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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龙版的大力支持！我的照片又重新发了一次，不知这次大家能否看到。请龙版明示，谢谢！

 

                                                                                                第二章             奔赴兵团

    1970年5月13日中午13时，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汉沽知青98名全体同志在原区中医院门前集合。各位知青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属数百人都蜂拥到坐满知青的大客车前面，纷纷拉着自己儿女的双手舍不得放开，亲人一遍遍的叮嘱，“孩子们，你们还都是不满18周岁的孩子啊！这回要远离父母兄弟姐妹们了，到了东北一定要好好干工作啊！千万不要给汉沽的父老兄弟们丢脸啊……”

    下午14时左右，在兵团53团姜参谋认真清点了全体知青的人数以后，我们坐满98名知青的大客车就从汉沽革委会门前向着塘沽火车站进发了。经过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来到了塘沽火车站，这时坐满天津知青的专列已经从天津站开过来，稳稳地停在塘沽火车站的站台上。我们汉沽知青从大客车上下来以后，按照天津市知青专列的编号，每个战友都扛着自己的行李，进入我们53团知青的列车车厢，各个中学的同学们都按照顺序坐好。有些同学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远门，看着这满满一趟列车都是穿着和自己一样棉大衣的奔赴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光。当时我们汉沽区知青到53团（红五月农场），塘沽区知青到54团（现克山农场），至于天津市内各区的知青都分配到哪个团，现在确实是回忆不起来了。

    13日下午16:00时，天津市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的知青专列正点开出了塘沽火车站。这时位于各个车厢的来自于天津市各个区的知青们在带队人的率领下，纷纷唱起了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真是一路行程一路歌啊！当专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行进又从汉沽火车站路过的时候，我们看到汉沽知青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都纷纷聚集在火车道两侧，纷纷向自己的亲人们挥手致意，亲人们心中都在默默祝福自己的孩子到了东北能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在那遥远的地方早日锻炼成才，早日离开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啊！

    知青专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运行，于14日上午11时开到了辽宁省省会沈阳火车站，列车刚刚徐徐进站，我们就听到了震天动地的锣鼓鞭炮声。当列车停稳以后，沈阳市革命委员会以及沈阳市下乡办的领导同志们来到天津知青专列的各个车厢慰问我们，并向我们每一位兵团战士都赠送了三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带队领导代表全体天津知青，向沈阳市各级领导对我们天津市知青的关怀和慰问表示深深地感谢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列车在沈阳站加煤加水、列检人员对列车检查完毕后，又向着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哈尔滨进发了。知青们在火车上吃完了简单的晚餐，第二个离开家乡的夜晚来临了。虽然大家对兵团生活有着非常高的憧憬，但是少年离家思亲想友的情绪慢慢的蔓延开来。离开家乡有二十多个小时了，也不知亲生父母们现在是不是也在挥泪想念自己那可爱的儿女啊！有的知青在默默的写着日记，记录着一路上的感观；有的知青和几个不错的小伙伴在小声回忆着少儿时期青涩的故事；有的知青在头脑中展望着理想的未来，在不断想象着自己人生的锦绣前程……

    14日晚上7时，列车开进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来到了黑龙江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哈尔滨市位于东经125°42′~130°10′，北纬44°04′~46°40′，是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东北北部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省辖市中管辖面积最大、管辖总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是中国十大城市之一。全市土地面积5.31万平方公里，辖8区7县，代管3个县级市。当时市区人口230多万人，48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数十万人。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素有“共和国长子”、“冰城”、“天鹅项下的珍珠”、“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以及“冰城夏都”等美称。乘着列车在哈尔滨待避的机会，我们纷纷走出车厢，呼吸着车厢外面新鲜的空气，观赏着具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那俄式建筑物尖形屋顶下璀璨的灯光。

    列车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停车待避，终于又出发了，向着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市进发。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运行，终于来到了有鹤城之称的齐齐哈尔市火车站，大家又走出车厢，活动着长时间坐车又酸又麻的双腿，再往前几百里地就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双山车站了。

    1970年5月15日14时，经过近两天两夜46个小时的运行，天津知青专列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黑龙江兵团五师师部所在地）--双山火车站。整个双山车站广场上红旗招展，停着数十辆苏制大“吉尔”“步切齐”等大货车，都是各团派来接送天津知青的汽车。我们在53团领导的亲切欢迎中涌出了双山火车站，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分别坐上了奔向各个连队的大汽车，汽车向着53团的驻地疾驰而去。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我们工程连知青的汽车第一个开到了工程连知青大宿舍门前，工程连的领导刘有财连长、周亚东指导员带领全体老知青和老职工们在门前欢迎我们天津新知青的到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帮我们从大“吉尔”汽车上卸下我们的箱子和行李，把我们让进男女知青的大宿舍里，协助我们放好了行李。这时已经快到5点钟了，开晚饭的时间到了。这时工程连全体知青也都收工回来了，看到我们从天津又来了22名刚刚17、8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这些老知青乐的嘴都合不上了。工程连食堂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特意加了好几个菜，有些老知青还从团部商店买来兵团自己烧的白酒，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连队领导和老知青的热情接待，使我们这些新兵很快就和大家融合在一起，从心理上减少和消除了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初次走上社会的青涩与不安。

下边这张照片是1970年7月我和天津战友邵光辉、张金壁在53团工程连知青大宿舍前的留影，时年17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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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战士培训班

      按照兵团有关规定，要对新参加工作的兵团新战士进行一周时间的形势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学习。从5月16日起到5月22日止，工程连对我们这22名新战士举办学习班进行学习。主要学习内容就是学习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8]98号”文件发出的“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文件上做了批示“照办”（简称“618批示”）。原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所属的农场及农建一师、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辖五个师计58个团，约1300个连。共接纳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温州、齐齐哈尔、鹤岗、双鸭山、鸡西知识青年共约45万人。1969年后，又在三江平原东北部依托三师的四个团新建6个团，组建第六师。6月18日，周恩来总理将筹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件呈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照办”，这就是伟大的“6.18批示”，是影响到祖国边疆安危，影响到上百万人口的大事。当年，中苏由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关系全面破裂。苏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为防苏对我地面突然袭击、武装入侵，加固我东北边陲安全，党中央决定像新疆一样组建兵团。其战略构想是：屯垦戍边，在沈阳军区的指挥下，执行战役火力侦察，于黑河、佳木斯、牡丹江各战役要点、杀伤迟滞敌有生力量、配合野战军战役行动。实施全民备战，歼灭入侵者。由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少将兼任兵团政委，颜文斌少将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主持兵团工作）、程克廉任兵团政委，率三千余现役军官在第一时间开赴兵团屯垦戍边的战斗岗位。在各团组织若干武装连队，由红五类知青组成，平时参加生产也安排一定的集中军训任务，做到平战结合。

