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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月光下的弃婴(六)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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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弃婴(六)  发帖心情 Post By:2012/2/29 10:29:00 [显示全部帖子]

 

第六章

知青本身是弃婴

 

常言道:“少年夫妻老来伴”。我安慰着秀兰:“别气!别气!情绪要稳定,心态要平静。做了好事不要怕吃亏。我陪你走走,出去散散心。”

我携着秀兰的手,出了家门,跑过人行横道,来到银杏湖公园。

银杏湖公园就在我家对门,通常冬季很少有人来公园散步。

夜深人静,公园里一片肃静。环顾四周,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只见霓虹灯闪烁不停,灯光五颜六色,将整个银杏湖公园,烘托得富丽堂皇,十分豪华,似乎是在世人展示着改革开放的成果。

路边的装饰喇叭里,正在播放着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毛主席啊——您是光辉的太阳  我们是葵花 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  我们是群星 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您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 我们在您的哺育下 茁壮地成长——您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百炼成钢------”

几十年没有听到文革时期的革命歌曲了,现在听来,居然别有一番感觉,我忍不住“呵呵呵”地笑起来。

我抬头仰望,繁星点点,只见一轮残月,悬挂天空。再看那银杏湖中,残月的倒影,就像被天狗吃剩的月饼,掉到了水里。我浮想联翩,情思急涌,联想起唐朝白居易描写的“露似珍珠月似弓”,韩愈描写的“新月似磨镰”等诗句来。弓也好,刀也罢,都是令人心惊胆战的伤人利器。再看那残月,寒光闪闪,恰似一把削铁如泥、吹毛得过、杀人不沾血的弯刀,明晃晃的悬挂在头顶之上,不由使我打了一个寒颤。

秀兰也抬起头来,仰视天空,说道:“今晚的月亮,明晃晃的,就像一把磨快的镰刀,多么亮呀!”

我说:“今晚的月亮,亮是亮了,可惜不圆。”

秀兰说道:“唉!月亮要是又亮又圆就好啦!”

我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就像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样,也有种种弊端。除了形成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等不良性格,导致男女性比失调之外,长久下去,又会导致社会人口老龄化,形成老龄社会。一旦形成老龄社会,一个年轻人就要赡养几个老人,负担十分沉重。而老人由于缺乏丰富的物质基础,也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享受,说不定还要像我一样,干到老,干到死,忙忙碌碌一辈子。”

秀兰说:“我们小时候,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六个。不少人家还有小七子、小八子什么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不抓计划生育呢?”

我说:“早在50年代中期,我国就有人系统地论述过人口问题。那时他们就试图敲响人口问题的警钟。不料,他们却撞在了阶级斗争的枪口上,反而敲响了自己的‘丧钟’。致使20多年无人敢言‘人口’二字,‘计划生育’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秀兰说道:“提倡计划生育有什么错呢?怎么会那样倒霉呢?”

