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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附中那三年

    1962年6月，我从初中顺利毕业了。何去何从？国家号召家住农村的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城市居民的孩子，若能考上高中，便可继续读书，否则，就像董佳庚、邢燕子、侯隽那样，到农村去当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要不，就去当“八大员”-即保育员、邮递员、炊事员、饲养员、裁缝、清洁工、理发员、保管员。不管怎么说，由于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我不愿意干那些行当。我曾在农村长大,深知城乡差别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摔八斑刨食吃的艰难,我也不想再当农民。再加上从上初中起我便向往能做天之轿子,上大学那可是我的理想，而上不了高中，考大学就成了泡影，那我可不甘心。

    可我们家呢，贫寒的家境要再供我上高中绝非易事。那时候我家只有爸爸一人在剧院工作，但他得养活六个孩子，而且不久还会有一个孩子出世。他一个月就84元收入。妈妈想到，家里经济状况实在太困难了，我不适宜再上学。她觉得我16岁了，应该能帮她一把了。出去干活不仅能挣点钱养活我自己，还能贴补家用。这样不仅能减轻点家里的一些负担，还能给家里增加点收入，是多好的事。他和老姨夫联系，请他在清河砂布厂给我某份差使，叫我去当学徒工，一个月可拿到16元工钱。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慑于母亲的威严，我不敢公开与她对立。怎么办？就这么认了？我又不甘心。我背着妈妈，偷偷到大钟寺驻军处，请解放军帮助我给爸爸拨通电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打电话，感到万分情急的我，在电话中只是哭着跟爸爸说：爸爸，您快回来吧！家里有紧急事情等您回来处理那！爸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追问我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哽咽着说不出多余的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十几年来，我什么时候有胆量和爸爸这样说过话，若不是涉及到自己未来的命运，我绝不敢这么做。爸爸从我带着哭腔的的话语中感到，家里一定是出了大事。他心急火燎地蹬车从城里赶回来了。当我见到救兵到了，心底升起一线希望。

    其实，我并不清楚父亲是否会支持我继续上学，只是我再无人可以作靠山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我认为爸爸毕竟是国家干部，有文化，与没有文化的母亲相比，肯定应该更有远见。我希望他能为我的前途着想，能支持我。当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问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时，我只说了一句：“妈妈不让我再考高中了”，就泣不成声起来，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的小爸爸，一向不管家里日常杂事的爸爸，这个时候俨然一下子就成了真正的家长。他对妈妈说：让她上吧，这孩子一直学习不错。我喜出望外，终于爸爸为我撑腰了。可是妈妈搂着小弟弟，背对着我们躺在炕上，我知道她在生气。她说：这丫头翅膀硬了，敢自作主张了，竟然背着我去搬救兵。爸爸劝她别生气，说孩子不是怕上不了学嘛！又没干什么坏事。妈妈说：那就全家人把脖子系起来，让她上高中吧。不管母亲多么不心甘情愿，我终于在最后关头赢了她，如愿以偿，取得了报名参加高中考试的资格。而且，老天助我，我成了大钟寺居民区屈指可数的高中生。

    实际上，到今天我心里隐隐地觉得我对不起妈妈，为了我的前途，增加了她的负担，让她吃了太多的苦。可是万事都有两个方面，正因为我多读了几年书，有了多一点的文化，才有可能走了和其他小伙伴不同的生活之路，当了国家干部，比那些伙伴多拿了工资，也才有可能在日后有力量资助父母亲多年。也正因为父母亲成全了我，使我更懂得了一定要竭尽全力回报父母，不让父母因为我是个丫头就对我绝望。如果我当了农民，当了八大员，能顾住自己就不错，也不可能有后来我每个月定时寄给她的钱，数量相当于爸爸给她留下的。妈妈，女儿知道你因为我的固执多吃了许多苦，只能说对不起了！请您一定接受女儿迟到的歉意。

