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需要捍卫的记忆

已过了花甲，但却对旧时记忆犹新，但对眼前的事却说过就忘，有人告之这是老了的表现，我却不以为然；也有人说眼前的事态过于平凡，太过安定，太过当然，所以没啥可以使人刻骨铭心的了，此话我看倒是有点道理。

比如从读初中时起，应该是真正记忆的开始，人从此踏入了成长的行列，开始进入少年青春的记忆。小学同学的大面积同学会一般之所以难以实现，因为小学时期人太小，太不懂事，道理也在此吧？除了青梅竹马是例外。

记忆中，1962年进宁波一中读初中始，正赶上是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的数年论战时期，而我就像我那些同龄人一样刚正从“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物质极度匮乏中挣扎出来，外婆刚到66岁就已经在那年代里由于营养不良得浮肿病而亡了。当时初中政治课上，除了正统的政治教育以外，曾学习了不少重要的文献，比如：《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是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从一评到九评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在这些公开论战信中，昔日的“老大哥”、我们全方位模仿的对象已经被批判成现代修正主义，苏联已经是由背叛了列宁、斯大林革命传统的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所把持的苏共领导的国家。那时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发表对苏共的批判文章与应答论战文章，极度的物质困难也被转移指向了二方面原因所造成：“自然灾害”与苏修逼债造成的，而对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全国上下的弄虚作假却只字不提，也对大跃进后全国直接与间接饿死了多少人更是违莫如深。当然，政治课也不会忘了被教育：我们生活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下，比如台湾那样的的地区当然是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不时的还被要求吃“忆苦饭”。

初中那几年，可能是配合困难时期的自给自足之故？学校里还开展了种地运动，宁波一中地方较大，进大门的通教育大楼的左边是一檩檩的地，种着各种蔬菜，围墙边是一排教工单身宿舍，那时沿着江边那不高的江提里面，从目前兴宁桥边开始直到火车铁路边，也是一排排的蔬菜地，种着各种作物，开出来种的地一直沿着铁路一线绕过来，直永到宁巷的教师宿舍，宿舍西边还有一片不小的桃树园，而在铁路边、大操场角上还有一排养猪的低矮房子，由食堂员工养着一些猪。从1962年开始，连大操场中间的四百米跑道中间的足球场也开成了种庄稼的地，还有各栋教育楼之间的空地，全都种上了蔬菜，记得还分到了每个班每个组直到个人，我那时还负责有二檩地，也种上了青菜，似乎收成是可以归自己的，所以积极性很高，下课放学了常在自己地里劳动。记得也收过一次菜，很高兴。

而学校中，有几位老师是比较特殊的，开始还模模糊糊的，后来逐渐知道了，这几位老师是所谓的“右派”或“摘帽右派”，印象中他们上课水平都很不错，对同学课堂的纪律一般很无奈，后来才知是他们身份的关系，敢情是“夹着尾巴”在上课啊，战战兢兢，感恩戴德，因为后来知道有一位“右派”老师曾在宁波梅山盐场劳动改造了多年才回来的，完全像个农民了（盐民是啥样子，当时还真没概念呢）。比如有位音乐老师就是，课堂纪律一差，他眼光看过来很尖锐，但嘴巴就是不会凶，回想起来，那眼光真的含义很深。

那时候，班主任是党员教师，刚从师范毕业不久，党员教师有权订阅《参考消息》，每星期一份，但是阅后要收回的，一份都不能少。我们星期天就常常去学校班主任宿舍里看。透过那字里行间，也能领会一点，就好比一扇紧闭的大门，在门边略略有个小缝，缝里射进了一缕经过折射的、用滤色片滤过的光线，通过这略略瞥一下外面。

记得初中开始，因为是已经1962年了，这时国家已经开始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经济恢复工作，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过62、63、64三年，国民经济开始步入了稍稍有点起色的境地，物质匮乏到了1965年我初中毕业时，已经大大改观了，虽然票证依然、排队依然，还是物资不富裕，但至少是好多了。后来才知，所谓的“白猫黑猫”，所谓的“包产到户”就是那时具体处理国民经济时说过的话，不想后来又成为打倒刘邓的罪状之一。

初中除了学习外，最主要的记忆就是下乡劳动了。那时，每年春耕、“双抢”、秋收，似乎都要下乡，其中算参加“双抢”最为艰苦了，“双抢“”就是抢收抢种的意思。从初二开始，这种劳动就是“玩真”的了。那时，每个学生都要学会打背包，带上生活必须用品与替换衣服，春耕一般是去一星期，双抢就需十天到二星期，秋收一般也是十天左右。我们去的地方一般是费市公社，偶尔也到甬江公社。那时真是打起背包就出发，一般就像行军一样的走路去，住在小学里或生产队的仓库里，如果住生产队仓库，就是泥地上或石板地上铺上稻草睡，就是那几年的下乡劳动使得后来去黑龙江时，自己料理自己已经完全没问题。

现在描写那段时期的文艺作品甚至电影、电视剧很多，也没了啥禁忌，我对那些多少真实的记录了我们那时代生活的作家们，始终致以敬意，这种记忆是必须要捍卫的，因为是我们国家的脚步记录，尽管那脚步是摇摇晃晃的甚至是腥风血雨。

早在1965年11月6号，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先遣号角，这时，伴随着文革前期的腥腥风雨，我们初中快毕业了，当时无数次的作文中，向党向团表示决心中，无休止的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时刻准备到党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党把自己拧在哪里，就要在哪里闪闪发光，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政治课老师私底下就讲：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区别！

伴随着政治空气的进一步紧张，时代的脚步快进入1965年下上半年了，我也跟着考入了宁波一中高中，那时是先由高中挑选，选下来接着中专选，技校选，再剩下就是支农了。在高中上半学期倒还好，一心读书，到了下半学期，勉强快读完高一课程了，这时已经到了1966年五月份，伟大领袖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接着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于是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文革实在不能与以前割裂开来的，是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必然，只是文革已经到了那种理论实践的最高级阶段而已。

而正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武斗和混乱逐渐进入高潮之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却发生了一件足以为后世所纪念的大事：布拉格之春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受到了当时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干预和武装干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杜布切克被押送到莫斯科，后被处决。现在知道，这“布拉格之春”的实质，其实还有一个目前熟悉的名词，它就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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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1968年大举入侵捷克首都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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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人民愤怒地责问入侵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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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中的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

实际上，布拉格之春是我们这星球上值得纪念的事件。它昭示了捷克人民的勇敢与无畏。

到了1969年的支边支农开始，全国大范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时，殊不知美国那时已经开始执行了本星球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系列行动：阿波罗登月计划。当然也是美苏太空竞赛所促成的，不管怎样，我们直到改革开放之时，才得知并观看这些激动人心的录像，1969年7月21日，38岁的阿姆斯特朗首次把人类的足迹印在月球上，并说出了史诗般的语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才有幸加入到为人类成就欢呼的行列。阿波罗11号的阿姆斯特朗那有名的话我们直到那一年才被允许“听到”？、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说出这句话时，我正好在黑龙江集贤插队的第一年，面朝黑土背朝太阳，正在挥汗割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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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斗转星移，记忆是需要并值得去捍卫的。

2012.2.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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