我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今天闲暇无事,我就给你讲述一个‘马寅初与新人口论’的故事。1955年,马寅初以人民代表的身份三次视察浙江,在视察中,马寅初发现:浙江省人口至少增殖了22‰,于是,他准备了关于控制人口的发言稿,打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浙江小组会上,他讲了自己的意见。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说过:‘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许多代表就不同意马寅初的看法。有人批评他的思想体系与马尔萨斯一样;还有人说:‘因为苏联没有讲控制人口问题,我们也不能谈。’于是,马寅初自动收回了发言稿。1957年3月2日,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将1955年有关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又简略地讲了一遍。毛泽东主席对马寅初的发言表示赞赏,说他讲得好。特别对马寅初关于人口有计划生产的观点表示赞赏,说他这一条讲得很好。毛泽东主席说:‘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会上,邵力子、陶孟和吴景超等人,也都提出了关于晚婚、晚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建议。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7月,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艺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讨论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其中包括:马寅初、费孝通、陈长蘅、陈达、吴景超、全慰天、刘光华、叶元龙、孙东文等人,纷纷主张推行晚婚和节制生育。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对1955年的发言稿做了补充、修改,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以‘新人口论’为题予以全文发表。马寅初说:‘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当时。马寅初就说了:‘我们每年只能在工业中安排100万人就业,其余1200万新增人口只能在农村中找出路。’马寅初说的‘其余1200万新增人口只能在农村中找出路’,就是后来政府搞的上山下乡运动。因此,造成我们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是:早年放开尽人生育,人口增长过快,政府无法解决城镇大部份年轻人的就业,新增人口只能在农村中找出路。我下放时才17虚岁,1米48的身高,还是一个尚未成人的‘童工’。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知青,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却都是经过政治洗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因此,虔诚地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说教。直到知青大返城,方才开始觉醒。方才有人提出:‘为什么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到学校去,接受高等教育?’诸如此类的疑问。如今,‘蹉跎岁月’、‘荒废了一代人’、‘三个不满意’等等,几乎成了知青们的共识。话又要说回来,就在马寅初大声疾呼控制人口的时候,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许多主张控制人口的专家被打成右派。费孝通、吴景超、陈达等人多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讲话中驳斥了一些右派言论。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从此揭开了对马寅初等人关于新中国人口问题看法的批判。尽管这样的批判气势汹汹,而且来自《人民日报》,马寅初对它却很藐视。1958年2月,在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以《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为题做了发言,重申了他的意见,并且公开宣称:今天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好,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195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发消息:‘毛泽东同志著文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太落后难于迅速前进的观点。’接着,《人民日报》第7版于6月6日发表了叔仲的署名文章:《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这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点名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第二次批判。1959年,马寅初在《新建设》第11号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他单枪匹马,挺身而出为捍卫真理而斗争。在围攻的高潮中,有人劝马寅初退却,认错了事,否则影响他的政治地位。马寅初对这些朋友感激不尽,但他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真心诚意的劝告,正气凛然地宣布: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马寅初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由于马寅初敢于唱‘独脚戏’,敢于单枪匹马数次起来应战。结果,对他的批判从1957年10月开始,一直进行到1960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仅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张贴了有组织的大字报9000多张,公开发表的点名批判文章就有160余篇。1960年,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从此销声匿迹达20余年。此后,一段时间无人再敢议论人口多的坏处。甚至共和国总理也莫不如此。1963年2月,周恩来在华东农业先进代表会上谨慎地说:‘人口多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具有这个好处了,因此,我们应该提倡晚婚和节育。’周总理也不得不先讲人多是好事,然后才点问题的要害:提倡晚婚和节育。总理尚且如此,谁还敢言‘人口’?唉——!说真话的不少人成了右派,那些昧了良心批判右派的人们,不少人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可笑不可笑?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几个月之后,1979年元月,我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与世长辞,终年99周岁。就在这一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为:大陆人口10.08亿。因此,从1983年起,狠抓计划生育,不仅是罚款,而且开始拆房子。甚至有的地方,提出了‘宁增十个坟,不添一个人’的口号。我家女儿朱雁,就是在83年11月11日被超生的亲生父母,抛弃到我家厨房门口的。”

我脱口而出,侃侃而谈,一口气从我国的人口政策,谈到知青上山下乡,再谈到女婴弃到知青家------不知不觉,已经围绕银杏湖公园散步一圈。

听到这里,秀兰情不自禁地惊叹道:“没得命!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怪不得当年知识越多越反动,你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像我们贫下中农,什么都不懂,因此,永远都是革命的。”

我说:“不要说你们贫下中农,就是知青里的不少人,自己被卖掉了,还不知道是在哪里上的船。有的人被卖掉了,还会帮人家去数钞票。只是现在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信息灵通了,会电脑的知青,只要在网上看看各地的知青网站,就会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

秀兰说:“网上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卸磨杀驴,是没有办法安置文革中的红卫兵,才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上山下乡了。造成广大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早年不抓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快,无法安排就业;另一方面是与‘三面红旗’的错误决策,导致生产力严重破坏有关。”

秀兰说:“我年纪小,不知道什么叫‘三面红旗’。”

我解释说:“‘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就是所谓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直接导致了浮夸风的泛滥,全国各地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虚报浮夸,登峰造极。工业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居委会都建起小高炉、土高炉,连敲木鱼的老太婆都被动员起来敲矿石。没有矿石的地方,就将家里的铁锅砸碎做原料。人民公社开始是‘鼓足干劲生产,拉开肚皮吃饭。’先是吃饭不要钱,胀死了人;后是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我算命大,饿昏六次,得了‘浮肿病’,死里逃生。1959年至1961年,中国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共产党中央称‘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不足饿死人,物资奇缺都发票,三面红旗最后以惨败收场。”

秀兰问道:“这么瞎搞,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吗?”

