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米增智《原创剧本：迟早你会明白我的心意》

请求得到帮助能够找到我的小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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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廊下小学1965届6.1班师生毕业合影上图前面第一排左起：陈桂英、李小华、刘秀萍、王桂荣、秦向虹、崔秀棉、李华、江桂荣、王秋兰、张平、张新梅。前面第二排左起：刘蒂芬、高惠英、刘洪珍、张瑞华、张玉萍、姚老师、赵嘉懿老师(住家始终在红门牌西廊下胡同42号即老的蓝门牌西廊下胡同5号里院北屋)、苑老师、校教导主任孙主任、赵老师、戴淑娟、杨杏暖、陈二菊、田桂兰、朱兰香、朱淑凤。前面第三排左起：张铁民、严世刚、王喜军、侯亨先、苏长山、邵敬州、魏中明、张宏才、刘立生、傅士奇、韩志强、洪大亮、夏桂春。最后一排左起：李文成、吴泉民、初培江、程洪斌、陈春琦、赵洪朋、孙乃玲、陈玉正、郭文斌。(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小学1965年夏天六年级6.1班小学毕业生戴淑娟2012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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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小学1964级男生米增智，毕业离校三十六年后，于2007年2月13日写道)西廊下小学的岁月已然随风飘逝，而今五十岁的我，却始终难以忘怀那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岁月。那是我少儿时代的一张光盘，儿时的许多记忆都刻在了上面……

 第一幕：我的小学生活

    西廊下胡同有三百来米长。(注：本文中的所有米数，不是实际丈量数，都是约数)它的主干道笔直，为南北走向，正南、正北。胡同五米来宽，两辆卡车错车，能在宽的地方，将将对头开过去。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西廊下胡同中部，路东的西廊下小学，是座年代悠久的普通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老北京标志、当时的全城最高建筑物--“妙应寺”白塔，就座落在阜成门内大街中段北侧，与西廊下小学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远。妙应寺俗名“白塔寺”，二十多层楼高的巨型白塔，顶部伞盖那一圈风铃发出的清脆响声，夜深人静，人在学校里，完全可以清晰听到。学校在白塔的西北方，白塔在学校东南方。三十六年前，1964至1971年，我就是在这座小学度过的。

    西廊下小学校长好像叫“张玉荣”，一个弱女子，个子一米五几，也就四十岁左右，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和无数被迫害致死的人们一样，形同草芥，无辜含冤而死，留下一个上小学的独生女儿不知去向。在西廊下胡同的南口，有唯一的一座八层高的大楼，通体黄色，与周围的四合院相比，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它是福绥境地区乃至整个新街口地区最高的住宅建筑物。在文革开始的那些岁月里，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有人迫于压力，从上面跳楼自杀。这全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的班主任叫关美康，很好的一个老师。由于我家离学校近，关美康老师经常家访，她从不向家长告状，从不讲我在学校惹的祸，只是希望我怎样改进。因此我少挨了不少打。听说关老师后来远嫁到了外地。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她个高、腿长，身材匀称，嗓音尖细，年轻漂亮，至今已经联系不上关老师了。

文革前的小学，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例如每周一检查个人卫生：指甲剪了没剪，头发该不该理;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回家;做作业有家庭小组，互相帮助;中午要午睡;老师经常家访，甚至隔三差五要上我家检查我的午睡情况。那时，有多么负责任的敬业称职的老师呀!

    美好的儿时，福绥境少年之家和西城区少年宫就在学校和住家的附近，地走不用20分钟。课余可免费去看幻灯，免费看小人书。还有航模、气象、无线电小组等。即没有后来文革到来的遍地血雨腥风，更没有现在中小学生这样大的应试教育来自四面八方的沉重压力。

 第二幕：印象深刻的几个小学老师

    曾写《那人那院那所学校》和《发小儿》两篇有关西廊下回忆文章的卞军先生，他母亲也曾是我的老师，那都是些文革的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挖防空洞，我与同学打架，被老师发现，当时我正在争取加入红小兵，心想一切完了。可老师并没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理我，最终也没影响到我的“进步”。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我长大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自己凡是处理类似事情时，都非常慎重，成心给人留有余地、留有机会。