      在我们到工程连的第五天，也就是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严正声明。这是毛主席晚年发表的一篇著名声明，是一篇具有伟大震撼力的重要历史文献。从当时的国际战略上说，毛主席从苏联领导集团霸权主义政策的发展趋势和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大背景出发，认为反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任务。但从当时的总体形势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已经出现。提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将苏联霸权主义包含在“一切走狗”之中）更加符合实际，更易为国际朋友所接受，也更能动员世界人民掀起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于5月中旬对我国进行秘密访问。毛主席与黎笋就当时形势下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毛主席对越南和印度支那形势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成竹在胸，在听取了黎笋的谈话后庄重地讲了一段话，概括起来，主要是表明一个态度、提出两个论断。

      一个态度是：坚决反对美国扩大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联合声明，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支持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是继我国政府多次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立场及其斗争之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又出面表明了立场和态度。

      两个论断：一是关于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关于国际形势总体发展趋势，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毛主席一直在观察思考的一个问题。毛主席看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发展。毛主席认为，通过世界人民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被制止。另一个论断就是著名的“谁怕谁”的理论。毛主席说：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世界上许多事实都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已经为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胜利的实践所证实。当时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主要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两个文件，另外又学习了有关兵团组织及组织纪律性的内容。通过学习班的学习，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兵团战士到黑龙江边疆“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16字方针的重要性。

下边这张照片是1970年7月我在工程连西侧不远的冯百兴烈士墓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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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闯“劳动关”

      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们22名天津知青就被分配到工程连各排参加劳动锻炼，当时张金壁、王爱媛、刘广英、孙玉荣分配到一排（基建排）；王大钧、崔淑兰、夏月兰、李建芝分配到二排（基建排）；靳克强、刘素芹分配到四排（制材排）；邵光辉、王启旺、蔡东来分配到武装排；张建华、张勇分配到打井排；李新光、王建霞、李振英、张玉芝、李志新、冯志英、张金萍分配到砖厂。从此，我们就和工程连原来的老知青共计180余人在一起，夏天我们盖房子、烧红砖；冬天组建采伐连奔赴大兴安岭采伐木材，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时真是“手持红宝书，心向红太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时又赶上整个建设兵团掀起学习我团11连救火牺牲的英雄冯百兴的热潮。

    冯百兴烈士，1949年11月1日生于辽宁省黑山县药王庙乡黄马窝棚村。1955年随母亲迁居哈尔滨市。冯百兴从小就爱英雄，学英雄，立志当英雄。上中学时经常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就读于哈尔滨第二十七中学期间，学生食堂炊事员少做饭忙不过来，他天天起早帮助食堂担水、劈柴、掏炉灰。有的同学家中困难没钱买笔记本，他就把自己新买的给同学用，自己用大白纸订本用。有一次下乡劳动，冯百兴和几名同学住在农民老乡家，发现这家柴禾不多了，就带领同学们每天收工回来捎一捆柴。十几天的劳动结束时，房东李家的柴垛堆得老高。1965年夏，一个小女孩在松花江中学游泳不慎掉进深水里，冯百兴本来水性不好，可还是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把小女孩救了上来，而他自己却被水呛着了。同年7月6日，他光荣地加入共青团。
    1968年10月，哈尔滨市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冯百兴积极报名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五十三团十一连（现红五月农场十一队）当战士。到达连队当晚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请求组织在实践中严格考验自己。在连队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抢重活，干脏活，从不叫苦叫累。秋季脱谷，他专干“喂大嘴”（往脱谷机里填谷物）的活，又脏又累；冬季积肥，抢着跳进粪坑，抡镐就刨；修水渠，别人干40米，他干60米；挖电柱坑，别人挖1个，他挖两个；拉柴、运砖、伐木、锄草，样样活儿他都比别人干得多。节假日从来不休息，一有空闲，就主动帮助老职工家担水、劈柴、扫院子，还常为战友缝洗衣服，受到群众的普遍赞誉。
    1968年冬，冯百兴调到畜牧排当调料员。调料房离水井有半里多路，200多头猪，每天烀猪食需用七八十担水，冯百兴主动承担挑水任务。冬季白天很短，从早忙到晚，身上结了冰凌，水还是供不上。他就找来一根结实的扁担，一次挑4只水桶，保证了用水。1969年被提升为副排长。1970年2月，由于劳累过度，患上“腰脊劳损症”。家中多次来信来电报催他回去治疗，可是他把信和电报悄悄揣起来，每天照常上班干重活。
    1970年4月19日，冯百兴的病情加重，医生一再劝告必须注意休息，可是他呆不住，却为连队补起麻袋来。下午两点钟，离连队不远的山上发生火灾。十一连连队紧与小兴安岭相连，如果不及时扑灭山火，后果不堪设想。冯百兴不顾病痛，带领7名战友立即奔向火场。因火势太猛，用树枝扑打不住，就脱下衣服扑打，还是打不住。冯百兴见状大喝一声，躺倒在地用身体滚压灭火，直到满身起火，也全然不顾。待大部队赶来，火被扑灭后，冯百兴却被烧得昏了过去。战友们把他抬到医院抢救，终因烧伤面积过大，伤势过重，不幸于4月22日光荣牺牲，年仅21岁。
    为表彰冯百兴同志的英雄事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为他追记一等功，中共五十三团委员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兵团党委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向冯百兴烈士学习。当时冯百兴烈士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名句“革命不离老三篇，彻底改造世界观，誓死立下革命志，拼到全球红满天！”这样壮丽的诗句。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当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威胁时，他勇往直前，奋不顾身，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冲，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我们在当时这种向英雄学习的热潮中，投入到每天紧张、劳累、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我分配到基建二排第一天的工作是排长分配我用粗柳条编的大篮子挑河流石，就是打混凝土用的鹅卵石。每挑重达几十公斤的鹅卵石，一挑接一挑地挑下去。不到半天时间，从来没有经历过艰苦劳动考验的肩膀就被硬木扁担磨出了血泡，接着又磨破了肉皮，那扁担磨在肩膀上，每走一步真是如刀割一样疼啊！但是我看到为了赶上工程施工的进度，每一个兵团老战士都在默默地做出自己最大力量的奉献的时候，我这个从小就在各个方面争强好胜的个性怎能甘于人后呢！只有咬牙忍住那钻心的疼痛，心里默默念着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样，我硬是忍着那钻心刻骨的疼痛，顶住了第一天那有生以来最最难熬的一天，硬是完成了排长交给的挑鹅卵石的任务。这牢牢印刻在我头脑中难忘的第一天，也为以后的几年中能在更加艰辛万苦的工作中创出更加优异的成绩，为自己以后的奋斗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劳动基础，顺利度过了这最最艰难困苦的“劳动关”。

