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邓小平“南巡讲话”对中国人的疗伤效应

　　2012年1月18日，新华网在主页显著位置转载了《南方日报》的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分析人士指出，官方媒体爆料被压制了20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未见报的两句话，显然是有的放矢。事实上，邓小平后的执政中，完全应验了邓小平在两句话中的种种担心。
　　据《南方日报》报道，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作者陈锡添最近却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两句重要讲话刊登出来。一句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另一句是“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人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文章作者含蓄的把未见报归为“政治禁忌”。但中国问题专家认为，20年前属于“政治禁忌”现在被打破，实际上是在暗示当政者后来的两大违反，持续至今，所谓“退而不休”。有政治评论家指出，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主要就是针对当政者喊话，也可以说，后续发展果然被邓小平反向言中。
　　今年1月18日，正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20周年。年轻一代论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完全不知其在上世纪1980-90年代之交差点夭折，是他在1992年1月的“南巡”及其讲话让改革开放再度焕发生命。
　　据历史资料记述，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失去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得力助手。当时的当政者不仅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从理论上批判改革开放。邓小平万般无奈，只有亲自出马，在女儿邓小平楠的帮助下南巡，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1992年1月17日，一行专列从北京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车内的邓小平以88岁高龄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儿和老朋友、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武昌，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会见期间，邓小平直接点了当政者的名，发最后通牒，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邓小平南巡”的直接起因是由于当政者推行极左路线，反对改革。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权者阻挡公开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迟滞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才率先发表了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1990年代初期，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影响，整个中国从南到北，政治方面人们如惊弓之鸟，经济方面乏善可陈。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确实扫去了弥漫在中国上空那种沉闷、徬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阴沉之气。
　　人们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深圳通过公开与小道两条途径流传的各种消息。当时的中国，最害怕重归“鸟笼经济”的是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而某位政治高层那句“要将万元户整得倾家荡产”名言，虽然未公之于世，但却不胫而走，遐迩皆知。正是在此情况下，年届80高龄的邓小平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这30多天当中，走遍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各城市，那篇“南巡讲话”让中国人知道“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特区要办下去，内地也要改革开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还发表了一篇内部谈话，传达到科级干部，大意是：“有人要坚持计划经济，好办。建议搞个计划经济特区，发粮票、布票、统购统销。实行自愿原则，让坚持要搞计划经济的人住那里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
　　此后，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民掀起“经商潮”，知识分子忙赶“下海潮”，一句人人会说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改善，外资的大量涌入，就是始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之后。从那以后，邓小平一手缔造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势头，不仅保持10年而无起伏，还为江胡两代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共识，有目共睹。
　　从今天来看，邓小平的南巡要解决的只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什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说到底，邓小平就是解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让人民自由地选择自由生产。从1949年到改革之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记忆中都深刻地记得，全国“贫困”两个字。什么都要凭票证供应；商品奇缺，物质匮乏。计划经济下束缚人的自由，束缚劳动者的创造性，可以说正是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问题，才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历史的事实不断证明了中国大陆的体制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人们要有勇气不断地去突破这种束缚，破坏这种的体制束缚，才能获得发展。改革不要象个小脚女人。这是邓小平说的。
　　邓小平的南巡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在体制内争论这种做法出于哪本马恩经典，不去争论这种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从这点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是伟大的。
　　笔者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人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人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1960、1970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19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1930、1940年代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人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
　　有海内外学者指出，随着十八大临近，而中国贫富悬殊早已突破警戒线，但国家统计局却拒不公布反映贫富分化的坚尼系数，声称“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讯息”，事实上，当局是担心真实数据一旦公布，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坚尼系数已成为和谐社会一道伤疤，当局的难言之隐。