    小学还有一个老师给我影响不浅，他叫张宏道，教我们美术。他的美术字写得无与伦比，非常漂亮，是全校写得最好的。我一直在模仿他的字，当然没有张老师写得好了。即便如此，我已经感到受益终身。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叫赵宏跃，一个单身小伙子。曾有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除了上学，整天泡在赵宏跃老师的宿舍里，看他的藏书，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华罗庚”这名字，就是首次从他口里听到的。

  第三幕：我的小学同学

    那时北京规定儿童必须年满7周岁才准许入学。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家长一般都会根据自己住家远近，选择就近找学校入学。所以小学校里凡是一个班上的同学，通常全都来自街里街坊，尽是小时候的玩伴，即“发小儿”。如今我五十岁了，和同学们分别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辈子小四十年，但我还是经常会触景生情地想起这些“发小”，多么希望大家知道我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彼此有可能实现第二次握手的宿愿啊。

    下笔到此，我的鼻子酸酸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离开了我们家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廊下胡同，离开了出门左拐五十米远、距我家没几步路的西廊下小学，全家搬到了别的地方。几年前，我回过一趟母校。母校还在，但已不是学校，估计很快地也和古都北京的千家万户一样，要被强拆了。听校门附近工地上的人说，来搞强拆的，是些很了不起的人，刚刚被抓起来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他们的老板之一，远点说还能扯上太平天国。那些个当头的，有的就是太平天国的子孙后代，祖宗留下的传统作风，在他们身上至今毫无变化。为了怀念母校，2000年我在www.chinaren.com上创建了西廊下小学校友录(http://class.chinaren.com/school.do?sid=2815034544952245991)，供所有西廊下小学毕业的校友们在上面交流。只要上网搜“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小学学校-ChinaRen校友录”就能找到它。从那里不仅能看到我，还能随时联系到我。现在，已有八个班级的部分同学加入到其中来了。然而我的同班同学--肖庆平、康文新、张宏山、贾志川、何义贤、刘青、王月明、石来银，至今还没联系上。我的Email是mizengzhi@21cn.com，希望大家赶紧和我取得联系。我的思念与日俱增，儿时的伙伴你知道么?

    肖庆平、康文新、张宏山的父母都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工作。文革中，每次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他们都能最早得知。经常是我们全家已经睡下了，他们跑来敲门报信。当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一有最高指示发表，都要游行庆祝，跟现在的朝鲜那边搞得一模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路线，通常是从学校到天安门。当时人人各个胸带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沿途不断高呼口号：“热烈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满北京谁也别想睡。

    王月明和我在同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所以我经常去她家。可以看得出，她家过去家境很不一般。我亲眼见他们家当时使用的净是全套的明清古家具。王月明的母亲对我们每个来她家上学习小组的同学，很和蔼。

    贾志川、刘青，住在西廊下小学北边靠东边的狮子府胡同附近，是我们班的班干部，正因为如此，他们自然事事都要以身作则了。刘青学习很好，我很佩服，一直是我追赶的目标，可惜小学毕业后至今不知去向。

    何义贤的家，文革期间被抄没，全部家产，瞬间一空。和太平天国后人现在搞的把人家好好的住房，拿来随意强拆的整个模式，基本一样，前后没一点区别。何义贤的母亲是位非常坚强的人，不管家里发生什么重大意外，每次见到我，依然热情打招呼，经常向我打听她孩子“二小”在校的表现。“二小”是何义贤的小名。

石来银同学与我住在同一条胡同，小学时个子比我高，我当时连跤都摔不过她。但人家很大方善良。

    另外我在www.chinaren.com建的校友录上，近来见有一位叫韩淑秋的同学也加入了进来。可是我已经想不起来她是谁了，实在对不起韩淑秋同学，希望能往我的邮箱mizengzhi@21cn.com给我来信，咱们约上大家早日见面相认。

