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透明的热情

      透明的热情

那个时候，我和齐云天等几个同学都在哈尔滨市第八中学读高中，而且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会干部或共青团干部，董加耕的事迹实实在在地打动着我们那颗“时刻听从党召唤”的赤子之心。

第八中学的党组织紧跟形势，接二连三地召开由团干部、学生会干部参加的座谈会，批判“个人奋斗”的腐朽观念，批判为个人理想一心苦读圣贤书的“个人主义”思想；举行各种报告会，用毛泽东思想深挖“读书做官论”和“白专道路”对青年学生的危害，并对其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口诛笔伐；还多次举行连教师也要参加的毕业生教育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深远的政治意义，号召和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鼓励毕业生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学习董加耕放弃“个人理想”，自愿到艰苦的农村去干一番事业……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都是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和讨论，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摆在这届毕业生面前的那个最大的政治问题——“有志青年上山下乡，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

我们这几名学生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时，都不约而同地反复琢磨着老人家在文章中讲到的那句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我们这几个在政治上一直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此时都在内心虔诚地咀嚼着毛主席这句话里高深莫测的政治涵意。凭着各自的理解似乎纷纷意识到——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是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上大学呢？一场触及灵魂的斗争，从此在我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少年时期那一幕幕往事不免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记得在小学毕业那一天，我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梦幻般地走上了立在操场上的体操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了那张盖着道外区区长刘锦堃大印的“区优秀毕业生”奖状。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我一入初中就享受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当时为了报答学校老师的关怀，也为了给父母争气，我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都在班级名列前茅，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成了各科老师心中喜欢的“那个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儿”。连那个碧眼金发、抹着口红、搽着胭脂，浑身散发着香水气息的苏联女教师，也经常用俄语在同学们面前夸奖我，怕同学听不懂，又微笑着伸出拇指用她那不太流利的汉语补充说：“好样的！太好了！”

在我还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暑假里的一天，居民组长给我们家里捎来了一个口信儿，要我母亲三天之内到街道办事处去填个登记表——说我们家已经被定为“下放”对象了，要作好迁往农村的准备。我听了以后拽着母亲的衣角就哭了起来，说啥也不让母亲去填表。

那时我想，“下放”到农村以后我就不能继续在城市里上学了，将来就没有前途了……尤其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下乡劳动，虽然只有七天，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在远离城市的荒僻农村里，那肮脏破败的景象以及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的猪屎牛粪的气息，以及那无处不在的翁翁乱飞的苍蝇、蚊子，让我一想就透不过气来；雨天里，屯子里到处都是污泥浊水，人们只能躲在屋子里足不出户。

那次下乡劳动回来，我除了对同学们的集体生活仍有留恋之外，对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好感。这次居民委要把我家“下放”到农村，在我看来简直如同让我们下地狱一般。

我断断续续地哭了一天，直到天黑才算睡着了。妈妈一边哄我，一边也在偷偷地掉泪。当时我还不懂得我那种样子会给母亲的心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我在睡梦里无望地抽泣着，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下班回来了，我听见母亲正跟爸爸说这件事儿呢。

爸爸说：“谁让咱家是困难户了！厂子里今天也开会了，说要动员生活困难的工人下乡呢，受“管制”的老韩和老鲁两家肯定是要“下放”了，还没指定说困难户里谁家下不下去呢。”

我用被子蒙着头，眼泪淌的更厉害了。

爸爸的工厂平时为了照顾我们，常常让我们在家里做些给木旋的勺子把儿刷油漆的手工活儿，尽管每个勺子把儿都要经过刷胶，打砂纸，再刷胶再打砂纸，然后再刷两遍油漆这好几道工序才挣二分钱的手工费，可是妈妈特别珍惜，白天除了做饭的功夫以外，其它功夫全都花在这手工活儿上了。我和两个弟弟放学以后也帮着干，可是妈妈怕耽误我们学习总是催我们去看书。

爸爸厂里这回真要甩掉我们家这个包袱吗？不能念书了，理想破灭了，当时成了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心灵上巨大的伤痛。

第二天，我心神不安地上学去了。一路上，我似乎觉得这所中学我大概来不了几天了。带着这种压抑和忧伤的心情，我恍恍惚惚地上完了那天的课程。回到家里，见了母亲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她到没到办事处去？他们是怎么说的？妈妈说：“我先到‘委主任’那儿打听了一下，他不是咱家的老乡嘛，他说还没有定死呢，再看看情况，能不给咱报就不报了，说可别让孩子再哭了。”

办事处在一个星期以后正式公布“下放”名单时，果真没有我们家。我如同从农村又回到城市一样兴奋，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生活。我加倍努力，成绩更加优异，初二下学期刚满十五周岁就入了团。

在读初中的三年里，我每年都获得一张使我感到无尚光荣的“三好学生”奖状；老师每次家访，赞誉之词总是不绝于耳，爸爸也总是重复着那句话，感激而又谦和地说；“都是党培养的好，老师教育的好啊！”

毕业那年，我被保送到了当时声望极高的第八中学读高中。在这三年里，我家的墙壁上又多了三张令人羡慕的“三好学生”奖状。那时候，在同一个大院儿里住的邻居们都夸奖我说，将来大学毕业以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这让我母亲的心里喜滋滋的。

可是，在我读高二的那一年，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苦熬过来的妈妈，却患上了慢性肾炎。因为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治病，病情终于恶化，最后转成了“尿毒症”。

在那以前，母亲她一直拖着浮肿的身躯，给一个织布厂纺线，每天能挣五角钱。晚上我一觉醒来，常常发现妈妈还没有躺下，伴着昏暗的灯光还在纺线，我的心阵阵酸楚。心里想，等我念好了书，长大了挣钱一定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然而，妈妈从那次病倒就再没有起来。善良、慈祥、乐善好施的母亲刚强了一辈子，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几次从昏迷中挣扎着醒来，喃喃地重复着我只有把耳朵贴在她的嘴边才能听清的那句话；“你好好念书，考大学……”她干枯的手动了几下，像是要抚摸我的脸，可是她终究未能抬起那只僵硬的胳膊。我俯在妈妈身上号啕大哭，痛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挽留不住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的生命。

打那以后，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考上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我要亲手去挽救天下所有像妈妈那样为儿女们操心受累的善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