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深圳大运会的开幕式，确实有别于往次中国办的类似开幕式，现代、开放，互动、环保、构思新颖，朝气十足，也宣告印证了九零后已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在对年龄最敏感的领域开始，八零后也慢慢的将成为背影。历史的车轮在一往向前。
中央台播音员一句解说词印象特别深刻：深圳是座没有历史的城市，也是座不断的在创造历史的城市。
突然想到，深圳不是没有历史，而是座有着特别历史的城市！而这特定的历史，就发生在本世纪。眼前这大运会转播的热闹场面突然在我心中淡去，变成毫无生气的屏幕里的活动图片，解说员悠扬顿挫的精彩解说也似乎离我远去，心情沉重。深圳这段历史，谁还提起？或许很多还“被”选择性的遗忘？
德国有座柏林墙，中国有条深圳河。
有资料显示,从1949年至1980年代末期未曾停歇过。一开始是地主、资本家，后来是农民，70年代的逃港潮是以广州知青为主。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需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当地政府防卫重点，最为艰难。坐船，相对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于是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教导“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
持续30年的逃港潮总共逃了多少人口，恐怕难以得出权威结论。1950 年，香港仅200万人口，按正常人口繁衍增长到顶了达到400万，现在香港总人口为700万，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香港人口增长来自逃港潮。在这数百万成功逃港者背后，究竟多少溺亡在泅渡途中的偷渡客，已经无法考证。深圳市作协副主席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给人们留下了这段悲惨的历史。陈秉安说，“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可以说没有上百万人此起彼伏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就没有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陈秉安多次重复深圳宝安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据后来片言只字的资料显示，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
为什么要逃港？答案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平均每天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据目前渐渐公开的资料显示，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当时甚至说：“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精英.
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临近边境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深圳市作协副主席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绑在一起。
人们应当向当年为追求自由理想和美好生活而义无反顾投奔怒海的无数逃港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尽管解说员说，大运会是最没带政治性的运动会，比如冠军升国旗但不奏国歌，但昨晚的开幕式上,有一片段还是演奏了歌颂邓小平的一首熟悉的曲子，是啊，没邓小平，可能就没今天的深圳。
深圳不知道何时，才会把逃港遇难者纪念碑补上，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就没有深圳特区，就没有改革开放！
这段历史，在深圳史无前例的大运会开幕之时，不应被忘记。
20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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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3/1 21:0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