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自从历史给“老三届”这一称号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之后，再一提起它，人们往往又会联想起那个年代的悲哀。如今，风潮荡落的历史早已谢幕，历史的车轮碾压过昨日的呻吟，又进入人类文明与健康发展的轨道，承载着庄严的使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长河。
时代的洪流在抚平历史伤痛的同时，“知青”这个与共和国一起在坎坷中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又以崭新的姿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付出宝贵的青春年华之后，又分享着国家与社会进步带来的成功和喜悦。
然而，如今每当人们谈起这个话题时，却往往忽略了“文革”前自愿到农村插队的那批老知青。他们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先行者，是继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之后的一批敢为人先的知青先锋。
也许如今六十岁左右的人群中还会有人记得，一九六四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尚未以运动的形式在全国燎原的时候，在祖国的北疆、冰城哈尔滨，曾经有数十名风华正茂的优秀青年，他们在新式农民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风云人物的影响下，冲破了中国社会传统思维模式，在城乡差别十分悬殊的历史年代，毅然走出养育了自己近二十年的城市，远离父母和亲人，激情满怀地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陌生之路。从而在他们人生的轨迹中留下了一个光亮的拐点。他们用坚强的意志书写了青春的美丽，也用巨大的付出验证了对领袖那种近乎迷信的忠诚。
人们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这些人和他们走过的路，却随着岁月的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迹。
掀开尘封的历史，回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激情，有奋争，也有凄苦和悲凉；有追求，有牺牲，也有迷惘与彷徨。如今，尽管四十多年过去了，但这些人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挥洒热血和青春的岁月，永远不会忘记在美好的年华中镌刻在生命里的磨砺与奋争。知识青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黑土地，也从劳作的艰辛中领略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他们在把城市知青所具有的文明带给了穷乡僻壤的同时，也从“贫下中农”淳朴的民风中吸取了做人的本分。因此，每当我们回忆起一九六四年学习董加耕自愿放弃高考立志下乡务农的那批老知青，在那个历史年代是如何用坚定的信念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永恒的意志去支撑那个誓言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无不再次为之震撼。
公元一九九零年，“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北京引起轰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也都以显著标题盛赞北大荒精神：“……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便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精神不可亵渎，纵然岁月异常而此精神不可轻薄。因为它是祖先至我们以人类的名义所肯定的奋勇……
虽然历史已经让知青的足迹变成了时代的标本，但标本本身却凝固了一代知青苦难的风流。其间有对广阔天地的幻想和实现某种抱负的追求；有艰苦劳作苦累煎熬的血汗；有特定年代“极左”思潮魔影下的苦闷和屈辱；有农民老乡润物无声的真切亲情；有“扎根农村”爱情之树成长的年轮；也有“返城”后安身立命的奔波与艰辛……
回想祖国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艰苦创业的清贫岁月，还是在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时代，无论是搏击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在共和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总会有一批胸怀天下、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自觉地与祖国同命运，共奋进；用理想之光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用悲壮之举唱响战斗的青春之歌。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却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能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青年人那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崇拜英雄，渴望通过为某种神圣目的而献身来达到精神升华的崇高境界，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人，能像知青群体那样充满着无比壮烈的殉道者精神。
一九六四年的七月，哈尔滨市这五十多名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考入名牌大学的机会自愿到农村插队的壮举，曾在全市各界尤其是广大学生和家长中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当年在全国各大报刊、电台、杂志等媒体的宣传下，不仅是在哈尔滨，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也都或多或少的涌现出来那么一批“董加耕式”的革命青年。据悉，一九六四年仅在南京市就有七十二名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弃笔从农，被当时媒体赞誉为“南京七十二贤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哈尔滨的史志上却吝啬地没有给这五十多人留下一笔。这些人仿佛成了知青历史谈资的失踪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于是只好用我们这些亲历者自己的讲述，来填补哈尔滨市知青历史上这段由于某种疏忽而造成的空白。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写作冲动的原因之一。
《抚摸逝去的日子》出版以后，在知青——尤其是老知青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少人读后，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了当年……