 第四幕：母校西廊下小学今昔

    2007年春节我专门又回了一趟西廊下胡同。西廊下小学旧址还在，校内校外，地上建筑基本没变，还和我小时候的模样一样。但已改名为“北京市西城区丰盛中学(初中部)”了。丰盛中学的本部在西城区的二龙路，那里距离西廊下胡同的东南方大约有一千多米远吧。

    西廊下小学冬天没暖气，教室取暖全靠烧煤炉。文革前，每天生炉子的事，是由校工来完成的。文革后，校工成了毛主席当时说的“领导阶级”，生炉子的事只能由被“揪”出来的那些“有问题”的一大帮老师们来干了。高年级也有学生自己拢火生炉子的。由于我家离学校近，早晨，我经常主动跑去教室生炉子，以此表示关心自己的班集体。

 第五幕：回忆在小学都学了什么

    在1966年--197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十年间，我们基本没有学习文化知识，也不用做家庭作业。每天上学除了军训，就是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要经常开展“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活动。放学之后就是一个字：玩!

    我居住的中廊下胡同，有一间食品厂，它在我们家旁边。出门向东，不用拐弯，路北摸墙走三十米就到。记得它叫“北京市西城区食品四厂”。它是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定点学工的地方。每星期学工半天。食品厂生产点心和糖果。学生到这的工作主要是给每颗水果糖包糖纸。刚开始，半天只能包几斤，后来可以包十几斤。很好玩，一点也不觉得累。

 第六幕：校友一家人的遭遇让我心灵终生倍感震撼

    前面我曾说过，这里再提一下：西廊下主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五米来宽，胡同总长差不多三百来米。我们小学校就坐落在胡同中央靠南的地方，路东朝西。

    我们学校大门上的红门牌有“西廊下胡同34号”这几个字，至今如此。在我入学前，这里是蓝色的老门牌“西廊下胡同8号”。校门北侧，我们学校隔壁--紧贴着西廊下小学的北墙，是条东西向很短的死胡同，约有三十多米长。里面住着我们学校的一户老邻居，远近闻名的一位建国前后的大知识分子，名叫“马世禄”。听说他还是解放前即抗战胜利后，北平的“中国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那个年纪的人里边，受过高等教育的，凤毛麟角。

    文革期间，凡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发生好事坏事，甚或搞点庆典什么的，都要拉出马世禄，在大会上给在校师生们或街道、机关单位批斗一番。这就如同乱世当道，山寨大王率领喽啰战前杀人祭旗，以振士气。我们那一代人，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隔三岔五看这种批斗会多了去了。例如：我就亲眼见过当时的北京市长即文革结束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我们住家北面二百米远的官园体育场挨批;见过建国后的十大元帅之一、外交部长陈毅满北京被游街;见过吕东住宅被红卫兵们抄家;见过何家大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绑在一起拿麻绳牵着游街。每次都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折磨得遍体鳞伤，用棍棒和皮带打瘪为止，和今天搞强拆随便把你弄死的做法一样。弄死几条人命，向来在咱们这，真的就跟捏死个臭虫没什么两样。捏死个臭虫，在神州大地是不需要有人为之偿命的!更没人会感到如此这般血腥糟蹋同类属于犯罪、是在造孽。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实在惨不忍睹。所谓“文化大革命”，多么好听的一个词，其实不过尔尔!

    但以上林林总总，让我印象最深的，数此公最是与众不同：马世禄先生被拉出来，从来都宁死不屈，不管怎么殴打他，也不管你怎么批斗，就不低头，宁可再被打昏、打死一回，也不低头。好像他那脖子、他那膝盖，上下没长任何关节，不会弯曲一样。马世禄有个比我高一两年级的独生子，给我的印象更深，让我至今刻骨铭心：他小小年纪，每次被拉出来陪绑被打、被审，坚决站在他爸爸一边，视死如归，面对暴雨般的抽打与豺狼虎豹般的吼叫喝问，一句出卖他爸爸的背信弃义、不忠不孝、有损人格、苟且偷生的话都不说，宁可漠视一切，铁定跟他爸爸陪绑赴死，从不屈从任何淫威。要知道，我的这位校友，那时顶多也就十岁啊!至今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记得他紧闭双唇，嘴角流血，身形挺拔，令我心碎的童真风貌，铮铮铁骨浩气冲天，正义凛然!那是怎样的一副红色恐怖画图呀……我从中，也暗自感悟到了什么叫乱世里的少有风骨和人生浩然正气。