    经过力争，我终于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1962年7月我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附中。那时候我是大钟寺绝无仅有的几个高中生之一,邻居王玉军大哥每次见到我回家都戏称大学生回来啦。与同时考上这所学校的许多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人送，是自己驮着简单的行李到学校报道的。那时候因为我背了爸爸给我的缅甸吴努总理送的少数民族刺绣挎包，一个人不吭气，看着其他同学在家长的帮助下办理报到手续、甚至铺床铺都是由家里大人帮助办的。而我一切都是自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吭不咯，躲在一边，其他同学们误以为我是归国华侨或者是孤儿。我自己虽说孤单点，但并不自卑，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这些事情自己完全能应付，用不着大人为我操心费力。

    上高中一年级我按学校要求住校了,开始享受一天有保障的三顿饭,生活也有了规律,体重一年便由84斤长到100斤,女性特征开始明显。又长又粗的两根大辫子垂到腰间,脸色也红润起来,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我知道为了能让我上这个高中,可是难坏了我的父母。每个月十元五角的伙食费,开学时要缴的书本费,学杂费,住宿费,一下子几十元不是小数字。父母亲都是非常要面子的人,他们楞是东挪西借，就是不肯向组织申请补助。每当月底我得交饭费,可是那时候正是家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妈妈没有钱给我。可学校是不交钱就不让吃饭,我只能暗自以泪洗面,一筹莫展。幸亏遇到我的班主任老师黄金广，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对他的学生充满爱心的年轻教师。通过到我家进行家访，发现我家的困窘状况。他先是自己掏出五元钱给我做周转资金,然后向校长反映,为我申请助学金。没有黄老师的帮助,没有人民助学金,我的高中学业难以完成。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每月每学期流泪犯愁的光景还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黄老师和学校对我的恩情也让我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1962年12月底到1963年初，我家又大难临头。母亲因为生小妹差一点丧命,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我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就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既要哄着三弟三妹吃睡,还要管三个上学的吃喝穿戴。里里外外都得操心,哪个没想到，就会出麻烦。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忙忙碌碌不算,两个小的还时常哭闹,要找妈妈,让我吃尽了苦头。到医院看到母亲衰弱不堪、奄奄一息的惨不忍睹的模样,我几乎哭死过去。妈妈从昏迷中醒过来,看到我哭得红肿的双眼,怪可怜的。她安慰我说：“别怕,我死不了,你去把弟弟妹妹照料一下,我很快就会出院的”。面对着全身浮肿、面色苍白无一点血色的母亲，我还能说什么,只能强打精神，努力做出我能应付自如的样子,让妈放心。当时的父亲不在北京,没有人帮我,我稚嫩的肩膀几乎撑不起这个家了。但是几个弟妹可怜巴巴的站在我跟前,我没有其它选择，弟妹们需要我必需坚强地挑起这副家庭重担。我辍学在家照料五个弟妹,我问苍穹大地,难道我真的就这样交代了吗？就这样当一辈子的当保育员了吗,？我又一次的很不甘心，但是没有办法。几分无奈几分心酸,真象是被逼上了梁山,只好咬牙担当这份重担了。同时，我在内心祈祷老天保佑我的妈妈，愿她真能闯过这道鬼门关。说老实话，就是到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我还是很害怕，忍不住泪流满面。看电视连续剧“大哥”、“大姐”“嫂娘”的故事时，我都想到了我和我的弟妹们,哭的一塌糊涂。丈夫说我看电视剧还哭真傻,让人家骗了。他哪里知道，其实我就是在哭自己，因为电视剧里演的正是我所经历过的。那份苦楚只有亲自经历了才会有深刻的体验。因为我有过那份体验,所以我才特别为善良勇敢的主人公的行动所感动，才分外珍惜一家大小都平平安安的日子。

