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艰难地捱过。到1978年,财盛在队长任上已干了十年。世事变化,这时的岭下生产队似乎又处在了十字路口。
改革开放了。虽然以前长年抽调到公社、大队的劳动力现在全都回到了队里,队里的劳动力远比过去充足,但由于“人的思想越来越复杂”,队里的生产、生活情况却不断恶化,早春已开始出现断粮。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某某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只一年粮食就多得装不下”。识美也在队里极力鼓吹搞包产到户,其他人也在巴望着,但队长财盛却死死把着不干。公社和县里的头头也在一些场合严斥包产到户。可是到了第二年,就象洞庭湖的大堤决了口,整个湖南都被“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直言不讳地称“包产到户”的洪水所淹没。到了秋后,各家各户的谷仓、甚至衣柜又被稻谷所淹没。那年春节重回岭下时,我看到的是人人兴高彩烈的景象。
进入八十年代,岭下人已完全摆脱了饥饿,也摆脱了一年到头没日没夜的辛劳。财盛一家也同样,他家不但粮食已经吃不完,银行里还存上了几百块钱。
岭下一带本是个不错的地方:虽然田土不太多,但村前村后是漫山的油茶林,平时不用多少管理,只须秋后将茶子采回来,全队就能榨个千多斤茶油。此外,这一带的烤烟全省顶顶有名。以前,全队的烤烟能卖千多块钱。而现在,烟种得好、烤得好的人家,一户也能卖到这个数(到了2000年代,每户的烤烟收入都已过万元,多的达几万元)。包产到户后,财盛家的生产经营在岭下虽然只能算中等,但也过得去。照这样下去,如果无病无灾无其他麻烦,财盛家的日子将越过越好。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起屋了。然而就在这时,财盛家出了一点麻烦,这麻烦来自他那由王家婆带过来的儿子用桂,但实际上,麻烦的根子是在财盛自己身上。
在这一带农村,一般男儿到二十岁,家里就得张罗着为他娶亲成家了。虽然用桂已年过二十,但财盛却似乎完全没有考虑他成家的事。这使用桂感到一肚子火。
用桂三岁随母到岭下做了财盛的儿子。虽然用桂一直叫财盛为阿爸,但财盛却没有很好地尽一个父亲的职责。
凭心而论,财盛从来没有虐待过用桂。但是,他也从来没有给过用桂爱。例如过年过节队里杀猪家里分了肉,如果吃饭时用桂夹了块大一点的肉,财盛就会板着脸不高兴。
不过对于没有很好地尽到做父亲的职责,没有给用桂爱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财盛从来没有送用桂上过学,没有使他受到最起码的文化教育。我到岭下时用桂才十岁,却已和大人一样在队里出工挣工分。他干活卖力,每天已能挣4分工。从他样样农活都已干得很熟练来看,他在队里出工已颇有时日了。
财盛没有着手为用桂解决成家问题,既因为他的实际困难——没有房子。全家六口,大女儿也快要成人,全家却只有一间睡房一间厨房和一间柴房。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财盛狭隘的农民意识——用桂毕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从财盛将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学校,却没有送用桂上过学这件事来判断,我认为如果用桂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想什么办法也是会为他张罗成家的。当时他的亲侄儿赋柏家有一套房子空着,那是赋柏做赤脚医生经济条件好时从队里买下的。队里也有一套空房。那是五保户“细嫂嫂”遗下的房产,归生产队所有。作为社员,财盛可以借,也可以要求买下来。虽然财盛已不再是队长,虽然他和时任队长识美有矛盾,但只要他开口多说句话,同时争取其他人的支持,房子应该能够借到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
识美进城到我家时我曾同识美说过要他帮帮财盛,但识美说:他不开口我怎么帮?
面对家庭的这种局面和财盛不明朗的态度,年已二十二岁,同时又一肚子火的用桂开始采取“不合作政策”。他不再叫财盛为阿爸,而是象其他人一样称他为“财拐老大”。他也不再随财盛下地干活,但饭却要吃,大碗大碗地吃。吃饱了就蒙头睡觉。财盛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
时间在无奈中流逝。
然而福无双至,祸却不单行。也许是长年劳累积劳成疾,也许是家庭矛盾急火攻心。不久,财盛病倒了。他得的是肾炎。幸好家里已有些存款,他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花了几百元钱医药费后,他的病似乎好了。于是他出院回家,重新开始为家计劳碌。可是次年,他的病又复发了。不过这次他没有再去医院治疗。他在家里熬着,病情日益加重。后来他全身开始浮肿。几个月后,五十五岁的财盛走完了他辛劳的一生。
财盛的过早去世令我叹息。然而更令我叹息的是他的家庭。他的家庭从此陷入了可以说是无穷的困苦之中。这种困苦并不是由于天灾和人祸,而主要是由于财盛的儿女们的自身素质。
让我们先说用桂。
财盛去世以后,用桂与自己的母亲王家婆及两个弟弟分了家。
分到了责任田,完全是自己为自己劳动,总该好好干了吧?
