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汇报会上，我开始反驳了。有人说优长发是苏修的特务，我就反驳说：‘他是我们连里最无私、最应受人尊敬、最坚定的共产党党员。’
有人说，‘他是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一贯的自由散漫。’
我立刻就回应说：‘他是最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最大公无私，学习劳动总是吃苦在前。’
反正我是铁了心的要和他们对着干，针尖儿对麦芒。因为心怀气愤，大脑一时也失去了冷静。显而易见，我的态度自然不会很好，时不时地还会跟发言的人大发雷霆!
因此，大家当时对我的愤怒态度，也是很反感，双方都冷漠无情地对峙着。这更增加了我和大家互不信任的恶感。别看我虽然表面上显得很犀利而坚强，可是，我心里却感觉受到了孤立无援，肚子里也是满腹的委屈、惆怅与哀伤。
被我反驳过的人，坐在炕上还在不停地嘟囔着，说我和优长发肯定是串通一气的苏修特务网。说我是要跟优长发，是铁了心的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我对于人们专门针对我的攻击，继续忍耐着不做回击。因为我懒得为那些虚构的故事浪费唇舌。同时，我也觉得人们的想象力实在可笑、不屑一顾。
其实，指导员这时的心里也是很矛盾，他经过反复思考，他对事实确实还拿不准。他想了很久，平时这帮孩子都很天真可爱，依照她们的表现，叛逃到苏联的可能行也不大。他踌躇不决，思前想后，他真有点犯难了。只见他最后还是拉下脸来，严厉地批评我道：‘大丰，你首先要好好学学毛主席语录，要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要让自己做到“言者无罪”，要让大家把话讲透、讲完……”他的话语似乎很严厉，但他并不急于下任何结论。
我反正带着怨气，怒不可遏的情绪使我变得更加冷酷。我有时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只要谁提出了对我的姐妹、或者是对优长发胡编滥造出的意见，我就还会毫不客气的给与回击。这下子，会场真的像是变成了战场，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道。会场上似乎弥漫着硝烟，呛的人真好象有点喘不过气来，会议每次始终就像这样激烈地争吵、僵持着。
几天之后，指导员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再继续争论下去了，事实迟早会水落石出。于是，批判会到此也终于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出事的第五天，连队根据我讲诉的情况，无奈地请示了团里。于是，连队向所有遇难战友的家庭发出了加急电报。电文的格式都是一样：你单位职工张三的孩子张小三，因公不幸牺牲，请接到电报后，立即来我连料理后事为盼。电报迅速发往了哈尔滨、天津、北京，遇难战友父母单位的革委会。
事后，我听到秀颖的父亲说，他是三号接到通知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大丰是不是也出事了。他急忙赶到我们家，见到我母亲时，他激动地流着眼泪、哀伤地把电报拿给我母亲看。
‘老陈，你有没有接到兵团的电报？’，秀颖的父亲哽咽地问道。
我母亲接过电报逐字逐句地看了两遍，看后，她顿时就有点儿蒙了：“哎呀！我怎么还没有接到电报哇！”她一脸的惊恐，茫然不知所措。
我母亲也知道，我和秀颖在一个班里，平时我们俩也是形影不离，她又哆哆嗦嗦地仔细重复看了一遍。她心想，没准单位是恐怕她身体虚弱，可能故意在瞒着她。想到这，母亲便心急火了的急忙跑到单位革委会去问。可是单位的人说了，他们确实没有收到电报或任何消息呀。
我母亲确实有些迷惑、茫然了。她知道，除了电报，电话，别的途径根本联系不到边境。我母亲想去打电话，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拨打，不明真相的母亲变得又急又怕，惊恐万状。当天，她的血压由于焦虑与恐吓，而急剧地升高，终于病倒了。