    1962年12月30日小妹出生,那时候新生儿一个月有6斤粮食定量,母亲再三嘱咐,一定在31号把户口报上,粮食关系办好,买上当月6斤粮食。那年头,多有6斤粮食，那是多大的喜事呀。我赶快跑到派出所去上户口,警察一问我：新生儿叫什么名字？我傻眼了,妈妈没有告诉我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可再跑一趟，时间来不及了，我就自作主张给小妹取名叫张琦,一个和我所喜欢的音乐老师同音的名字，小妹一直用这个名字到如今。我还领上了粮票,买上了粮食,为家办了一件大事。事后父母亲都说关键时刻我还挺管用的。父母很少表扬我,这一次我很高兴自豪。我不是男孩，却顶上男孩了！

    母亲出院以后,家里像冰窖一样冷冰冰的。爸爸剧院的同志代表组织来看望家属,发现问题,答应给一个洋铁炉子和几节烟囱,但要自己去剧院拿。我家住在大钟寺,爸爸剧院在东单,若是现在,若是当时有钱坐汽车,那都好办得多。可是我没钱坐汽车，而且偏偏我又不大认识路,还需要我骑自行车把炉子和烟囱拿回家。一个一米五的小个子骑一辆二·八男车，真有点难为我了。可我一咬牙，愣是一个人边走边问路去了。当剧院的阿姨帮忙把炉子和烟囱绑在车的后架子和横杠上后,一再问我行不行,我心一横说能行。由于天已漆黑一团,我顺着东单大街一直往北骑,西北风呛得我喘气都难,人缩着脖子只管吃力地蹬车,没顾得上辨别方向。这下子可惨了,一个猛子扎到了东直门。直到看到铁路我才傻眼了,因为我记得德胜门那儿没有铁路。城门楼子样子倒是差不多,可是离回我家的路可差远了。我可怎么样才能找到德胜门呢？路上行人已经十分稀少,我心里非常害怕,推着车子在城门楼子附近转游,碰到人就打听。苍天有眼,终于让我在午夜回到了家。妈妈一直没睡,眼睁睁地坐等我回来。我进门的那一刻，见到母亲的目光那么慈祥柔和,分明是她感到有了指望。也许我太少见到母亲这样的表情,所以今天回忆起来仍然那么亲切,充满甜丝丝的味道。

缺课两个多月的时间,没能补课就期末考试了,除了我的强项语文、俄语只考了88分外,代数还不及格,对我来说,第一次尝到一落千丈的痛楚。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谁也没有想到天灾人祸袭来，这对我也是一种考验。我认为对于做学生我来讲，这是奇耻大辱，自己躲到无人处大哭了一场，毕竟这是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擦干眼泪，经过假期复习补考及格后我才算过了关。

    因为家里穷，交各种费用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每次伸手向妈妈要钱，我都特别发怵。对着妈妈那一脸的无可奈何，我听到没钱时就会流泪。因为我无法回学校交差，不交钱，学校不答应，不是不让吃饭就是不让上课，要不就是集体活动你得靠边站。这些都是让我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学生特别难堪的事。为了我能像其他同学那样正常上课，我必须自己想法挣点钱，既减轻家庭负担，又给自己挣来学费。每逢假期，我争取各种勤工俭学的机会,干各种体力活给自己挣学费。

    我记得有一个暑假，我和陈复云到石油学院实验工厂当小工。每天负责把车床擦拭干净,还要给各种口径的钢管擦机油。北京的三伏天，天气极其闷热。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休息避暑去了，像我这样家境而又不干命运安排的孩子，只有用自己的体力换钱。机床又那么多,我俩干得汗流浃背，头晕眼花,同时让机油味熏得光想呕吐。可是我们还是坚持到了假期结束,挣了几十元钱。新学期开学，我不用看妈妈愁苦的脸色，让自己难堪悲切，就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室里,不用听老师说没交钱不能上课的难听话了。

    在石油附中的三年里,我先后当过生活委员、文艺委员、体育干事。我是一个文体活动积极分子,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课程是俄语、语文尤其是作文、历史,喜欢参加文艺演出,体育竞赛,总之不太喜欢理科。我参加的俄语朗读比赛获得过第一,参加的体育竞赛多次获得学校、海淀区的奖励。经常参加班级、学校及石油学院的文艺表演，我的独唱不仅出现在学校礼堂、教室宿舍,也传到亮甲店、六里屯村的田间地头、大场院。应该说我本是一个快乐的人，即使在多灾多难的年代，我也曾经把欢乐带给自己和大家。努力用乐观向上的精神鼓舞自己，战胜消极低迷的情绪。