    由于我团16连是当年新组建的连队，当我们天津汉沽16名战友到连队报到时，老知青们才刚刚搭起了几顶帐篷。晚上睡在小木杆搭起的简易床铺上时，还能听到从高岗往低处小河流水的声音，条件真是万分的艰苦啊！为了让16连战友们的生活与生产逐步走上正轨，团部命令我们工程连必须在十一上冻以前，抢盖出知青战友住的砖瓦宿舍房以及一排连队办公室与食堂用的平房。这个重担工程连领导班子严肃地交给了我们基建二排。

    军力如山啊！从6月1日开始一直到当年的9月底，我们基建二排的30余名老职工、新老知青在老排长孙希贤（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机枪排长）的率领下，每天从工程连徒步行走5、6里路翻过一座丘陵大岗到16连去进行紧张的房屋施工，中午在16连吃一顿简单的午饭。由于我们那时都是17、8周岁的年轻人，加上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往往四两一个的大馒头每人一顿就能吃三个外加一碗黄豆芽炒海带丝，另外再喝上一大碗清汤。当工作了一天，晚上收工往工程连走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累的精疲力尽啊！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无论是刮风还是下小雨，我们没有停过一天工。不管是老职工还是知青战友，没有一个人喊出一声累，叫过一声苦。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如果到上冻前不按时把房屋盖起来，那么16连的战友们就无法熬过那漫长的（从10月初下大雪一直到来年的4月底无凌期）零下35度的严寒冬季啊！就这样，从6月份的盛夏到9月底的寒秋，经过我们二排30余名老职工及知青战友们的艰辛努力下，终于在9月底胜利建成了16连的砖瓦知青大宿舍以及一排宽敞的砖瓦办公室及知青食堂等办公用房，另外还超额建成了大仓库等简易建筑。为16连这一新建连队的初步建成做出了我们工程连人应有的贡献，向伟大祖国的国庆21周年献了厚礼。

下边这张照片就是1970年我们53团工程连天津市汉沽女知青的合影。

前排左起：崔淑兰、李振英、张金萍、张玉芝、王建霞、冯志英（缺刘素琴)；

后排左起：王爱媛、李建芝、夏月兰、李志新、靳克强、孙玉荣、刘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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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连队作息时间及其它

   我们新战士学习班一结束，就投入了连队紧张的工作与学习等活动。当时工程连兵团战士的作息时间是，每天早6时起床，经过紧张的洗脸刷牙、收拾内务；6:30时开早饭。7时整工程连全连职工（包括全体知青）在大食堂开始“天天读”活动，这个“天天读”活动在当时是雷打不动的。首先是连队领导讲话，总结前一天全连工作中的成绩及找出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布置新的一天的工作。如还有时间就是传达上级机关的文件或者由我们这些各排的宣传报道员宣读有关工作与学习成绩的稿件。

    当时工程连有着一个过硬的宣传报道组，组长是上海66届老高三毕业生蓝蔚青(男，1947年9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课程的教学，主编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第一本《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教材，最早开设"社会主义政权建设"课程并主编了一本同名教材，先后任浙江省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教育长，1991年4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94年12月当选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会会副主席，后担任党组书记。)各排的宣传报道员我记得有上海知青陈孟江、哈尔滨知青王伟和天津知青王大钧、砖厂李志新等十来个人。因当时工程连加上砖厂一共有十个排，每个排都各有一名宣传报道员，每个排的宣传报道员每个月完成几篇宣传报道稿件都是有硬指标必须完成的。否则在每年年终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时，你那个排是没有资格评上的。到了7:30时左右，就结束了早晨的“天天读”，开始进入一天紧张的工作了。

    经过一天紧张的体力劳动晚上回到知青大宿舍以后，每位战友就急忙提着暖瓶到水房去打热水。然后每人用这一盆热水，从头洗到脚，外加洗袜子。当时这种讲卫生的习惯据说是跟上海知青学来的，但是这种好的卫生习惯，我从17岁下乡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天。无论在大兴安岭伐木多么艰苦的环境以及我毕业后在小兴安岭伊春市从事外业测量设计工作住帐篷，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下来了。

    一般工程连食堂都是晚6点钟开晚饭，（当时食堂的厨师长是菜艺高超的冯师傅，知青有上海知青顾新宝，富区知青罗久成等，食堂上士哈尔滨知青郭玉英。）从6:30时到7:30时有一个小时的休息和洗衣服的时间。（那时我时常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到南阳河小桥上去散步，欣赏南阳河那动人的潺潺流水，同时大脑在精神的境界中任意飞翔。）然后从晚7:30时到晚9:30时是学习、开会、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以及排练八个样板戏的时间。我记得工程连（包括砖厂）180多名知青中，最多时组织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三个剧组。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排演的都是折子戏。当时在“智取威虎山”剧组中，哈尔滨知青曾昭义饰演杨子荣（唱腔、做派都有相当的水准），武装排邵光辉等战友饰演“座山雕”及“八大金刚”，我在剧组中饰演苦大仇深的深山猎户李勇奇，我的天津老乡孙玉荣饰演小常宝。不光在连队的各种节假日中演出，我们在阿里河林业局伐木时与林业工人的春节联欢会还演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几场折子戏呢！

