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你现在不用着急了，”周文抹了抹眼泪说：“刚回城的日子，他确实是不太好过，现在没有问题了。”
“真的！你见过他妈？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桂花焦急地坐了起来问道。
“刚回城的时候，因为他手上的残疾，没有单位乐意要他。你们想呀，那会儿一个正常人找工作都很困难，何况他手上还有那么严重的残疾，谈何容易！
他家附近方圆十公里之内的单位，他前后都跑遍了。可他是四处碰壁，没有一个单位乐意要他。不过最后总算还好，经过多方托人打听，一个战友的哥哥在海淀区委工作。在几个月后，他哥哥跟一个做搪瓷器皿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联系好了，人家同意让他给单位夜里值夜班。
他老实巴交的在那个单位一干就是十几年，可是这岁月不饶人呀！眼看着他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个家。这期间，左邻右舍的同事们都没少给他介绍对象。见了他的姑娘，也都觉得他人挺老实的，长得还不错，也并没有太在乎他手上的残疾。可是每回人家姑娘一去他家里看过之后，就都摇着头和他吹了。
你猜怎么着，他爹妈都是一个小工厂里普普通通的工人，常亮他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父母的单位从来就没分过房子。几十年了，常亮一家五口人就挤在房管所给的那么一间十二平米狭小的屋子里，别说是卫生间了，摆下两张大床后，屋子里就剩下一个走路的地儿了。
他家人不要说是洗澡了，就连上趟厕所，还要走出两百多米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风雨天，一路的泥泞，里面的状况是又脏又臭，夏天蚊蝇到处飞，上趟厕所能叮你身上好几个大包。到了冬天，寒冬腊月漫天飞雪，胡同里的人，谁能一天不上厕所呀！大家每天也得顶着刺骨的寒风去呀。里面是四处漏风，你也得撅着屁股忍受着凛冽的寒风袭击。唉……就这条件，多少人不就是这么过了一辈子吗！
可不是吗，就凭这，你也不能都赖人家姑娘吧。谁不想想，这往后真跟他结了婚，那家里头可怎么住呀？往后的日子，可又怎么个过法儿呀？ 所以，人们给他介绍一个、吹一个，常亮他对这事，逐渐也彻底失望了。往后，有好一阵子，他索性不再让人给他介绍对象了。”
“你说常亮怎么这么倒霉呀！好人却没好命！”桂花拍着大腿着急起来。
“桂花，你先别急，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天上还下着大雨，工人们都下班了，大家都赶紧往家里跑。常亮等大家都走了，他就按部就班地锁上了工厂的大门，又挨个把每个车间办公室都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屋子灯没关呢，门窗没有锁好的。等他挨个屋子转完之后，就回到了传达室，打开了小收音机听起了评书。
可是没多一会的功夫，他就听见外边“砰砰砰”的敲起了大门。常亮赶紧打着雨伞跑过去打开了小门一看，原来是三车间的董师傅。这个老董师傅，五十来岁，人挺憨厚，就是脾气平时有点倔，平时很少跟别人闲扯。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走进了传达室，笑呵呵地从兜子里掏出了一瓶二锅头，又掏出了两个纸包，一包花生米，一包猪头肉。于是，两人往碗里一人倒了三两老白酒，就开喝起来。
原来这董师傅呀有一个侄女，家就住在昌平农村。上中学的时候，因为一次意外的车祸，把女孩子的一只脚给压坏了。姑娘就被从小腿那里给截肢了，现在她就拄着一个拐。这姑娘比常亮小五岁，人也很老实，长的不错。
老董认识常亮十几年了，也知道他找对象的情况。于是，他跟侄女把常亮这事一说，他侄女也没嫌弃常亮家里的状况，就同意了。所以，今天老董高兴地带了侄女的相片，买了酒，特意来找常亮说这事。
常亮听老董这麽一介绍，又看了相片，虽说他心里挺高兴。但是，他对这事已经是心灰意冷，生怕自己再碰钉子。所以，他就跟老董说了，他已经不想再谈对象了，就这么一个人将就着过了。
可是老董一听就急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不赶紧成个家，后半辈子谁来伺候你呀？你是嫌弃我侄女呀，还是有什么原因，你必须给我说个清楚。’老董本来是胸有成竹，没想到常亮会拒绝他。