    过去正如我的小学老师说的，我是凭小聪明而不是刻苦用功的学生。因为凭借小聪明，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没有开过夜车，从没有去死记硬背过。每次为了应付老师提问或考试，我都是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课前十分钟现看一下就应付过去了，真的没费劲。我笑话那些成天抱着书念个没完，可是成绩照旧并不大好的同学。为了考验一下我，我的一个姓周的男同桌，曾在一次期中考试前，把我的俄语书藏起来，结果我还是考了90多分，他说我是神了。我没什么神的地方，只是对自己喜欢的课程记忆就较好而已。

    在高中三年级，我彻底明白自己的学习时间不会太长了，因为几乎一贫如洗的家庭不可能再供我上大学了。也许为了证实自己不是熊包草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功苦读。毕业考试前的集中加班加点虽然让我挽回了自尊，因为除了化学考了89分之外，其它各科均在90分以上，我以优异的成绩给自己的高中阶段划上一个理想的句号。但是苦读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使我本来就有的神经衰弱的毛病更加严重了，简直闹到了黑白颠到的地步，就像现在流行的广告词说的那样：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好，闭上眼就说梦话，而且都是大声地背俄浯。可白天又睡不醒，上课还打盹甚至睡着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升学考试的考场上，在考作文的时候，我只是想打个腹稿，却竞然一下子睡过去了。监考老师发现我卷子掉在了地上,帮我拣起来拍拍我，我才如梦初醒,利用有限的时间赶写作文,否则我有可能就在我的强项上拿0分了。这样少有的笑话，竟然发生在我身上，还是在高考的考场上，真让人不敢相信。可是确实发生过,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神经衰弱这个病陪伴了我一生,经常折磨我。其中被折磨的痛苦只有我深知,无人能分担。

由于老师到家里做了工作，父母亲决定让我考大学，让大弟去参加工作。我因为考虑到大弟是张家的未来的顶梁柱，不想因为自己影响到他的前程，以免让他以后报怨我自私或者认为父母偏心，我请求父母让我俩都参加升学考试。谁考上是谁命好，没考上的也用不着怪谁，父母同意了。但是弟弟的志愿全是父亲帮着给填的，都是技工学校、中专之类的学校，而我的志愿是自己填的，连和父母商量一下都没有。由于我的无知和刚愎自用，连对我很器重、每次作文圈点无数的语文陈老师的意见也未采用，只填了国际关系学院、语言学院，北京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广播学院，仅凭自己理想兴趣想当然地填了这么几个志愿，不计后果。结果是跌了大跟斗，我没能如老师预计那样考上正规大学。正如老话说的，不摔跟斗的孩子长不大，我在饱偿了一个又一个辛酸的苦果后长大了，知道了在关键时刻要把握自己命运之船。当接到新疆教育厅录取通知书时，我毫不犹豫就决定去新疆上学。但是这个决定对我的父母来说太残酷了,我一下子要离开他们十万八千里,当妈妈的只是自己暗中落泪，却不阻拦我。现在想起来，我有一个多么伟大的妈妈呀！为了女儿的前程,她把一切苦楚都自己承担了。没有这一次的远行求学,就没有后来的当干部的我。妈妈呀,您的恩情深似海,让孩儿刻骨铭心,终生不忘,报答不尽。