    从1968年6月18日毛主席“6.18”批示的发表到1971年“9.13”林彪折戟沉沙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鼎盛时期。那时45万京、津、沪、浙、黑的知青从大城市来到黑龙江兵团，给原来的机械化农场体制带来了一股春风。无论是城市青年的气息还是文化素质，都给原农场较为落后的自然情况及文化状态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高。很多优秀知青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生活的锻炼，由于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纷纷被抽调到团部学校、医院以及团机关工作。我的几位战友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锻炼以后分别调到团部或团直单位工作的。如孟晓芹、王建春调到团部机关从事话务员工作；韩淑善调到十五连宣传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李清娟调到工业连工作；邵光辉调到团卫生队从事医疗护理工作。

    那时我们知青每天的工资是1.255元（日薪月计，是用月工资32.00元除以25.5天算出来的）。如果是31天的大月份，我们就能开满月工资38.91元；如果是30天，出满勤者就可以开工资37.65元。如果上山到大兴安岭伐木，每天还有津贴0.50元等，最多时我们一个月能开50多元钱。而且兵团规定的吃定伙，每人每月只交14元钱的伙食费，每人每月有45斤粮票，男女生都一样。这样除了吃饭14元和购买一些日用品，每个知青每月花销有20元足够花了，这样每人一年下来就能够节约出150-200元钱（当然抽大烟喝大酒的不能计算在内）。所以绝大多数知青在第一次回城探家时都能购买一块进口手表，比如1971年春季我们天津一块回家的战友们，就纷纷购买了日本“精工舍”-155.00元、“西铁城”-163.00元、“百浪多”-165.00元以及瑞士“梅花”、“罗马”、“英格”等名牌手表，价格都在155元至200元之间。

    虽然黑龙江的气候寒冷，不太适宜人们的生存条件。但是兵团有几十年来老一辈垦荒者的建设以及国家对大型机械化农场的经济投入。加上我们广大知青来到兵团以后，各个连队又纷纷建立了养猪班、种菜班，我们兵团自己用纯粮食造酒、用黄豆磨豆腐、用土豆漏粉条、自己制作肥皂等等，我们兵团战士的生活条件要和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下乡知青比起来，那真要好的多的多啊！

下边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70年7月份的工程连二排全体同志与连队领导在冯百兴烈士墓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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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初上阿里河

    1970年9月30日，根据53团采伐指挥部意见，工程连组建采伐连大部队，正式进军大兴安岭阿里河林业局，开展采伐工作（工程连武装排早在6月初就已经上山打前站清林、伐木和归楞、装车了）。当时由于兵团各团知青人数众多，东北无霜期又短，冬季广大知青没有什么活可干。团部组织各连队到大兴安岭采伐或者修路，一是可以给团里挣一些劳务费；二是可以和林业局搞好关系，每年调拨一部分平价木材支援团里的工程建设；三又可给上山知青增加一些津贴补助等费用，总之是一劳多得的好事情。

    我们工程连二排刚刚结束了16连的房屋施工任务，连一天的修整时间都没有。每个知青只是给家中父母写了一封家书，禀告父母我们上山到大兴安岭去执行新的采伐任务去了，然后就打好背包出发了。首先我们乘坐团里的汽车来到双山火车站，乘上哈尔滨-海拉尔的火车，一路上经过嫩江、大杨树、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区所在地）等较大的车站，就在阿里河火车站下车了。阿里河镇地处东经123·43’~123·45’，北纬50·34’~50·36'。其东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为邻，南与乌鲁布铁镇相接，西与吉文镇、甘河镇接壤，北以伊勒呼里山为界与黑龙江省呼玛毗邻，全镇面积4511平方公里。辖37个居民委员会，4个村民委员会。镇内外驻企业有阿里河林业局。全镇由汉、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13个民族构成。素有绿色宝库之称的阿里河林业局现在隶属于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森工集团），位于内蒙古鄂伦春旗政府所在地阿里河镇，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大型二档森工企业。林业局（森工公司）生态功能区总面积357427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39.63万公顷。森林总蓄积2510万立方米。森林覆被率81%。拥有资产总额42372万元。现有林业总人口约21600人，林业局（公司）下设20个基层单位，19个机关科室部委办。

    在这里，春天，冰雪消融，桃花如浪，杜鹃似火，万木吐绿；夏天，群峰叠翠，清风送爽，百鸟争鸣，芳草如茵；秋天，繁花似锦，金叶迎风，五光十色，野果飘香；冬天，银装素裹，玉树琼枝，飞冰扬雪，分外妖娆。其森林及天然、无污染山野菜、野果、菌类、中草药等绿色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

    由阿里河源头景区、仙子湖景区、相思谷景区、窟窿山景区组成的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更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民族风情独特。其山峦起伏，松涛葱郁、古木参天，河溪清澈、岩壁嶙峋、空气清新，集险、奇、秀、野于一身。其雄浑起仗的山峦、葱郁苍莽的松涛、清澈蜿蜒的河流、嶙峋奇绝的岩壁，无不向人们展示着其豪迈及雄壮。

    当时我们在阿里河火车站下车以后，就乘坐阿里河林业局的森林小火车直接开到了林业局36林场4支线3队，我们当时住的是临山坡建起来的地窨子，地窨子在林区是非常实用的一种居住房屋形式，冬暖夏凉。工程连采伐队伍在山上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结构，有连部（由刘有财连长、司务长刘延芳、通讯员周国利、卫生员赵红、文书等组成）和采伐排、造材班、归愣班、女子枝丫班、装车班、炊事班等等。我记得团卫生队的刘启哲大夫做随队医生，天津老乡周国利是连队通讯员并兼营小卖店，负责经常到山下取报纸、文件、信件以及给大家采购一些烟酒、罐头、冻梨、冻柿子等食品。