出事的第六天，我开始绝望了。事实，打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抱有的幻想。我知道，看来她们是真的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和秀颖，恐怕今生也是永别了！当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变得即软弱又害怕，心里窝着一肚子的冤屈。使过去一向坚强的我，开始爱哭了，动不动就流眼泪，一个人躲在被窝里不停地哭，似乎我的朋友只剩下眼泪了。
上午，连里组织人员为牺牲的战友拆洗被褥。虽然我的身体不好，而且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正经吃东西，也没睡好觉了，浑身感觉绵软无力，头痛欲裂。但我还是坚着持，给秀颖拆洗了所有的床上用品。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不枉我与她朋友一场。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稍稍减轻一点我失去她的苦痛。在拆洗被褥时，见物思人，思人伤情，我又想起秀颖，想起去年秋天时，给她拆洗被褥的情景。我的眼泪噙满眼眶，终于泪水再次溢湿衣衫。
‘秀颖呀！你在哪里呀？’我在心里呼唤着她。
中午，天空淅淅沥沥地漂起了小雨，天色灰蒙蒙的一片。
我一个人顺着泥泞的小路，默默地又来到了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我呼唤着，呼唤着我的秀颖，呼唤着我的姐妹！秀颖呀，姐妹们呀，你们到底在哪里呀？你们为什么不托个梦给我，让我知道你们是死还是活。你们知道我有多么的想念你们吗？我现在是多么的需要你们吗？
我现在虽然还活着，可我比死亡还难受！我整天就象行尸走肉似的，承受着人们的歧视、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现在战友们谁都不敢理我，谁也不敢相信我，没有人和我说话，全都躲着我远远的，跟我划清了界限。我一个人遭受到诬陷的孤独与寂寞，内心也感觉委屈极了！如果你们还在，你们一定会给我安慰。如果秀颖你还活着，你一定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证明我是无罪的。
秀颖呀！我也对不住你！在那生死关头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去救你，只顾一个人逃命了。我也没有想起别的姐妹，也没有……可是我那时真的也是给吓蒙了，满脑子都是空白，只有本能的挣扎了。
难道就为这儿……我就该受到怀疑、诬陷和非议吗？难道就为这……你也不原谅我，到现在你也不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里呀？……秀颖呀秀颖，你千万可别埋怨我！我是对不起你，没有跟你同生共死。但是老天爷只要还我活着，我就不能让你们的名誉受到玷污和诬陷！我会对得起你们……我从悲伤中，也在寻找着支撑的力量。
秀颖呀！你还记得吗？以前我总是为自己这张爱唧唧喳喳的嘴发愁！多少次，我恨不能变成哑吧，还让你帮助我改掉这个爱说话的毛病。可现在，没有人再提醒我，也没有人再监督我，可我已经变得不爱说、不想说话了。我厌恶了人们的虚伪，憎恨人们的谎言。我的嘴巴好像已不受大脑支配，就是不想说了，懒得和人们辩解。我的话只能在这江边，面对流淌的江水，在心里，跟你述说了……
秀颖呀！你回来吧，你快点儿回来呀！我不能没有你，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只有你能理解我，只有你能安慰我，只有你能帮助我。你知道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大家现在都不敢理我了，他们还揭发优长发是个祖国的叛徒。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地、并对大家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但是他们谁都不相信我、还冲着我大吼大嚷，让我要站稳阶级立场。你说这一切的陈词滥调，都是多么的无稽、荒唐啊！我委屈、我害怕、我孤独、我想家，你走了，留下我孤独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我好难受、好恐惧、好无助、好怕好怕呀……
秀颖，我是来向你暂时告别的。一会儿，我就要跟连里的人去营部，参加接待你们遇难战友家属和你父母的工作。这几天，我不能再天天来江边看你、等你。但是你放心，等我办完了事情，我会马上就回来，回来等你，等着亲手给你料理后事……