    高中三年我平时很少回家,因为粮食定量都在学校,家里本来就不够吃,我回家又得添一张嘴,我不忍心再从弟妹的嘴里夺食。再说回家,晚上也没被子可盖呀。我考的是寄宿学校,已把我的一床被褥拿到学校,家里的弟妹已是三人盖一床被子,没有我的份了。我和父母的话本来就少,这样一来说话的机会更少了。为了让我能够每周回家一次，爸爸让大弟弟骑自行车负责接送我。每次在家呆三四个小时，和父母说说自己在学校的情况，与弟弟、妹妹们一起玩一会儿。上初中的大弟弟在不知不觉中已长成大小伙子，拿自行车驮着我，骑车飞快，不用我饿着肚子来回走20多里路了。这样一来，我每周必定回家一趟。大弟弟虽然比我小一岁多，我不在时他就是妈妈的好帮手了，帮妈妈买东西剩下的零碎钱，他买了造纸厂裁下的边角料，订成本子，也送给我一些，解我没钱买本子之难。说实在的,多亏父亲的这个决策,否则我和这个家的感情会是什么样的,我不敢想。毕竟那时候贫困时刻跟随我,处处为难,而我那时候并不特别懂事，也不很坚强。

    高中阶段是我人生起落明显的阶段,困苦的生活,政治上的跌荡起伏，不仅锻炼了我,考验了我,也使我更成熟了。人嘛，不吃苦哪知道甜味道。因此我对在那虽然条件艰苦，但人情纯朴的石油学院附中怀有极深厚的感情。那里有曾经特别关怀我的班主任老师黄金广,教俄语的高老师，玉门油田来的特别喜欢我的作文的陈老师，还有特别注意学生道德思想教育，尤其注重对学生干部的培养，延安抗大培养出来的革命长辈、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曹先生。有与我亲密相处的有专长的朋友加同伴韩家荣、尚宝纯、陈宝琴，也有在暗中一直帮助保护我的祝继文，还有虽然自家条件优越,却不歧视我的石油学院党委书记的女儿刘新丽、炼制系主任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教授的女儿蔡宁、有军队高干的女儿阎延燕、倪秋生------。虽然几十年我们天各一方，几乎没什么联系，有的同学己去世多年，但我却觉得他们仿佛就在我身边，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们一直在帮助激励我，我们共同走过了难忘的岁月。

    石油学院附中是一所政治热情洋溢、受到大庆玉门等石油人浓厚影响的高级中学。它成立于1960年，我们是它的62届学生。我当时是62一1班九号学生，到毕业时是8号，因为前面有一位农村学生中途辍学。我进校时的同桌是8号同学叫时秦，一个石油研究院科研人员的害过小儿麻痹的女儿，很聪明而且面容姣好，只可惜因病落下残疾，一条腿细而短，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有的同学歧视她叫她跛子，她倒是很能自我解嘲，说什么石油附中一枝花，可惜插在了粪堆上。她毕业后考上了河北北京医学院，据说毕业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与本班副班长,石油学院副院长的儿子刘勇结了婚。我俩同桌最少一学年或更多，她的聪明让我羡慕，因为上课时,她常看课外书，很多是大厚本的小说，可是她的学习并没有受什么影响。她看课外书常让我帮她打掩护，因为没人提醒她，曾让老师没收过她的书。她心灵，上试验课胆子比我大，总是她操作得多，而我记录过程成果的时候多。因为我写字快,课堂笔记作得全，她偶而因上课看课外书,没做笔记就抄我的。她从害病以后父母备加呵护，劳动活不大能干，什么拆洗缝被褥之类的事常是我帮她。可能因为我破了相,她腿有残疾,都是有生理缺陷的人，同时也都是学习还不错的学生，我俩互相都挺照应。她看过的大块头的小说讲给我听，我有新歌也先唱给她听，是对不错的同桌。

    我背后坐着一个也是眼睛有点毛病的男同学叫祝继文，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家里长辈是中医并有人就开着药铺。他不是一个言语很多的人，可能从高二我交不起宿费不得不走校的时候开始吧，他一直悄悄地帮助我。在我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时,他悄悄地骑车尾随其后,直到我回到家他才回校。我不知他共送过我多少次，当我偶尔一晚上发现有人尾随我,吓得要死,拼命在学院路大马路上飞奔，并最终跌跌撞撞赶回家,向妈妈诉说这吓人的埸景时，妈问我,此人是否一直跟你到家？我说当我下马路,横穿公社菜地时,那人没有跟过来,而是返回了，妈一边安慰我不用怕，一边说以后晚上我去接应你一下。后来才在一次偶然议论我车子骑得真够快的时候，我向他怎么知道，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崔俊娥告诉我,晚上送我回家的是不声不响的祝继文。当一次我得了急性气管炎昼夜咳嗽不止，吃东西也吐时，又是这个祝祝继文,回家向当中医的大伯讲了我的病情，给我拿来了两瓶气管炎丸，治好了我的病。