    我在山上先在归楞班干了十几天，我们开始学习抬木头的师傅是工程连抬“蘑菇头”赫赫有名的山东大汉景举先老师傅。据说当年他们那副杠能抬着40多厘米粗的6米木楗子上跳板装汽车，那每人平均就是200多斤啊！归楞就是8个人一副杠，把从山上拉下来根据木材粗细截好的楗子归成木楞垛。当时我是抬二杠的大肩（就是用左肩抬“蘑菇头”，蘑菇头就是中间直径有8厘米粗，两头只有2厘米粗的圆木杠子，是专门用来抬大木头的一种工具。我还跟老职工学会了打号子,当起了“号头”。每天一上工，我就带头开始喊号子。“哈拉腰的挂上……嗨……长起个腰来……嗨……往前那走哇……往前走啊……前边的左转……嗨……后边的甩尾……嗨”，随着这嘹亮动人的劳动号子，半天时间我们就能堆起一个高大的楞垛来。

    到了10月13日左右，根据工作需要和连队领导的安排，我就与工程连“圣人班”下山到阿里河林业局贮木场执行归楞和装大火车的任务去了。当时的“圣人班”是工程连非常有名的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它的班底主要由原53团驻双山火车站装卸队成员组成。“圣人班”班长是上海老知青邵炳荣（现为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著名的烧伤科专家）；主要成员有哈尔滨知青彭永臻（现为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知青薛长胜（绰号“玩命”）；哈尔滨知青王玉才（绰号“老板娘”，已病故）；齐市富区知青李纯利、安振江（现在河南省安阳）；本地知青徐化中等。当时我们一起下山与“圣人班”在贮木厂工作的还有王福全（齐市碾子山知青，当时担任联络员）；本地知青于士全（我基建二排学瓦工的师弟）加上我共计10个人。

    我们下山以后住在阿里河林业局森林调查队队部，条件很不错。每天早7:30时，我们吃完早饭。每个人带好蘑菇头、卡钩、把门儿、搬钩等抬木头的工具，在班长邵炳荣的带领下，往东朝着二里地外的林业局贮木厂走去。一路上，我带头唱着跟收音机新学会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少剑波、李勇奇；“红灯记”中李玉和、鸠山以及“沙家浜”中杨排长、胡传魁、刁德一、阿庆嫂“智斗”的一个个唱段……每天都沉浸在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心向党，拼到全球红满天”的革命豪情之中，那时感到浑身充满了革命的斗志。虽然我们当时都是18到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整天大木头抬下来也是腰酸腿疼啊！但正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造就了我们知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豪情与经历。晚上吃完晚饭洗漱完毕，我们就打开收音机（我当时有一台高品质的中短波收音机，它陪着我度过了在兵团那难忘的三年岁月。）收听当时占领整个波段的现代京剧样板戏，边听边跟着学唱，当时很少能听到老一辈歌唱家那动听的歌声。

    在山下贮木厂工作了近一个月到11月中旬，根据连部的指示，我又乘坐小火车返回了山上36林场，从事采伐木材的工作。当时我们基建一排、二排的男同志，大部分都在采伐排排长夏岩福（基建一排排长）的领导下，从事着艰巨的伐木工作。由于大兴安岭深山雪大，我们每天早晨吃完早饭出去采伐时，都是全身披挂。首先要紧紧地打好绑腿，防止没膝深的积雪灌入裤腿和棉胶鞋中。然后在屁股后边系上皮坐垫，胳膊腋下夹着头天晚上伐好的弯把锯，肩扛一把比较锋利用来砍大树下楂的大斧子。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我们每个伐木工都有自己的砍伐区域。当我们开始伐木时，首先要扫清一条安全通道，使自己在大树伐倒时能够安全撤离树根及树身能够触及的地方。根据伐木安全操作规定：每一棵大树在放倒之前，伐木工必须“喊山”三遍，“喊山”就是根据树木将要倒下的方向，分别喊出“顺山倒……”、“迎山倒……”、“横山倒……”的号子。“喊山”的目的就是提醒你周围有人要到你这个伐木区域里来，或者送饭或者需要联系一些事情的人引起注意，避免不安全的事故发生。这也是林区用血的教训制定的一些必须遵守的安全制度。另外在山上还有许多的山礼山规，比如我们伐过的大树根不能随便坐，因为那是代表“山神爷”吃饭的桌子，得罪了山神爷可是了不得的啊！我们伐木工虽然没有生产定额，但是大家无论跟前有人无人一个样，从来没有一个人偷懒耍滑。每个人都是尽到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伐木数量。基本一天下来，每个伐木工都要放倒二十根上下，胸径在40厘米左右的大树。这样就保证了整个冬季我们能够顺利完成预定的采伐量，为全团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到了12月底快过1971年元旦的时候，我们接到团部的指示，开始评选“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名额有限，大概是10%的样子。经过连长动员，各排按照评选条件初步评选出名单，经过连队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最后上报团政治部。新年过后，团部最后批准的名单传到了山上，工程连一共有十几人被批准为1970年度的“五好战士”，我的名字也光荣的名列其中。根据连队安排，被评为五好战士的知青，每人进食堂帮厨一周时间。我也在进入1971年的新年以后，开始进厨房帮厨。帮厨就是不用上山伐木生产了，上午帮助食堂到距离厨房200多米远的小河里去砸开冰窟窿挑水，每天要把两个大水缸跳的满满的。然后帮助食堂大师傅洗菜、切菜、烧火等干些杂活。其实每天帮厨的活不是很累，主要体现了五好战士进食堂，起到一个监督卫生、保证兵团战友身体健康成长的作用。另外战友们对食堂的伙食有什么意见也可通过五好战士向食堂大师傅提出来，以便得到改正与提高。