  多少年后，我常常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都不属于凡人。于是，我用百度和谷歌一遍一遍地检索他们，至今尚无所获。

 第七幕：小学抹不去的黯淡记忆

    面对我所在社会，现在这样极低的破案率，使我经常想起一桩在校时的往事：我小学的同班同学韩X春，曾当过我们班的副班长。出于对公安干警的不信任，以及迫切想检验一下公安干警破案能力的动机，他写了一张打倒毛主席的可被判处死罪小纸条，放在了厕所。结果使韩同学意想不到的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迅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那天上课，办案人员给全校师生每人发了一张纸，叫我们必须写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用来检验每人的笔迹。

    案破后，韩同学因为年幼未被判刑，但却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压力。我想，他可能今后会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在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那个年代，韩X春同学的“反动”行为，终止了他继续做毛主席好孩子的理想愿望。虽因年幼和家庭“出身好”，最终未被判刑，但他还是被强扭送到了工读学校去接受长期惩治。

    这位韩同学与我住在同一条胡同。他有个哥哥叫韩迎春。俩人出生时，父母分别在院内种下两棵小槐树。槐树一大一小，随着他俩的年龄增长而长大。现在，已是两棵抱都抱不过来的大树了。韩爸爸是位有心的人，他多么希望他的孩子能成为栋梁之材呀。韩X春的哥哥韩迎春，现在是位很出名的骨科医生，原在骨科相当出名的北京市西城区丰盛医院行医。而韩同学呢，我则一直未能打听到后来他的下落，十分惦念。

 第八幕：从小立大志用窝头解放全人类

    我家住在中廊下胡同一号。中廊下在西廊下小学北边五十来米的位置，也是路东。中廊下的最西头扎进西廊下胡同，使这俩胡同形成了一丁字形。出了中廊下，往南或往北走，都是西廊下胡同的地界。由我们家出门，往左拐，再望右，总共走上四十米就是西廊下小学分校，它在丁字路口的北边路西处，当然也位于西廊下胡同里边了。那是我一入校时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地方。到上三年级，就转到了马世禄先生家隔壁的西廊下小学本校去了。

    另从我们家出门往右拐走四十多米，那是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小学分校，它的墙紧挨着上述提到的那个北京市西城区食品四厂。

    七岁我该上小学了，曾着实让我父母费过一番心思。都说1949年北京解放前(或解放初)，西廊下小学是“窝头队”(也称“窝头校”)，即校内穷人家的孩子居多;福绥境小学是“馒头队”(也称“馒头校”)，里面体面家庭的孩子多。正当我父母搞不清自己属于哪一层次，孩子该去哪一所学校上学时，当时还没被打死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带头走进了北京的小胡同，走进了大杂院，淘厕所。一时间，劳动者最光荣就成了时尚。于是，我父母不再犹豫了，把我送进了“窝头校”。想起来，多么朴实。

    再后来，就全都实行硬性的分片上学政策了，在北京各处，你住哪上哪，谁也不许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从“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的我们，同学大多面带菜色，严重营养不良。很明显，我们那一代，身材普遍偏矮。当时，把有肚子的人，尊称为“将军肚”，绝对地是以肚为傲。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已经可以吃饱了，此时大多数人开始认为馒头好吃，窝头不太好吃了(虽然人们还是在天天吃着棒子面窝头的)。本来这是人的天性，可在当时那会儿，认为只想吃好的是“忘本”的典型表现。于是到处开始遵照上面意思，展开了忆苦思甜活动：一定要用麸皮，加上槐树花或者榆钱儿(即榆树的嫩籽)，拌上野菜、白菜帮子，蒸团子吃。