    记得高三有一次班集体组织去北海公园玩，从石油学院到北海得倒两次车，要花好几毛车钱，同时还要花门票钱、划船钱，我连每月的饭钱都难凑呢，身上没有一分另花钱，哪有这份闲钱去潇洒，就说我不去了。蔡宁主动找到我说：你骑我的自行车去，公园门票我给你买，不就一角钱嘛，我爸妈给我的另花钱我都攒了一罐，多花一角钱无所谓的，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们大家一块去玩了。否则以后毕业分开了，想聚在一块也难了。祝继文同学为了不让我感到孤单,特意也去借了一辆自行车，陪着我骑车,追赶坐汽车的同学。按理说那个时候我会很自卑，打不起精神来，但是由于有这么两个好心的同学，我骑上自行车追赶汽车还挺高兴的。因为我几乎像个赛车运动员一样,车骑得象离弦的箭,我为自己没有掉队,能够赶上我的同学们而自豪。同时我不孤单,因为有人心甘情愿陪伴我。到大家划船时，祝继文悄悄为我付了船票钱,让我和大家一起荡起双桨划着小船儿，愉快地放飞心情，把歌声和微笑留在了北海的湖面上，也永久留在了青年学生的心里。那是我高中时代一次不同寻常的游园经历,今天往事仍历历在目,幸福仍充溢于心中。在那次游园中我们照了仅有的几张照片，成为我高中历史阶段难得的见证。工作之后我会自觉地帮助有困难但不轻易求人的人,因为我特别理解这些人的心理。我不愿搞什么锦上添花，因为我知道,雪中送炭是救急。况且我自己经济不太宽裕,上有老下有小，能力也不强，只是尽心尽力,真诚而为。我希望得到友谊，也能温暖别人的心。

    在高中阶段显出我在初中接受过体育专门训练的好处。体育老师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出身的女老师，练起武术来也象体操那么柔美。她发现我打拳、练箭有板有眼,就让我做示范。在北大附中田径队接受过訓练，也使我在石油附中受益。三个学年六个学期，我都在学校运动会上拿了名次,为班集体争了光。还代表学校参加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得了第三名,同时赢得代表区里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资格。可惜手榴弹投出了规定区域,而后胳膊又脱臼，不能参加比骞了，未能莸取更好的成绩很遗憾。

     从小学就参加文艺宣传队也奠定了我以后在高中暂露头角的基础。我又是班级和学校文艺活动的骨干。在尚宝纯同学当学生会宣传部长的时候,由于他自称五音不全,唱歌老跑调,跳舞也笨手笨脚的,每到“五·一”、“十·一”,等重大集体文艺活动时,尚宝纯都让我先去石油学院学习,回来后教同学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和“一二·九”运动几十周年，石油学院艺术团到我校招生，学校推荐我和任旭燕同学去考试,我俩都被录取。那是让我们深受教育与震撼的一次特殊经历。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给我们翻江倒海,气冲霄悍的感觉。当我们站在舞台上演出时,完全就像一群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国土,发出愤怒的吼声,我们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个中学生，当和大学生一起排练演出时,我们毫不逊色。

    当学校组织我们到亮甲店公社,六里屯公社参加夏收秋收劳动时，我又代表学校给许多的社员群众演出，我唱的<牧马人之歌>、<毛主席窗前一展灯>《马儿啊你慢些走》等歌曲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几首歌我不仅在北京唱,还从喀什、阿克苏沿着公路一直唱到乌鲁木齐、石河子等新疆许多地方。我作为学生代表,表现出年轻人的活力与朝气,各民族群众都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使我深受鼓舞,得到极大的满足。我的班主任黄金广老师专门为我领唱写过歌曲，让我在公众面前一次又一次地亮相。这不仅展示了我的潜质才华,也减少了我的自卑感、羞怯感,同时让我产生了强烈的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我想日后所以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大概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也算机遇给了一个有准备的人的最好见证。