    在新年过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人们经过一天艰苦的劳动，正都沉睡在睡梦中。突然从地窨子的门口传来一阵惊慌失措的高喊声：“不好了！食堂着火了！快去救火啊！”我们急忙从大铺上跳起来，慌忙穿上棉衣棉裤，戴上皮帽子，手拿着脸盆、水桶、铁锨等工具跑向食堂。到跟前一看，只见小火车道对面，木刻楞食堂顶部的天窗（气窗）串出了大火。像点燃的腊烛，火光冲天，映红了周围大地。从起床到食堂，50米的距离，工程连上山人员几分钟全部到达，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
    大兴安岭的一月份，夜里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7、8度，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滴水成冰。人们呼出的哈气立刻变成霜，挂在胡须和眼睫毛上凝成小冰柱。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厚，只有人们踩出的一条小路通向食堂。木刻楞食堂隔成两间，食堂大师傅是知青金志雨和张广生。里间食堂外加小仓库存有白面和豆油等物品。救火前大家最担心的是：咱们的两名知青战友和那位林区残疾人的生命安全?到跟前一看，还好，食堂里的三个人己爬了出来！小张和小金子的头发和后背被火灼伤了，伤势较轻，没有生命危险，山上领导和全体同志紧悬在胸口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大家齐心合力,战友们不顾个人安危，拿脸盆和铁锹向火里扬积雪。有的人从窗户爬到仓库里往窗外抢搬面粉和物品，大家的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多抢出些国家财产,把损失降到最小。火势越烧越大，己控制不住了！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肆虐的大火烧完,没有一点办法!大火一直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缓缓地熄灭。大家在连队领导的指挥下，清理残火里的物品。天亮了，战士们每个人身上都粘满了泥土和黑灰，变成了泥人。有的战友衣服己挂破，手也受了伤，疲惫不堪。两名受伤的食堂知青，连队派车送到山下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剩下的全体战士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扛来松木楗子和小树杆重新搭建食堂。食堂物品都已烧毁，只剩下一口大铁锅。连队领导用石头架起大铁锅煮上了一大锅疙瘩汤，每人一碗，熬过了第一天。经过一整天的努力奋战，山上的食堂基本修建好了。第二天山下指挥部送来了食堂炊具和生活物品，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连队领导重新制定了安全防火规定，要求夜班烧火工，按时巡查，确保炉火安全。

    71年的春节到来了。为了过一个战斗的春节，连队领导决定全体兵团战士大年初一，全副武装沿着森林小火车道，武装拉练5公里。那天，大家早晨起来，吃饱了肚子。穿上军棉袄，按照连队军训的编制，每个人分别背着冲锋枪；扛着转盘轻机枪；有的战士背着装满子弹的轻机枪弹夹，向着5公里外的小车站前进。大家冒着零下35度的低温，踩着迈不开大步的森林小火车道的枕木，不断相互鼓励着向前……向前……向前……

    当年春节大约是大年初三的晚上，我们与驻地附近的林业职工联合举办了“过一个战斗化的春节”的联欢会，我们工程连很多战友都演出了各自拿手的节目，我记得最清楚地就是我们演出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几场折子戏，我还和林场职工借用翻毛羊皮袄、狗皮帽子演出了深山猎户李勇奇“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亲人哪，我不该青红不分、皂白不辨，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羞愧难言。三十年做牛马天日不见，抚摸着这条条伤痕、处处疮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乡亲们悲愤难诉仇和冤，乡亲们切齿怒向威虎山。只说是苦岁月无边无岸，谁料想铁树开花、枯枝发芽，竟在今天。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斩，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纵有那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的唱段，得到了战友们和林业职工热烈的掌声。

    到了1971年的3月10日，我们工程连采伐部队胜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大部队收拾完毕，下山回团了。只留下“圣人班”仍然在林业局贮木厂归愣、装车一直到4月28日，与王连长带队的二连上来交接后才乘火车回到了团里。

    注：（本章节回忆录中“山上食堂着火”一段采用了天津老乡“玩闹”（网名）的一段回忆录文章，特此感谢）。  

    下边第二张照片是1970年冬天工程连“圣人班”在阿里河林业局的留影。第三张是借用战友“三连老五”的版权，发的一张森林小火车的照片。特此感谢。

    第一张照片是我们天津知青回访团2011年9月9日在伊春林区旅游时拍的抬“蘑菇头”的照片，其中表现了抬“蘑菇头”的杠子、绳套、卡钩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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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71年砖厂会战与工程连编制

      1971年3月份从阿里河采伐回到团里以后，我们天津的上山知青就一起请探亲假准备回天津探亲了。当时兵团知青已经可以享受探亲假了，正式探亲假假期是12天，天津、北京知青再加往返里程6天，一共是18天。本来是到5月中旬我们到兵团工作满一周年才能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探亲假，但是“五一”以后是我们工程连非常宝贵的施工季节，所以连队领导照顾我们，就提前批准我们享受71年的探亲假了。

    我们急忙通过农业连队天津老乡的关系，给回天津探亲的战友每人准备了50斤黄豆。又从当地老职工家里买了几斤榛蘑、木耳、大榛子等土特产，就结伴从双山车站乘坐火车回家了。（当时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黑龙江本省的知青回家都带一袋白面、豆油和猪肉等，比我们京、津、沪知青只带黄豆回家的负担大多了，这也是当时生活条件所迫，没有办法的事啊！）

    由于平时的节俭生活（其实不节俭在兵团也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与上山发的津贴等，我们回天津的战友手中都积攒了有200多元钱。本来想着拿这些钱回家好好孝敬父母大人的养育之恩，谁知父母们都说，我们到兵团一年辛辛苦苦攒下一笔钱也不容易，再说工作上也需要准确控制时间，干脆买一块好手表吧！就这样，我们回天津的战友们搭伴一起来到百货大楼的钟表柜台，根据自己的喜好，每人选购了一块日本或者瑞士生产的手表。我当时花了155元钱买了一块日本产的“精工舍”机械手表，这块手表的质量相当好。我从71年3月份到78年春节结婚，一直戴着这块手表。无论是在工程连盖房子砌砖还是在大兴安岭伐木时抡大斧砍下楂，从来都不摘手表，但始终没出过什么毛病。

    探亲假结束，回到连队已经是4月中旬，那时我刚刚过了18周岁的生日，我已经是一名正经的成年人了。根据我在连队一年来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排长在会上正式宣布我由原来的力工班调到瓦工班跟着范师傅正式学习瓦工手艺。和我同时学习瓦工的还有上海知青卜建华、哈尔滨知青张彦秋、齐市知青张景江几位老兄以及本地知青于士全，我们等于都是同门师兄弟，虽然我们的师傅分别是孙希贤排长、武希臣班长和范师傅、孙财等几位老师傅。