    因为我家离学校近，大家便来我家蒸。当时我妈没经验，放了点盐(没放油，也没油放)，结果拿到学校，同学们都很爱吃。后来有人站出来批评说不应该放盐，因为旧社会劳苦大众是没钱买盐的。从此我们吸取了教训，再做忆苦饭时，不光不放盐了，树叶和菜帮子也都不洗了，因为旧社会的穷人们是没钱买水的啊。再后来，怎么难吃就怎么做：蒸要蒸它个半熟，因为旧社会劳动人民更没钱买煤呀。终于有一天，同学们开始认识到棒子面窝头好吃了，认识到我们这种天天吃窝头的日子是多么地幸福了，也开始发自内心地感激起大救星毛主席来了。现在回忆起那些，觉得毛主席就是高，他老人家在这方面就是点子多、主意高。毛主席无论把社会和大伙怎么弄，都能使我们产生幸福感。

    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就是要我们最终必须明白：除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包括美国和台湾，通通需要我们长大以后，把那里的人们从贫病交加的苦海里解救出来，使美国人民、台湾人民也能过上我们当时过的幸福日子。

 

 第九幕：小学参加天安门国庆活动

    1969年夏天，举国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庆典之际，西廊下小学接受了一项十分光荣、万分神圣和艰巨的任务：参加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庆典活动的十万人组字和组边工作。为何万分神圣?只因有机会亲眼见到到时候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呗。

    当时我们西廊下小学五年级二百多人，只能有一百三十人参加这次活动，所以竞争十分激烈。刚开始，大家纷纷写“请战书”，表决心，发誓言，甚至有同学还交了血书。后来是大会小会。誓师会开了很多回，同学们一个比一个决心大。最后校革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让大家全都参加排练，谁排练不好再淘汰谁。其实这招更狠，也就是说，有七十多人一定会被淘汰。

    排练开始后，大约每一两天淘汰一个人。由于谁都不愿意被淘汰，刻苦排练，小心万分。校革委会领导见几天淘汰不下人，想方设法开始加大训练难度，还藏起来观察学生。于是有人又开始中招了。为了淘汰人，校革委会的领导们甚至还采取了发动同学互相揭发的恶招损招，连卧底，带偷听、搞突然袭击等等，各种招都被他们全用上了。

    眼见同学们一个个痛苦地离开，留下的人更加提心吊胆，百倍努力。终于，只剩下一百三十一个人了。最后被淘汰的肯定最痛苦!那时人人自危，决非言过其实。因大家，一是太想参加庆典活动了，二是年纪很小才十一、二岁还没亲身遭遇过这种挫折，三是毕竟训练了几个月再被淘汰确实感觉太残忍、太倒霉了。

    眼见就到国庆节那天了，校革委会怎么也找不出毛病淘汰那最后一个人了。我们越来越紧张，像一根琴弦，越崩越紧……结果，最后最倒霉的那人终于出来了，他叫朱军。被淘汰的理由并不是他在排练上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一个让你想都不会想出来的原因：他在休息时坐在了老师的自行车上。据称是把车的闸，坐坏了。当时他主动答应给修好也不行，只能被淘汰。开始，他还不肯走，硬跟着还是彩排，让我们感到实在是心酸。

    国庆庆典那天，进行到最后，我们十万儿童涌向天安门，有的同学确实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我却被挤到了最后，不仅挤掉了一只球鞋，还失去了亲眼见到活着的毛主席的唯一一次机会，痛惜良久。

    1971年9月13日，由毛主席亲自点名一手载入宪法的最高领袖接班人、我们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林彪，率众叛逃，乘三叉戟飞机，奇怪地摔死在了北邻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国庆大型庆典活动，也因为他这么突然一摔，当月就被中央宣布不再搞了。虽然当时我又有幸接着参加了国庆组字排练活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出现，从此绝了我的念相，再也没有机会争取亲眼见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