我说:“有啊!1959年7月中共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万言书’,彭德怀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毛泽东对彭德怀展开了严厉的批评,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调离职位,将他们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秀兰说道:“你看!说假话、搞浮夸风的人,却是革命;说真话,上‘万言书’的人,受批评,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也太荒唐了。”

我说:“是啊!那个年代,说真话的人,常常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我就是在运动中,站起来为受到迫害的人仗义执言,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因此,这也是我当年拣到弃婴后,不敢擅自收养的原因。”

秀兰说:“你这一辈子,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来到苏北,做了不少好事,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你命大、福大、造化大,早已一命呜呼,骨头打鼓了,哪里还能活到今天呐!”

我说:“我家朱雁是出生后的第二天,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我是出生后10个月,被亲生父母抛弃的。我这个上山下乡知青,本身就是一个弃婴。我8岁的时候,就到了第三个母亲那里。我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下乡、下狱、下岗,一次次被抛弃。最终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此,只好跌倒了爬起来,擦干血迹,重新再干。”

我们沿着小路,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已经环绕银杏湖公园散步三圈。

秀兰抬头看看天空,只见那弯弯的月亮,已经开始向西偏斜,渐渐地躲进了云层。便对我说道:“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回去吧。今夜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天气冷了,过两天我去裁缝店,帮你将翻新的棉袄拿回来。”

秀兰携着我的手,依偎着我,向家里走去。

我回首遥望,银杏湖死水一潭,湖里再也看不到残月的倒影,只见湖畔的霓虹灯,时而发红,时而发绿,周而复始,机械地轮番变换着。


几天后,秀兰从街上买菜回来,一架好电瓶车,就兴匆匆地跑到家里。

只见她左手拎着蔬菜,右手提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件翻新的棉袄。

秀兰喜笑颜开地跑到我跟前,从塑料口袋里拿出翻新的棉袄,催促着给我试穿。

秀兰说:“今后不许你说‘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老棉袄’了,老棉袄翻翻新,不就成了新棉袄了?”

我“呵呵呵”地傻笑着,高兴地穿上了翻新后的棉袄。

秀兰帮我拉好拉链,翻好领子,看了又看,十分满意。

我说道:“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蛮好!蛮好!”

秀兰说:“过几天我再给你去做一条裤子。”

一提到裤子,我的心“咯噔”一下,提到了嗓门口。

我十分懊丧地说道:“提到裤子,我就懊丧!当年我的一条宝贝裤子,我不在家的时候,竟被你扔掉了!”

秀兰十分后悔地说:“当年,我是一个农村姑娘,哪知道那条裤子,有那么重要?如果那条裤子放到如今,肯定会比金子还宝贵!你只要把那条宝贝裤子,拍了照片往网上一发,你的知青生涯,就会不言而喻,肯定引起轰动。”

我说:“我那条裤子,破了就补,补了又破,缝缝补补,补丁叠补丁,足足有几斤,到了最后,竟看不到原来的一点布纱,但是干净整洁,没有一个破洞。特别是那补丁,补得平平整整,针迹细而匀称,简直就是工艺品。那条宝贝裤子,伴我度过了十年反革命的生涯。结婚之后,我将它洗得干干净净,晒干后折得方方正正,珍藏在箱子之中,作为传家之宝。没想到后来被你扔掉了,恨得我几天茶饭不思。”

秀兰说道:“把你那条宝贝裤子扔掉后,我也后悔莫及,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的父亲,原来也穿过破裤子,农民们受苦受累,包括不少没有什么文化的知青,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唯有你们知青里有文化的人,才能将苦难的经历,用文字再现出来。”

我说:“我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如实讲述知青故事,让后人从中得到启迪和教育,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不过,穿过了那条宝贝裤子,度过了‘锹如银,裤如裙’的悲惨生活,有了那段知青生涯垫底,从此以后,我的人生旅途上,再也没有过不了的坎,没有克服不了的艰辛和困难。”

说到这里,我心态平静,意志坚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2012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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