    也是在高中临毕业前,学校经北京市教育局批准,挑选我和班上倪秋生及另一个男生去考空军飞行员。当然我因为个子矮小，身高不够标准，身体检查第一关都没能通过，我挺遗憾。军医对我说：小姑娘！回去好好温习功课，考大学去吧。我没能当成空军战士，但我与军人有着不解的渊源，我的性格中受当兵人的影响很深。在那个非常注重成份、历史清白和个人政治表现的六十年代，我能享此殊荣,我自认为那是我的荣幸呀！黄老师曹校长对我所做的一切,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为我日后从事工作打下基础。我有幸遇到这么好的师长,一辈子对他们感激不尽！

    高中毕业时，艺术类院校先招生，按我的兴趣特长，很想报考北京广播乐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但当我与广播乐团联系，说明我的眼皮有一只有破损的情况,问可不可以报考时，对方接电话人说他们广播乐团不仅在广播中演出，也要经常参加公演甚至参加国际间友好往来文化传播呢，要求五官端正。就因为破了相，我知道我将与歌唱演员这一职业永远无缘了，因此不仅没有去考广播乐团，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也没有去考，我的前程命运与我的志愿大相径庭。我知道是谁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我的破相，我确实为此而悲痛欲绝过,也在心底恨过,但一切都已注定如此，我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之后只有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自己知道这个阴影追随了我一生，也许正因为我长得丑，我不愿往场面上挤，没有漂亮女孩的通病，在有我的领域内会留下比他人踏实苦干的身影。

    尚宝纯和62-2班一个也是作文挺好的叫计春生的男同学,都认为我适和考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他们为了给我壮胆,陪着我去北京广播学院，几次口试、检查身体我都顺利过关,但是在最后关头我被刷下来了,我与艺术又一次擦肩而过，只能作为自己的爱好而己。但我还是感激我的爷爷、父亲，是他们让我从小受到艺术熏陶，是爷爷的一句话让我没有胆量再摸乐器,却对唱歌情有独衷。我的父亲在我高中排练节目时曾抽空去指导，仅管传家本事在我这一代失传了，我还是感谢他们所给予我的真诚的鼓励。我也谢谢尚宝纯,他做为我的入团联系人,在我没能入成团意志消沉时给予的帮助，他陪我走过的路我不会忘，他后来送我登上去新疆的列车的身影我不会忘,他曾经给我寄的书我也不会忘。

    在石油学院附中读书其间，我们赶上了1964年的国家大选，这既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开创了我们走向成人之路。那一年我18岁了，具有了公民权，平生第一次正式参加了投票选举，那个兴奋劲，神圣感，时至今日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就在那一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标语贴在一起时，心里多少有点不适应的感觉。谁知道这对刘少奇来说也孕育了灾难。两年之后他就被打倒了，而且被他的战友和选民们抛弃了。想当年，当大选结果出来以后，石油学院沸腾了，师生们兴奋异常，敲锣打鼓还嫌不过瘾，庆祝游行队伍中有人敲盆敲碗放鞭炮,那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的真实流露。可两年之后,打倒他的呼声甚嚣尘上，他成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我在自己刚成年之际，被政治卷进了旋涡。无论拥戴他、打倒他，我都跟上潮流跑，喊了口号了。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还不具备洞察一切的能力时所犯下的错误，我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人的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况且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恶意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只是听话的无名之辈，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国家命运与我个人命运紧密相连。

    石油附中，伴随我走过人生最有意义的三年，奠定了我朴实无华而又脚踏实地的人生基础，我爱这所没有什么名气却让我永远留恋的母校。

                                                    转自《月亮妈妈的博客》

          读过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