    由于16连还有一些扫尾工程，所以71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全排职工仍然每天行走5、6里路，到16连去执行艰巨的施工任务。我也通过这近一年在16连的建筑施工中与我的天津老乡唐云春、马春田、王秀英等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于当时各个连队的知青住房、食堂等都需要扩建，团部也要上一些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红砖作为建筑材料。所以团里决定拆掉工程连砖厂原来的小砖窑，建设一座较为先进的有20孔窑门的轮窑。这座轮窑建成以后，就可以整年不熄火的连续生产建设所需要的红砖了。这个光荣的建窑任务就落在基建一排和我们基建二排的身上了。后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工程连动员起所有能够投入的兵力、机械与材料，并且全连加班加点大会战。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奋战到晚上8点钟，中午、晚上两顿饭都在砖厂吃饭。不管你是连长还是排长；也不管你是力工、瓦工还是砖厂的砖坯工，大家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在经过风风雨雨两个月的大会战之后，到了8月份，一座崭新的、具有规模的大轮窑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轮窑点火的那一天，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大家像过年娶媳妇一样的高兴，因为这座轮窑的诞生，说明我们工程连工程施工建设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由于在建窑大会战中的优异表现，我和天津的几位战友在来到兵团仅仅经过一年时间的锻炼与考验，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入团介绍人是我的副排长、哈尔滨知青刘延华大姐。我与刘姐夫妇的深情厚谊从1970年一直到42年后的今天，始终不变。在2011年9月我带天津知青回访团重访红五月农场前后历经哈尔滨的几天里，她们和哈尔滨的李姐、高姐以及玉书、天青、金盛几位大哥热情的组织了60多位53团哈尔滨战友热情接待我们，陪着我们到太阳岛和江北新开发区游玩，到中央大街、索菲亚大教堂游玩，让松花江与海河之滨两地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我们工程连（包括砖厂）当时有各地下乡知青180多人，退伍军人及老职工100多人，合起来大概有300人左右吧。工程连连队领导及编制序列是工程连指导员：周亚东；工程连连长刘有财；副连长张文彬、史宗礼、李秀华（哈尔滨知青）；副指导员：张维铭（上海）、陈连顺（哈尔滨）、吕雪娣（上海）。73年砖厂指导员：高青春；连长：史宗礼；副指导员：吕雪娣；副连长：廖连长、马殿文。司务长：刘延芳。一排长（基建一排）：夏岩福，副排长：马和平。二排长（基建二排）：孙希贤，副排长：刘延华。三排长（木工排）：张相成。四排长（制材排）：王德贵。五排长（砖厂制坯一排）刘延芳。六排长（砖厂制坯二排）：李树凡，副排长：李友发。七排长（砖厂半成品排）：姚念耕。八排长（砖厂成品排）：孙长滨。九排长（打井排）：邱国安，郭海涛。十排长（武装排）：邵辛福。另外连部还有通讯员兼司号员魏云、卫生员赵红、文书、会计李桐文、出纳苗坤芳等人员。
下边是我2011年9月5日带领天津知青回访团重访红五月农场时在砖厂拍摄的照片。
第三张照片是原工程连知青回访红五月农场时探望住院的刘有财连长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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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龙版在我每一章回忆录文章后边都发表了幽默简洁的点评杰作。

太好了，再一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八章     二上阿里河          
     

       71年10月初，工程连结束了一年繁忙的建筑任务。根据团采伐指挥部的指示，又组织全连有生力量组成采伐连上山了。这次上山采伐的地点是阿里河林业局库勒奇沟林场。阿里河镇是鄂伦春自治旗所在地。“鄂伦春”为本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山岭上的人”。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总称索伦部。1997年，鄂伦春自治旗面积59 800平方千米，人口31.3万，其中鄂伦春族0.2万，鄂温克族0.3万，达斡尔族0.7万，辖9镇3乡：阿里河镇、大杨树镇、吉文镇、甘河镇、克一河镇、诺敏镇、库勒奇镇、乌鲁布铁镇、宜里镇、古里乡、讷尔克气乡、托扎敏乡。自治旗属于寒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变化显著。年均气温在-2.7~-0.8oC之间，自西向东递增。7月份气温最高，平均为17.9~19.8oC，最高温度达37.5oC，无霜期平均95天。自治旗是一个有巨大开发潜力的绿色宝库，是我国木材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林业木材主要有落叶松，其次是樟子松、杨树、白桦、柞树等。

　　在广袤的森林里栖息着多种珍禽异兽，共有野生动物150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一、二级野生动物35种。主要有马鹿、驼鹿、狍子、水獭、雪兔、猞猁、貂熊、黑熊、榛鸡（飞龙）、松鸡、雉鸡等。

    林间隙地，灌林丛生，生长着300多种中草药材，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中草药，有防风、黄苓、龙胆草、秦艽、兴安杜鹃等。山野菜产量很高，仅蕨菜年产量就达80吨，其它还有黄花菜、柳蒿芽、百合、桔梗、山葱、山芹菜等40余种可食用植物。食用菌类有蘑菇、猴头、黑木耳等，山野果有红豆，都柿、稠李子、山丁子等等。

    我们今年住的主要是武装排提前上山搭建的棉帐篷，从北往南一字排开，大约有5、6顶帐篷，中间一间略小的是连部，其余两侧分别是男知青和女知青宿舍。由于采伐工作是一种专一性比较强的工作，所以今年各排的工作与去年基本相同，只是做了微小的调整。我们基建一、二排的同志仍然是以木材采伐工作为主,我当时的工作也是采伐工种。由于去年干了几个月的采伐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上山的第二天，我们分好了各自采伐的地块，就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没想到进入采伐工作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采伐工作中比较挠头的“坐殿”现象了。“坐殿”是采伐工作中的术语，就是当你把整个一颗大树全都用弯把锯锯透了，下楂也砍完了。可由于大树树干笔直，枝杈生长的异常均匀，虽然树的底部全部拉断了，可是大树就是不倒。这种现象就称为“坐殿”，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象。因为这时你纹丝也不敢动，也许一阵微风吹过来，大树就会随风而倒。你得用手中的大斧试着推大树的胸高的部位，根据大树轻轻的晃动预算出它要倒下的方向，这时也不敢大声“喊山”，因为你怕喊错了，大树砸向来人上山的方向。好在过了几分钟，随着一阵山风刮过，这棵“坐殿”的大树轰然倒下，虽然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但还是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