‘老董师傅，我现在还嫌弃什么呀！你是没看到过我那个家，过去人家给我介绍过那么多姑娘，跟我见面时都聊的都挺好的。可是一看到我们家的那景象，就都寒心地跟我吹了。我并不埋怨人家姑娘，我的这点情况确实让见过面的姑娘有点寒心。您现在又介绍的是您的侄女，到时候让人家高高兴兴的来了，最后一看到我家那窘迫的情况，又让人家姑娘扫兴而归。您看，那该有多不好呀！’
老董一听，心里明白了，马上他就笑着说：‘来，常亮，咱俩先把这碗酒干喽。’
两人碰了一下碗，一口都周了进去。老董又把酒瓶里的酒倒进两个碗里，然后说道：
‘唉，常亮，你别看我没去过你家，可是你家里的情况我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了。我也如实的跟我侄女把你得情况说清楚了，人家听了很乐意。她不会在乎你家里的情况的，其他的事，咱们以后再想办法慢慢说。你就跟我说个痛快话儿，你自个愿意不愿意吧？’
‘我这那还有啥说的，人家你侄女都没嫌弃咱，咱就作揖叫好吧。’
于是，常亮的这事，就这么成了。”
“那他们结婚以后可怎么个住法儿呀？”
“桂花，你先别着急呀，天底下真是好事要多磨呀。
两人见面以后，双方都挺乐意，于是老董就带着他们登记结婚了。随后， 老董可就帮助忙活开了。老董他有一个老乡，就在花市房管所工作，老董让单位开了个住房困难证明，两人又拿着结婚证跑了好几趟房管所。人家也确实没有房子给常亮，人家说了，这片胡同里面，比常亮家还困难的还有好几家呢。
可是那老乡，却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就在常亮家路对面的一片平房里，有一个小胡同，平时那里挺僻静的，可是老有人在那胡同口拉屎、撒尿。尤其是夏天，那条胡同臭哄哄的不说，它招蚊子、苍蝇呀！附近居民跟房管所吵吵反应了很多次，让给砌堵墙拦起来。没人走了，那地方不就干净了吗。房管所是答应了，可就是没有工夫去砌。那个老乡叫老董和常亮，星期天再叫上两个人，他们房管所去两个师傅，一天就可以在胡同口把那小房盖起来。
老董一听，这主意好啊。于是星期天，老董师傅就从车间叫了两个徒弟，他们几个人就忙活开了。一大早房管所拉去了一车建筑材料，老董带着两个徒弟跳水、和泥。房管所的两个师傅非常麻利地一砖一砖地在两排房子的北头，砌起了一个三米高的大墙，又在高处开了一个小窗户。然后，他们又在南边砌起了两米八的高墙，在南边墙上大门的左边，也开了一个又高又大的窗户，这样既可以提供很好的采光，又能让风能顺畅地对流。顶子上师傅用木板、油毡、石棉瓦一铺，齐活，一间十平米的小房子，天黑前就盖成了。
老董和同事们又帮助他收拾了几天，屋里头又买了桌子、床，所有生活必需品。半个月后，老董招呼了厂里的一些熟人，在这个小房子里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婚礼，当晚，常亮终于入了洞房。”
“哎呦！这帮同事朋友们太好了！可怜的常亮总算有了家了。”桂花乐的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腿。
邓丽看着周文讲的津津乐道，打心眼里替常亮高兴。真是俗话讲的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只要有个窝，起码常亮能生活有个奔头。邓丽和桂花刚高兴了一会儿，就见周文的脸色又沉了下来。
“你们说人生怎么会老是有不断的沟沟坎坎，”周文皱着眉头说。
桂花一看周文的发愁的样子急忙问道：“常亮他又怎么了？”
“唉！常亮结婚没两年，刚有了一个小女儿，一家三口人虽然生活过得不富裕，可是小日子过的也挺高兴、挺红火的。他和老婆计划着，每个月攒上十块钱，这样两年后就给家里添上一个小的黑白电视。以后再攒点钱，就添个冰箱，再攒点钱，再换个新自行车。
虽然那两年他家里生活上还是有点儿拮据，不富裕。但是两口子憧憬着未来幸福的生活，一家人小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此时，他深深感受到了生活对他充满的崭新意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厂子里忽然一下子就开始搞起了下岗，说是天润恒佳公司要兼并他们厂子。这下子工人可就倒霉了，乱轰轰地吵吵了有大半年，最后，一人给了三万块钱，都回家了。你说那年头，好人找个合适的工作都不容易，更何况常亮手上还有残疾，那他找工作就更不容易了。