　　自2000年公布城乡坚尼系数之后，当局已长达11年不再公布相关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指技术问题是拒不公布坚尼系数的原因，这显然很可笑。坚尼系数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政府财政分配与对付通胀措施等，是世界各国统计部门必须要做的一项基本功，中国又怎能例外？至于“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讯息”更只是藉口。中国有世界上最严密的监控体系，谁能将财产彻底隐身？说到底，国家统计局非不能统计坚尼系数，而是真实数字冠绝天下，一旦公布势必引起天怒人怨。
　　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但国际组织对中国贫富分化了如指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公布，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全国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两成的最富裕人口却占了五成的收入或消费份额。世界银行的报告则认为，中国坚尼系数从1970年代约为0.17，猛升至前年的0.48，已达危险程度。中国最高收入群体和最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的差距达到10.7倍，而美国仅为8.4倍，印度为4.9倍，俄罗斯为4.5倍，日本为3.4倍。惊人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变成全球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美英“万恶的资本主义”更不平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官员像大款，农民像难民，成了中国现实的形象写照。从中国西部到东部就像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过程。更可怕的是，当局被先富阶层挟持，权力被财富绑架，许多政策及其利益流向大多偏向先富阶层。这些人通过代理人或提供赞助，或控制舆论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甚至利用政府资源残民以逞。
　　过去几年，中央宏调政策屡屡落空，就是因为相关部门被权贵阶层误导及绑架，拒绝对贫富悬殊这一基本国情对症下药，尤其在楼市政策上处处偏帮既得利益集团。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产生断裂，中下阶层民怨滔天，群体事件风起云涌，若继续置若罔闻，坐视不理，再怎么维稳都是徒然。
　　毫无疑问，在改革之初，在全体贫困之时，人们可以凝聚一个共识，解决对劳动力的束缚问题，发展经济，只有了创造了财富利益，才有后话。邓小平解决了对劳动力的束缚，发展出了今天的经济，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分配制度，所以今天要“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拿出勇气，制定公平的财产分配制度，当然阻力很大，问题不小。
　　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宽解民力、与民休养”、“轻轻徭薄赋”才创造了经济辉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史书说那个时候国家比现在不知富裕多少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由于无法解决巨大财富的分配问题，社会矛盾积压终于暴发，才有山坡羊元词中“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叹。中国不乏创造性的国民，唯一缺乏保障财富的制度！
　　当今，因为改革涌现出了巨大的的创造力，中国人的创造性的伟大也得到表现，社会巨大财富创造出来了，但是，如何分配这些财富，成了当今中国人的巨大的负担。也构成了当前巨大的社会矛盾。
　　毋需否认，邓小平是他同时代共产革命领袖级人物中走得最远的人。与今天仍然在世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相比，尤显其眼光之洞达与开阔。但任何大人物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更何况邓小平，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党的核心利益即执政权考虑。这一点注定了他的“改革开放”有诸多缺陷，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为了一党利益而留下了种种通向腐败的制度管道，以及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改革难题。
　　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于邓小平而言，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计，但其后果是给政府及其腐败官员留下了掠夺财富的制度通道，造成了目前导致社会高度紧张的官民矛盾。所谓“计划”，其实质就是要保留政府控制的资源分配大权。按照中国大陆的制度设计，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都属于国有，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改革以来，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泽东时代没有本质差别，却多了个“市场”，“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即“权力市场化”。正是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造就了官僚阶层及其依附者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由于有了这条支配公共资源的制度管道，无论土地还是矿产，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1亿多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以及失去家园的城市拆迁户。这些利益受损者已经构成了中国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主角，官民矛盾极端尖锐。
　　“南巡讲话”的另一要点有关政治。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一条被邓公之后的两代领导人强力坚持，甚至被上升到要求国际社会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的高度。但正是这一条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趋强化，甚至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出现利益集团化趋势。十余年前，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曾说过，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然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甚至为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历时30余年，至今许多领域仍保持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泽东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泽东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中共党史上，若论开创大政治格局者，至今只有两人，一是毛泽东，二是邓小平。毛泽东“开国之功”至今仍为党内几代人念之不忘，即使是被世界目为反文明的“文革”功业也有人时常怀之念之。邓小平的功业有二，一是将中国人从毛泽东时代的饥饿穷困里解放出来，二是打开了闭关锁国之门。但因20余年前那场“风波”，也因现实中的政治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司法不公等，其伟业已被打上大大的折扣。
　　邓小平留下的制度缺口乃是因其个人局限所致，其后被发挥成今天这般模样，却是其始料不及。对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沉淀。我们这一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也许是忠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人们的真实观感。现在，历史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没有邓小平的日子里，面对贫穷和面对财富，人们理应都要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靠自己的意志，重新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留给人们最为珍贵的启示，就是要不断破坏现存的不适应人民需求的旧的体制，创造新的、符合人民意志的光明的未来，不要坚持守旧和求稳妥，改革现有制度，体现社会公平。

资料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