在这里应该感激的是，当“哈尔滨知青联谊会”掌握了我们这些人的情况以后，对我们这个曾被遗忘的群体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以至使我们当中许多人如今都以“赤子归来”的情感投入了这个知青大家庭的怀抱。不仅如此，在李素梅女士的倡导和主持下，还以联谊会名义组织了“文革”前老知青首次较大规模的聚会，为我们满怀激情地回忆在农村创业的历史，高歌“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私情怀以及弘扬“老知青”精神提供了平台；此外，一向热衷于知青活动的管大鹏先生还以《抚摸逝去的日子》为题，以 “六四”届部分老知青四十五年后的第一次聚会为内容，竭尽全力地为我们制作了光盘。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尽管历史已渐渐远去，但是知识青年留给历史的精神却不该被国人忘记。我们虽然普通，却吐露着真诚，虽然平凡，却昭示着伟大，折射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或缺的民族奋勇和牺牲精神。这些人如今虽然已经淡出历史，但每当我们盘点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都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我们用自己人生的阅历勾勒出的那道人生轨迹，已经变成了我们心中的永恒。尤其“文革”那段反常的历史，让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又让我们变得成熟和稳健，这些，今天都变成了我们人生宝库中的一件件珍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全国知青迎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性转变。在五十七万人过高考“独木桥”的知青中，有二十万人走进了大学校园。然而其中多数都是已为人父、为人母的“老三届”。我们“六四届”老知青当中也有人被这个突然涌来的大潮裹挟着，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作为全国两千万知青中的幸运者，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腾飞的起跑线上，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
在此之前，“六四届”这批老知青中，就已经有一些没有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知青通过“广阔天地”和“社会”这所大学，走上了领导岗位；也有一部分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公务员或者教育、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在此之后，也有人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自主创业，成为企业的老板、公司的经理。但不论大家过去做什么，如今都融入了一个共同的群体 ——中国老年人的大家庭。
作为“文革”前下乡插队老知青中的一员，我希望记录下生活在那个历史年代里的这个不同寻常的群体，记录下我们近乎忘我的激情，记录下我们艰苦跋涉的足迹，也记录下我们遭遇的磨难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读者千万不要误解，如今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的目的绝不是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相反，恰恰是打算用它来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要让如今的年轻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且在和平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也同样需要有人做出牺牲。这也恰好与巴金老人写“忏悔录”和倡议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良苦用心不谋而合。
此书从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完成初稿后，掩卷而思，深感它过于记实又不乏“草根儿”，更无名人效应。如今的年轻人有谁肯读被他们称为“傻子”的往事呢？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与六十年代“党教干啥就干啥”的那一代人已经完全不同。再往后，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人受商品社会影响，则更加实际，更看重金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传统意识、传统道德的漠视和疏远。况且历史已变得久远，他们对那个陌生的年代了解甚少，或许已不屑一顾去“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因此必定会对此书产生“不敢相信”或听来好似“天方夜谭”的感觉。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认真地反思历史，才能清醒地认识未来。一个不了解自身历史的民族，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记录那段历史，就是想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回忆让年轻人认识一个真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无论何时总是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刻也不能分割。正像一首歌里唱到的那样：“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这种教育，应当是我们当年的老知青对下一代的一份义不容辞的义务和社会责任。
有幸的是，著名作家贾宏图先生以“老知青”的情怀对此书寄以厚望并抱有信心。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又更广泛地与所有能见到的老知青交谈。他们又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和典型的事件，于是才使其较第一版更显得广泛、充实和饱满。但我想离贾先生的期望肯定还是相差甚远，只好将之拿出来让读者、知青朋友们批评雅正了。
同时我还要在此对第二故乡尊敬的王玉德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我无以作为的贡献，每每想起都让我深深感动。
在此也要向我第二故乡的文友何广会等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书问世的过程，又让我重温了几十年前的历史，在默数那一个个深印在历史年轮上的早已凝固的足印的同时，足足地品尝了回忆的美好与甘甜。回忆的过程是幸福的体验，我为此而感到满足。
由于本人少有写作修养，此书就权当是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青们——如今的老年人的一次交流与长谈吧。只为一点——不要忘记历史长河中那一幅幅折射着时代精神和演义着中国知青风采的画卷和从中引发的思考，并以此作为对哈尔滨市我们那批“六四届”下乡插队老知青到农村插队四十八周年的一个纪念。
作者
2012.3 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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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4/23 20:5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