从此，他就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一提起那段日子，他就忍不住掉眼泪。他自己是省吃俭用，但绝不亏待孩子和老婆。牛奶、鸡蛋、炖肉，他都紧着孩子老婆吃，自己就拣人家冬储大白菜扒下来的菜帮子，用那个炖肉剩下的汤，自己炖巴炖吧吃了。要不然就是把白菜帮子剁成馅儿，放上一斤肉，包上四十个大包子，吃上一个多星期。
夏天，他不吃西瓜，他专等孩子吃完了西瓜，他再把那瓜皮啃一遍。他还自嘲的对老婆说，我这是为了不得糖尿病。唉!要听他老婆一说起来常亮来，那段苦日子、遇到的苦难，那可就太多了！那些年对常亮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由于那会儿我们大家伙也都是刚回城，个个也都是自顾不暇。邓丽，你想呀，咱们这拨人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学文化，能干什么呀？除了那么一点工农兵学员，工作能分得好一点，其他大部分人，不都是得从最基层干起吗！
有能力的，赶紧托人找路子弄个好工作。有智慧的，也得赶紧学习补课再充电。为了前途，大家那些年也都是东奔西忙自顾不暇，哪有闲着的人呀！命运真是捉弄人呀！咱们这帮人呀，倒霉的事基本上全都赶上了。
六零年，咱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挨过饿。六九年，咱们是一锅端，都被赶下了乡，不是内蒙就是黑龙江。七八年，好不容易大家都熬到回到城里吧，咱们念书的好时光又都给耽误过去了。而且那些年，咱们在这里光种地了，大家伙又都是豪无一技之长，被别人看不起咱就不说了。可咱为了自身的生存，还不是得想方设法，拼命地往前闯吗！
前些年，社会上陆续的搞下岗，这首当其冲的又是咱们这帮人，谁让咱们没有文化呢！前些年，陆续又有退休的、退二线的，大家含辛茹苦终于把孩子们培养长大毕业了，工作了。这时，大家才闲下来有功夫互相间联系联系，不时的聚聚、聊聊。可是每次聚会，大家都见不到常亮，大伙就开始有点儿纳闷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就是找不着他呀？
后来，还是安毅和文杰，找到了他们家的地址。等他们去到他家住的那边一看，好家伙！大片的胡同都给拆光了，常亮他们家已经完全变成一片瓦砾，说是要盖小区了。可是安毅他们一打听常亮，人家说，这的人全搬走了。南边有搬到大红门的；西边有搬到石景山的；北边有搬到天通苑的；东边有搬到通县的。你说，这么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要想找一个人，那不是跟大海捞针一样。
那年正好上映一部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安毅说了，不管多难，咱也是一个都不能少。
一到周末，安毅和文杰就开着车，跑到常亮家过去住的那一片地方去问人家。也不知他们跑了有多少趟，足足跑了有三个多月仍然没有打听到丝毫线索。就在他们都快要绝望的时候，真叫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有一天，他们问到了常亮家过去的一个邻居，那个人指着瓦砾最北边的一排房子说‘你们看见那一长排带小窗户的平房没有，只有中间有一个小门的那里，就是常亮的家。
哎呦！他们总算是找到常亮了！两个人谢过了人家，就高高兴兴的就跑了过去。
尤其是马文杰，那个激动呦，可就别提了！他们兴冲冲的敲开门进去一看，床上坐着的正是常亮。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常亮靠坐在床头上，长发散落在迟钝的前额上,额头布满了皱纹，嘴里露出稀疏的牙齿。他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是被太阳晒成的古铜色。上身穿着一件小背心，背心上有好几处大小不一的破洞，他木讷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生活的重负，这几年几乎是要把他给压垮了！
下岗时单位给他的那三万块钱，他花了一万多给妻子安了个假腿。老父亲得病住院，又花了一万多。剩下的钱，这些年全给孩子上学花光了，平时两口子省吃俭用。早上中午，长亮都咸菜泡饭，晚上孩子回来了，才有点鱼或肉。可是长亮自己还舍不得吃，都紧着孩子和老婆吃。平时要是孩子老婆有病了，他是家里、医院，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可是常亮要是自己有病了，他一点药都不舍得买，就是一个干扛着，多喝点水，或者捂着大被睡一觉。