雨，似乎越下越大，风也刮的更猛了。忽然，天空中一声霹雳，随后，远处一道强烈的闪电划开了黑压压的天空。在这个风雨交加的中午，在对秀颖无限的追思和怀念中，我面对滔滔的江水，立下了我人生中三个坚毅的誓言：
‘一、织网班的战友们，你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老天爷让我活着，我就要替你们说真话！我决不会让任何恶毒的脏水，再泼到你们的身上。
二、我要把你们的死，记在心里，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们写出来，还原你们原本的清白和无辜，让你们在我的笔下永生！
三、在适当的时候，我要改了名字，以纪念我人生中、最好的战友秀颖。’
下午，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坐车跟刘影和另外七个战友到了营部，准备迎接七位遇难战友的家长。所有遇难战友的家属，连里面决定都安排住在了营部，那里的条件，要比连队里好许多。
白天，我要接待所有难友亲属们的询问，尽可能的解释和安慰他们，陪着她们一起哀伤、流泪。夜晚，我经常一个人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无法入眠。
三天之内，所有遇难者的父母和一些单位的领导都到了。不久，优长发的父亲和弟弟也匆匆赶来了。
让我终生难以忘却的镜头，现在还常常在我的眼前闪过。优长发的父亲，他是一个地道老实巴交的山东农民，优长发长得极像他父亲。这位憨厚、饱经风霜的老父亲脸上，刻满了艰辛岁月留下的沟沟坎坎。多数时间里，他都是阴郁和沉默，很少说话。他本来也是为儿子奔丧的，心中也同样怀有满腔的痛苦和伤悲。但是，他在哀痛难过的同时，还得像个背负着沉重孽债的罪人一样，低眉顺眼的处处向大家陪着小心。
那天，全体家属第一次聚集在了会议室里，听取事件的详细汇报。当优长发的父亲和弟弟进来时，只见他们两个人一走到屋子中间，“扑咚”的一声，就给所有落难的家属们跪倒在了地上。长跪不起的老人声泪俱下地说：
“同志们啊，俺对不起大家伙儿呀！是我的儿子，他害了你们的孩子们，我这个当爹的也对不起你们大家伙呀！我在这，替长发给你们大家伙儿赔罪了……实在是对不起呀！我给你们大家伙儿赔不是了……”
憨厚的老人家，满脸是老泪横流……同样自己也失去了宝贵的儿子，却还要跪着给大家伙赔罪。而且，儿子的头上还扣着无辜编织的罪孽……，他还不知道，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面等着他呢。
好心的家长们，没有人责备他老人家。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长发的父亲搀扶了起来。他们诚心的安慰老人说，这个事不能全怪他，谁让咱们都摊上了这倒霉的事儿拉！咱们都认命吧！
我抹着眼泪，告诉老人：‘大爷，我可以用生命向您担保，长发他绝不是叛逃到了苏修！他是一个好人，事情终究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他一个公正和清白。’
其实，要说这些落难的战友里面，最悲惨和倒霉的可就属优长发了。他因为此事，后来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开除了党籍，还剥夺了公职。她的老婆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她还在坐月子，家里人就没敢告诉她，所以她没有来。而那可怜的孩子一出世，却已经失去了可爱慈祥的爸爸。
我现在经常还会想起优长发，想起他的老婆。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还不算，还从此失去了经济来源。一个农村的妇女，还要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这生活，让她一个寡妇将来的日子，可是怎么的熬过去呀……
这个世上，真不知道还讲不讲一点人情、还有没有一点儿天理了……哎……我对这个世界，真的开始茫然了……
六月九日，是我们连天津知青到达兵团整一年。而那天，连队的知青们在高兴地庆祝，而我，却是陪着遇难战友的家长们，回到连队收拾她们的遗物。