情况并非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时的用桂,已完全失去了他儿童少年时的那种劳动热情。他的生活方式仍旧同他与财盛闹别扭时一样:成天睡大觉,肚子饿了就抓一把炒黄豆或煮一点麦子充饥。
看来,是讨不到老婆使用桂的生活完全没有了动力。
仅仅是为了活命的需要,用桂在几分旱土里极其粗放地种了点黄豆和麦子。几分水田他先是让它荒了几年,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的头脑开了一点儿窍,将田“发”给了邻村相熟的人耕种,自己做“地主”收取一点“租金”。
他住在由破柴房间隔出来的一间仅仅几平方米的黑屋子里,一边是床和尿桶、一边是灶台。他的床象个草窝,上面只有一床又黑又脏的烂棉絮。他身上套着一身自己买布胡乱缝成的破长袍,二十年来靠自己用剪刀随便剪短的头发和胡子使他的样子叫人害怕。
白天,用桂猫在屋里睡觉,一般要到傍晚才出屋。他不和村里任何人说话,看见谁都是满脸的憎恨。每到夜深人静,尤其在寒冷的冬夜,就会从他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传出他大叫大骂的声音。骂谁?骂什么?听不清楚。
不过,用桂不打人,也不偷东西——包括垂手可得的邻居园中已成熟的果菜。所以,乡亲们谁都不提防他。
哦,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使用桂完全只是一个动物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幸的是,这动物不是肉食动物,而只是草食动物。否则,那将会伤及他人,危害社会。
我们再看看财盛家的其他人吧。
财盛去世以后,王家婆成了一家之长。而对于王家婆这个自幼就当童养媳,因而从未当过家作过主的苦命女人来说,这个任务太难了。因为看着别人的脸色长大的王家婆是一个能力没有得到必要发展的女人。她不但干农活和干家务活都不麻利,而且没有主见。这既使当年财盛比别的做丈夫的更加辛劳,也使财盛去世后他们这个家陷入了困苦深渊。
财盛去世、用桂分家以后,王家婆就同她和财盛所生的两个儿子一起过。这时,大儿子国建十八岁,小儿子国泰也已十五岁,都到了能干活、可出力的年龄。如果王家婆能够教导两个儿子勇敢地挑起生活的担子、克服困难并搞好生产经营,那么,两个儿子应当是可以成为家庭的新支柱而与王家婆一起撑起这个家的。
然而,他们的儿子没有成为家庭的新支柱。他们这个家没有撑起来。看看他们家与岭下其他人家的差距你就明白这一点。
我前面讲过,改革开放以来岭下村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有的新房子外墙和地面还铺着瓷砖。所有人家都有电视机。中青年人家庭大多有沙发、新式橱柜和彩色电视机,有的还有“家庭影院”系统,多数家庭拥有摩托车……。但王家婆家呢,他们仍旧住在那间清朝未年已盖好、土改时候分得的旧屋子里,家里使用的也仍旧是那屋里原来就有、已用过几代人、早就被烟火熏得墨黑、我当年在那儿时就已有了条条裂缝的桌凳。别人家经常吃肉,可他们家却时常断粮。每到这时,国建和国泰就去帮别人家干点零活,赚顿饭吃。同他们的父亲财盛解放前差不多。
如今,国建、国泰两兄弟都已经年过四十,却还没有讨到老婆。这点也同当年的财盛差不多。他们这一辈子是否也能象他们的父亲财盛那样遇上救星、找到老婆?我想发生这种奇迹的可能性不大。
王家婆已经七十好几。她衣衫烂褛、头发全白,一脸的皱纹记录了她在世上所经历的苍桑。她的时日可能已不太多了。而她显然还没有“棺材本”。我不知道目前仍一贫如洗的国建、国泰两兄弟将如何应付这件事。解放前经常有贫苦农民死了父母无钱安葬。而这样的事又可能会在他们身上发生!
最后让我讲讲财盛的女儿水英。
一九六八年我刚到岭下的时候,水英还是个六岁的小姑娘,可财盛、王家婆以及全村人都叫她水英婆。六岁的水英婆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高和胖,经常一脸憨笑使她显得没有同年龄的孩子机灵。她穿着大红大绿的花衣裤,总是拖着两道浓浓的鼻涕。
她象其他农家孩子一样,也经常采猪草、带弟弟。但七岁时财盛送她进了小学。直到一九七四年我离开岭下时她仍在读书。
我原来以为水英婆的情况会比她的弟兄们好,没想到她在财盛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我重回岭下,在看望乡亲们时我也走进了王家婆的家。坐在她家那冷冷清清的灶屋里(灶屋在这一带起着客厅的作用,里面总是热气腾腾的),我无话找话地问道“老王,你还好吧?”“好哟、好哟,好得很哟!”王家婆似乎激动,又似乎没有激动;似乎在埋怨什么,又似乎并没有埋怨什么。
我无言以对。
沉默了片刻,我再次无话找话地问,“你家的水英婆,她现在好吗?”我原来以为,出嫁在外的水英婆,她的情况大概不会象她的两个弟弟这样糟吧。然而王家婆的回答使我惊呆了。
“水英婆,她不在了”。
王家婆以一种奇怪的轻松口吻回答我。她这种奇怪的轻松口吻,比水英婆的死讯更令我震惊。我知道那种轻松口吻是王家婆装出来的,是她麻醉自己的一种方法。她只能麻醉自己。
我再次无言以对,也感到无能为力。尴尬地又枯坐了一会儿以后,我逃也似的走出了王家婆那清冷的灶屋。
在五秀家,我了解了有关水英婆去世的全部情况。
水英婆是财盛抱病在身那年出嫁的。也就是说,财盛总算看到自己的爱女有了归属。财盛去世后不久,水英婆生了孩子。然而还在月子里,她老公就要与她同房,这使她得了“月干痨”。又没得到医治,不久她就离开了人世。
……!
哦,幸亏人死后不再有知,否则,财盛在地下也会不得安宁!
新一代在重复老一代的轮回,但是看来他们无缘再遇到奇迹、遇到“大救星”。
世界就是这般无奈。
我只能说,安息吧,我的敬爱的、可怜的队长财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