孩子要是说想买新衣服，他是毫不犹豫掏钱就给买。可是，你要是让他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那可没门。那段日子过的，听他老婆说起来别提是有多苦了！
你们知道，安毅和文杰那是多么刚强的汉子，看着常亮痴呆的样子，听了他老婆讲述完这些年的遭遇，也都啪嗒啪嗒一个劲儿的掉眼泪。”
说到这，周文呜咽的说不下去了。邓丽不知道，怎么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邓丽不解地问：“周文，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会保险吗？”
“国营的职工都有社会保险，大集体的职工买断工龄后，就没有保险了。”
“怎么保险，还分国营和大集体呢？”
“唉！邓丽，一两句话跟你也说不明白。就是在国内，有一些人，像常亮这样的，没有保险。”
“这么分，社会也可太不公平了。”
“唉！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了。咱还是说常亮吧。
你说就靠常亮在这个单位干三月，在那个单位干上半年，挣得那三瓜两枣，怎么能长期维持这一家老小的生活呀！安毅了解清楚常亮的情况后，在单位的人事处，查阅了有关国家文件，他仔细研究了一遍，一拍大腿，有主意了！”
桂花忽然打断了正讲得津津有味的周文说：“你跟安毅是一个单位的呀？”。
周文莫名其妙地看着桂花：“我跟他不是一个单位的呀！你怎么会想到我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呢？”
“你不是看见安毅一拍大腿，有主意了吗？”
邓丽看着桂花那个认真劲，又看了看周文，两个人面面相觑。忽然，忍不住她们两个人全笑了。邓丽心想，这东北人真实诚，她太不了解北京人侃山的文化了。不过，这也不是一般人在三天两天能整明白的。
“桂花，北京人聊天，经常顺嘴跑火车，她就是顺嘴那么一说。”邓丽赶紧帮着解释了一下。
“那安毅有啥好主意呢？”桂花焦急的等着听结果。
“安毅研究完文件，他一琢磨，常亮的手是在兵团时干活给铡断的。咱兵团是国有企业，那就应该算是公伤，如果是公伤，那就不应该给他推到社会上不管了。只要现在的农场能承认他过去这件事，给开个公伤证明，那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于是，安毅和文杰就利用休年假的时间，跑回团里了一趟。你别说，农场的人事科虽然全换成新人了，可他们办事还真挺热情认真。
他们首先找到了古连长，让古连长给常亮写了当时事故的过程和证明，他在老连长家还住了一夜。他嘴上是不会赞美老连长的，但你从他带给老连长的礼物，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他特意给老连长带去了三瓶茅台酒、三条中华烟、三大盒龙井茶，还有一大包北京特产。这些东西，那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呀！
随后，他们又跑到团部医院，翻出了常亮当年的病历档案，全都给复印了。他又让医院给开了一份正规的公伤证明，并盖上了医院的公章。安毅和文杰拿到了这个东西，满怀欣喜地高高兴兴就了回北京。
他们本以为有了这个证明，后面的事就好办了。可是没想到，回了北京后，他们是找谁谁不管。街道说，你这事得找民政局；民政局说，你这事得找劳动局；劳动局说了，你这事得找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好家伙，他们找了一溜八开，等于全是白找。那一年给安毅累的，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什么信访办、二轻局、残联，只要沾上点边地单位，他全去过了。最后，常亮的这事儿，还是毫无结果。
这下可给安毅气坏了，他想来想去，最后直接跑到了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是一个值班的处长。他说：‘你们这事是历史遗留的问题，现在还不大好办。目前市里、国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你们再等一等看看，以后会有新政策。那时，你们的这事儿就可以解决了。’