    伐木还有一种更加令人烦恼的现象，就是“上挂”。所谓“上挂”就是当你观察大树的树倒方向不准确的时候，当这棵大树放倒的时候，它不是很顺利地倒向地面。而是在树倒的过程中突然改变了方向，砸在一颗生长着的大树的枝杈上不动了。这时没有任何好的办法，你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那颗生长着的树木跟前，首先打出一条90度角以上的安全逃生通道。然后无论这棵树是什么树种，也不管它够不够采伐的粗细标准，你必须连“上挂”的那颗大树一起放倒它。这在采伐工作的行话中叫做“摘挂”。由于有时是一颗粗大的树木挂在一颗较细的小树上，这时就更加增加了“摘挂”的危险性。由于“上挂”的大树重量的压力，在你“摘挂”的那颗树要倒时发出的“嘎嘎”叫楂的声音，使人心惊胆颤。所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对于我们采伐工都是一次技术和胆量的挑战。我在阿里河三年的采伐工作中，就处理过不下10次这种“摘挂”的情况。

    71年10月中旬，我们上山不久，团政治部就派人进山向我们传达当时令全国人民震惊的“9.13”事件发生的文件。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要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在林彪“9.13”事件发生以后，兵团的政治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从71年末，原来每年到年底都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也了无声息了。但是文革后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还是要严格执行的。因此我们当时每天照样迎着朝阳，顶着大兴安岭冬季的严寒，每天持续不断的坚持着采伐工作的正常进行，使这一年的采伐量比上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顺利地完成了53团采伐指挥部给我们下达的采伐计划指标。

    转眼过了72年的春节，正在我们的采伐生产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打乱了我们的工作计划。

    那天上午9点多钟山里静悄悄的，天气非常晴朗。地窨子东侧男生宿舍的房顶处冒出了滚滚浓烟。食堂司务长刘延芳（山东人，老转业军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对知青爱护关心，性格热情豪爽。谁有病了，他亲自把病号饭送到宿舍里。有什么困难他一定帮你解决，腾出时间经常到工地和我们知青抬木头归楞装车。在我的印像里他是整天乐呵呵的一个好领导。）是他第一个发现地窨子着火了！喊哑了嗓子，敲破了盆，只有他和食堂几名人员拿水桶和脸盆舀水灭火，其他人员都在山上作业。水太少了，最后把菜汤都用来灭火了。他站在地窨子屋顶上边拼命的喊来人救火，他知道屋子里还有人在睡觉。他想冲进去救人，但为时已晚。火越烧越大，地窨子房顶的房梁突然被烧断裂，他掉了下去，火星四溅。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只看到他两只手在晃动，多亏有人及时发现把他拉了上来，保住了性命。脸、手、全身严重烧伤。咱们在山上干活的地点太远了，每次要走20多分钟的路，山上作业的人谁也没有听到喊声。后来有人发现营地上空方向有浓烟升起才往回跑，这时为时己晚，大火已快烧尽，房顶己坍塌了。只有女生宿舍和办公室北侧还在着火，大家合力抢出了几件行李和物品，其余东西基本全部烧毁。
    地窨子最东侧是一间仓库，存放一些杂物工具，和男生宿舍的门相对，通过中间小过道同出入一个大门。着火时屋内只有三位知青病号在睡觉。炉火烟筒烧红后，烤着了屋内房顶的干草引起了大火。浓烟呛醒了他们，齐市知青安乃华第一个爬起来，边穿棉衣边喊里面的人：“着火了！赶快往外跑啊！”他第一个跑出了大门外，然后又转身跑进屋内拿他最喜爱的一个小木盒。听说那个小木盒是他存放信件、像片和画画的工具箱。他平时喜欢画画、写字、下套套兔子，听说一冬天套了好几只大兴安岭雪兔（长毛、满身雪白很漂亮）。他为人稳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是很有心计、颇有文采。听说他父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美术编导。很可惜当他第二次跑回到门口，房顶的松木梁烧塌了下来，把这位知青烧死在了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临死时怀里还抱着那个小木箱子。本地知青小郭子，名子记不清了。那年十七、八岁，为人正直憨厚，干活能吃苦。着火时他只穿上了一条棉裤，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全是烟。他跑出了宿舍，然而跑进了对过的仓库返回时被呛倒在屋中央，死时没穿上衣，没有逃过这生命的一劫。
    北京知青马奇锁，住在屋的最里面，爱下围棋，人非常的聪明。那天因身患感冒正在休息。着火时他是最后一个起来的，来不及穿衣服了。大门前已是一片火海，人从大门是逃不出去了。看到屋内的天窗，有了逃生的希望。他蹬着床边打开天窗，透出了空气。一股大火顺风而来把他烧了下来，头发和后背己被火灼伤，钻心的疼痛。他趴在了地上，头脑还算清醒，突然看到床下和女生宿舍的炕席隔段有一点亮光。他赶紧爬了过去，原来是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每次来回钻过，形成了一个圆洞。他用手扒开，爬过女生宿舍和办公室那道门，（女生宿舍和办公室有一道门）总算死里逃生，保住了生命。连队领导把伤员及时送下了山，到医院进行紧急治疗和护理。
    那天整个工程连采伐营地，只有哭声。大家不吃不喝，默默无语。两位好战友走了！宿舍没有了，大家的行李物品没有了。大部分同志被送下山，穿着上山干活的破棉衣，两手空空，满脸灰尘像打败仗的残兵败将，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团，当时的场面是极其悲惨的！

    这场大火永远留在了我们工程连每一位上山战友们的脑海中，虽然至今已经整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但是回忆起来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令人永生难忘！

注（此篇回忆录中山上着火一段采用了天津战友“玩闹”的回忆录，略加修改。在此表示感谢）。

下面的照片是从网上下载的。

第一张“鄂伦春人的幸福生活”。

第二章是下载的“阿里河”火车站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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