当家长们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看到自己孩子的遗物，睹物思人，个个失声嚎啕痛哭。郝毓芳的母亲，在我们住过的大炕上，来回不停地打着滚哭叫着。她们抱着自己孩子的遗物，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痛诉着做父母的怀念、悲哀……。她们都在祈问苍天：我的孩子到底是死是活，为什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呀？她们在问孩子：孩儿啊！你走的那么匆忙，竟然不来和我们告别一声。你们年纪轻轻的就撒手人寰，让爸爸妈妈往后可怎么活下去呀！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的不幸。谁看了那个凄惨的场面，听了她们的撕心裂肺的哭声，看着她们的手足无措的动作和表情，都会让人心碎呀！”
说到这里，大丰的泪水刷刷的流个不止。邓丽紧紧的抱住她，两个人哭做了一团。邓丽知道，她此时内心的伤口，一定是又一次地被撕裂，创口在流血，灵魂在哭泣。
过了很久，大丰才终于止住了哭泣，接着她说道：
“我被战友的亲人问的是哑口无言。我只是眼中的泪水流个不停，当时姐妹们落水的惨景，又在我的眼前晃动。我的心里，真是破碎的让人痛不欲生……
六月八日的早晨，优长发的遗体首先在营部附近的连队被发现。经过验尸，人是呛死的，自此所有的怀疑、诬陷、诽谤全部都得改写，政治事件，也终于更正为-重大事故。
捕鱼队的老职工，陶朝阳告诉我：‘优长发是背朝上，漂浮在江面上的，打捞上来经风一吹，尸体很快就变成酱紫色，因为要等验尸报告出来，所以，当时并没有及时掩埋。等到第二天，尸体已经膨涨得无法平放着进入棺材内了，最后大家是把他的身体侧着，硬塞了进去。优长发的遗体，被埋在了营部附近一座荒凉的山上。但是我曾悄悄地去找了几次，始终都不知道他确切地被埋在了什么地方。
在营部接待遇难战友父母的日子里，家属们除了苦苦地等候自己孩子的消息，有时也会凑在一起说说话儿。有天傍晚，她们不约而同地说起梦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出事那天的晚上，孩子们都回家了……
其实，除了哈尔滨的于淑香、郝毓芳、陈艳，曾在去年底回家去探过亲。天津、北京的战友们，都是去年刚刚辞别父母来到了边疆，从此便“壮士一去不归还”。
唉……在父母们的话语中，孩子们回家方式各有不同。有的人还跟父母说话了；有的人就是站在家门口，倚在门框上，笑眯眯地看着父母；有的就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家一样。家长们说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是似信非信。但有一点儿我是相信，冥冥世界之中，一定会有上苍……
当时，团里派来了一个股长，让他来负责处理所有善后的接待工作。他叫杜玉珊，也是解放军叔叔。他为人很和气爽快，对我也很好，我一直忘不了他那总是微笑着的脸。因为那个时候，我既悲伤又委屈，太需要有人呵护了！
杜股长跟家长们是真情的接触，陪着她们去江边，认真听取她们对事故处理的意见，而且他把家属们提出的所有意见，一一记录在了一个小本子上。
我记得，几乎所有的家属都有一个相同的要求，就是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只有秀颖的父亲提出，将来等到孩子们的遗体找到了，希望把她们合埋在一起，立个碑、栽上树。
当时杜股长答应家长们，他一定会把她们的意见，如实地汇报给上级领导，尽量不辜负家长们的期望。但后来的事实，团里的领导们，却让所有的家长们大失所望了……
事故全部处理完，杜股长带着人，走访了所有遇难战友的家属。据我所知，除了按规定给予了遇难者一定的抚恤金外，其他的什么条件也没有答应。为此，秀颖的父母和延云的父母都十分气愤，他们始终拒绝领取团里发放的抚恤金。
咱们把话再说回来。当时所有的家长，在营部苦苦地等待了近半个月。可是他们的孩子，却像空气一样蒸发了似的，在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点音信或蛛丝马迹都没有。除了人们找到了优长发，找到了沉船，而所有姐妹们就是一个都不肯露面，离奇的消失在那蜿蜒的乌苏里江中。让每个家长在焦急的期盼中，似乎还怀有一线的希望……。
六月十八日，家长们终于再也不能等待了，他们都还要回单位去上班、工作。那天，最后等待的一批家长，也只能黯然神伤、无奈地离开了这里。”
大丰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端起大缸子，喝了一小口水。
大丰一直盘着的腿，也感觉到有点儿酸了。她把两条腿伸直后，又继续说道：
“落难战友的家长们都陆续走了，我们也从营部回到连队。