安毅一听可真急了，他气得拍着桌子对处长说：‘哎！我先声明啊，这可不是我瞎编，这都是文杰在旁边看见的。安毅说，你们这里是北京老百姓的最大的父母官了，你们做事总不能向基层的小干部那样，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不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呀？ ’
‘我们现在不也正在研究这个事情呢么，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了。你们还是需要再有点耐心等一等。’那个处长很客气地解释说。
‘你一句话，就想把我们打发了。我们为这事，前后跑了一年多了。走到哪，都总是说等等等，你能告诉我个具体日子，让我们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具体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告诉你，但是，肯定时间不会太长。’
‘说了半天，你还是推了个干干净净。你们高高在上，就知道整天混日子，享清福，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你们还讲不讲点儿良心呀？’
‘同志，我并没有唐塞你，我说的都是实话。这个事情很快就会有个研究结果了，但是你要非让我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我也确实不知道呀？’
两个人越说越激动，谈话没想到逐渐演变成了愤怒的争吵，似乎眼看着就要到了动手的地步。但是实际上，两个人谁都不会真正动手，只不过是情急之下，两个人都有点激动罢了。尤其是安毅，他显然是内心焦急，有点沉不住气，说话有点毫不客气。
他说，‘我们上山下乡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家了，临老临老倒下岗没有工作、没有依靠了。你良心上说得过去吗？我可不客气地跟你说，这个事，一个月内再不解决，我也没有其别的办法了，我只能带着我们兵团战友，二百来号人，每天坐在你市委门口等消息了。’
‘同志，我问你，你下乡了多少年？’
‘我下乡了五年多，没有吃过闲饭。’
‘那好，那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了。我下乡了十年，绝对也不像你说的，不知道人民的疾苦。我这事也就是跟你说说，我从来也没有高高在上，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工作和生活。你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都不重要，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些话，我可不赞赏。我也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干任何违法的事，有事，我们可以慢慢地商量吗。’
安毅一听，这老兄也下过十年乡，也是个知青，那应该有感情基础了。
他也不好意思地说，‘同志，我跑这事已经有一年多了，你推给他，他又推给你，推来推去到今天，什么事也没解决呀。短期我们的战友可以接济他，但这总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呀！这事要搁在你的战友身上，你说你能忍受的了吗？既然你也下过乡，你就更应该帮帮咱这个阶级兄弟了。
你如果有空，你可以先跟我们去常亮家看看好不好？他家本来就是大家伙帮他，临时搭的一间小屋。这么着，才帮他凑合着取了个媳妇儿。他家进了屋就上床，下雨天满屋子漏雨。一家三口，两个残疾人，老婆没有了一条腿，他自己在兵团时，被轧草机轧掉了一只手。一个上中学的孩子，没有一分钱固定收入，你总得让人家像一个人似的，有尊严的活着吧！’他瞪着眼睛，跟处长把常亮家地情况说了一遍。
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安毅生气的样子，听文杰一说，简直真是不可想象安毅当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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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5/8 7:4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