加利亚的蔬菜，货物交换计价标准是国际市场的1/3。其中，因价格剪刀差最大而使得获益最大的是苏联。因此，苏联就没有动力去开启货币化进程，也因此苏东体系停滞在实体经济为主的产业资本阶段。尽管它的物质产品生产总量世界最大，但是如果按GDP计算就不是世界第一，甚至远远小于西方。
 
　　1980年代，西方向世界大规模转移产业并随之进入金融化经济时代，把原来的GNP和工农业产值测算体系改为GDP测算。GDP对于金融化的经济体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对于停留在实体经济的经济体未必是个“好东西”。与西方一比GDP数字，苏东明显落后了，于是有了体制落后说，制度落后说，思想落后说，甚至人种落后说，随之是意识形态被俘虏了。我们注意到苏东改革叫政治优先，被其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抽下来的底，正是内在具有寄生性的金融货币体系所唯一能够依存的政治强权。
 
　　1991年苏东解体，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崩溃论”，说下一个解体的就是中国。我不信邪，就迈开双脚自费考察了7个苏东国家，用了一个多月到处做调查。当时的最直接刺激是拿100美元到苏东国家兑换当地货币，立刻变成“百万富翁”！
 
　　我国那时还处在1毛钱打个电话、5分钱买个冰棍的“毛票时代”。而在苏东国家，原来甚至是“分币时代”，比如5个戈比打个电话、8个戈比买个面包。因为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政权解体的同时发生了依存于政权的货币体系全面坍塌，于是用货币作为符号来标识的全部国民财富在一夜之间可能归零。前苏联在推行激进政治改革之前，一个卢布能换2.38美元，而在那种改革之后，一个美元换4800卢布。那些激进改革家、经济家和政治家们也许赚了，但却并不承担他们造成的制度变迁成本，而是转嫁给大多数民众——老百姓满腔愤怒，因为他们全家劳动了一辈子也不外乎积累几万卢布存款，在激进改革之前意味着有十几万美元的财富，一旦剧变发生货币坍塌意味着他们的几万卢布变成了几个美元，换言之，原来价值十万美元的财富符号缩水为几美元。
 
　　1992年我回国后写过关于苏东解体的调查报告。就在这一年，处于西方制裁下的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货币化”起步。
 
　　此前中国也是靠计划分配、票证供应，属于“非货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实际上因财政严重亏损而彻底放弃票证分配，由此走向了加快货币化的新阶段，那以后货币增发速度陡然向上。这样，中国就发生了不同于苏东的性质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也历史性地发生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当年西方人在苏东解体之后曾经奔走相告的是中国崩溃论！如果中国滞留在产业经济阶段、没有演变为货币化经济，以GDP来核算的经济总量就难以短期大规模扩张，恐怕也很难抵挡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渗透，很难逃脱苏东金融垮塌的命运。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就从此进入了货币化和资本化——就在1992年增发货币的同时，政府同步放开了三大高风险市场来吸纳增发货币：其一股票，其二房地产，其三期货。这三大市场都属于高风险、高投机的、促使金融在大城市积聚的资本市场，今天当我们来计算GDP的时候会发现，城乡差别拉大是由于有相当部分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其实来自金融资本集中投入的高风险市场。紧接着，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的生产过剩，而就在同期，中国接续货币化启动的，是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制……
 
　　正常人都会了解到，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积聚和人口的集中。不过，很少人会进一步认识到，当人为地加快城市化带动资本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风险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而更少人知道，当风险过快集中导致城市危机集中爆发的时候，什么是能让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近年来我的研究指出，危机在中国今天仍有软着陆的可能，因为中国还有庞大的乡村社会，还有三农。如果没有了，我们也像奥巴马治理下的美国，农场主人口只剩2%；或者像金正日治理下的北朝鲜，农民人口剩下30%，当危机发生，就连想办法的余地都没有。

来源: 群学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26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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