二十天的身体疲惫、心灵悲伤；二十天的心里恐惧、情绪紧张；人们的冷嘲热讽、苏修特务的压力；领导的拍桌子、瞪眼睛、恐吓、无情的批判；所有一切的磨难，这会儿，终于把我是彻底的压垮了。
当天夜里，我便发起了高烧。体温表都快到了四十度了，又是打针，又是吃药，我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热度才渐渐地退去。我到鬼门关走了一回，阎王爷不肯收留我，又把我给打发了回来。可是我的人，也彻底瘦的脱了相，谁见了都会吓一跳。还好，就在我的生命摇摇欲坠的时候，我愣是咬着牙、用信念和毅力，终于挺了过来。因为，即使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也绝不能就这样匆忙地离开这个世界，我一定还要再见我的战友们，再见她们的最后一面，我要为她们洗刷沉冤。
就在家长们刚刚离去的第四天，我身体也不再发烧了，头脑变得清醒。大家一直企盼的奇迹，终于出现了。
第一具知青的遗体，在苏联的岸边发现了，她是郝毓芳。她是顺着江水，漂流到了苏联的一个河汊子里。平时那里很少有当地人去，后来还是被当地的一个小孩子，去那里玩耍而偶然发现了。苏方通过在东安会晤的方式，通知了我方去人辨认。
边防军和连队的三个人一同去了，他们认出了是我们连队的人。但是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具尸体是谁。于是，他们就用白布将尸体缠裹好，装入了棺材里拉回了连队。
我随后咬着牙，拖着虚弱的身子去做了仔细的辨认，完全可以证实这具尸体就是郝毓芳。她的衣服一点没有损坏，衣扣也没开。但是，她的脸部已经严重腐烂，眉眼容貌根本看不清了。五天以后，营里来人拍了照片，从她身上取下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又在衣服上各剪了一角，以便对她的家人有所交代。我们给她盖上了一套解放军的服装，军帽盖在她的脸上。
一切处理好了之后，他们又让我看了最后一眼，于是，两个木工就钉上棺盖。他们把棺木拉到了笔架山下的老鱼房子，我们织网班的一块菜地里，给静静地掩埋了。
转天，于淑香的遗体也在乌苏里江中被人发现了。她的遗体，也是按照毓芳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当天，她就掩埋在了毓芳的身旁。
陈艳的遗体是七月中旬，在中苏一个有争议的小岛上发现的。那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平时很少会有人去。因为江水在涨潮时，总会有一些鱼儿，随着汹涌的江水冲到岛上。退潮时，来不及游走的鱼儿就被搁浅在了岛上。附近的居民去岛上拾捡鱼干儿时，才发现了她。
陈艳的遗体简直让人惨不忍睹！她的身上，已经被岛上的动物啃噬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人们在她的衣兜中，发现了我们连队食堂的饭票，这才知道她是我们连队的人。当时，连队是派杨中国等人去辨认的。因为那是一个荒岛，岛子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布满了荆棘、灌木丛。因而没有通车的道路，大家只好把遗体在原地烧殓，然后把骨灰背了回来。七月十七日，陈艳也平静地入土安息了。
秀颖和金凤的遗体是最后发现的，而且是异常的神奇。
九月十五日的晚上，我在连队食堂正好加班，给战友们赶制中秋节的月饼。连长忽然派人来，叫我去连部。到了连部以后，连长劈头就问我，李秀颖在落水时，她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我当时就有预感，可能这回是秀颖被找到了。我怕连长说不清楚，就直接给营里摇了电话。对方说发现的是两具女尸，但不能肯定是秀颖、金凤或延云。毕竟从出事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有一百多天。
第二天，杨中国和连里两个人去了东吴。在东吴，杨中国又给我来了电话，详细问了我秀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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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3/10 15:5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