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热情（续1）
整个社会都展开了大讨论，学校里的大辩论更是热火朝天，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表白和信誓旦旦的誓言。第八中学各个楼层走廊的墙壁上全都贴满了毕业班学生那散发着稚嫩气息的倡议书、决心书和申请书，它们仿佛已经不是一张张的红纸黑字，而是一颗颗跳动着的报效祖国的红心，展示给人们的是那一望见底的透明的热情。在台上发言的学生慷慨激昂，字字句句都是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在台下静听的学生们也一个个跃跃欲试。“学习董加耕，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许多学校尤其是在重点学校里，号召上山下乡的政治风潮已经走向了颠峰，上大学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却变成了追求个人理想的“敲门砖”，这给积极温课备考、特别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们思想上造成了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
那一个多月前后，学生会主席亓云天的内心一直没能平静过。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会干部，此时的他正处在升学和下乡的十字路口上；在党向全国青年发出召唤的时候，到底是选择升学还是选择下乡？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提出了鉴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由此看来，自己打算报名下乡的想法是符和党的要求，没错的；可是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呢？他决定给董加耕写信，向他倾吐一番自己两难的心境。董加耕在回信中对他的进取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的政治热情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这让他倍受鼓舞。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放弃学校打算保送他到“哈军工”深造的理想，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亓耘田，立志上山下乡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他在向学校党组织递交的申请中写道：
学习董加耕，弃笔要务农，
立下耘田志，为农献终生。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的举动在全校掀起了轩然大波。
亓耘田从小学被保送到初中以后，就被选为“黄继光班”的班长；初中毕业被保送到高中以后，又担当起了学生会主席的重任；而且各科成绩优秀。现在，他放弃了优秀的学业，立定了下乡的决心，实在让同学们不能理解。他们有的钦佩，有的惊讶，更多的同学感到的是遗憾；连老师们的想法也都非常复杂，许多老师嘴上虽没说，可心里却也都在为他惋惜。
亓耘田的决心和行动体现了自己对党的忠诚，是在关键时刻经得起组织考验的表现。这不能不使所有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一个个都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选择了。
那时我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的团干部，而且和亓耘田在同一个班级，在党的考验面前，如今我该怎么办？当时已是五月中旬，在下乡和升学的岔道口上做出最后的抉择已经迫在眉睫。
其实，此前我的思想斗争早就暗暗地开始了，是升学还是下乡,一直在我心中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只不过此时才感到允许自己考虑的时间更加紧迫而已。
在学校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里，我曾反复学习了《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要看他是否愿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导。这使我认识到，一个革命青年，不能一心光想着自己将来成名成家，而应该把祖国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要能够抛弃个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至于将来当医生还是当农民，这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党的事业不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都是光荣的。同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也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弗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我也曾多次翻开自己抄写的名言警句，反复品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于是让我认识到，农村生活虽然艰苦，可这不正是磨练我们青年人革命意志最好的课堂吗？今天，党已经发出了号召，并指出“上山下乡是青年实现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显然，只有积极地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自觉地经受考验，将来才能承担起建设共产主义宏伟大厦的重任；害怕艰苦，贪图享乐，那是懦夫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我不能做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温室里的花朵，不能做“口头革命派”，应该把革命口号化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
随着这种观念的逐渐形成，我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顿时轻松了许多，热血开始在胸中涌动，激情开始在心中燃烧。
可是每当我回到家中，看到体弱多病的父亲和还在上小学的弟弟，一种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又涌上心头。然而，这些也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逝。因为这些与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投身革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为了革命的成功，哪个不是抛家舍业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的？这时的我，已经把大学毕业后当医生的理想当作“个人奋斗”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灵魂深处默默地进行着自我批判，把母亲临终前的嘱托看成是她老人家善良、美好但却狭隘的心愿……
人一旦被信念左右，自身就得到升华，一切私心杂念都变得无影无踪。
革命英雄主义曾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不就是在英雄主义精神滋养下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抗战前线的先辈们，不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为了民族的解放将生命置之度外的吗？时代造就了政治上的虔诚，越是虔诚就越是积极，越是积极就越需要虔诚的支撑。在激情燃烧的六十年代，领袖的号召自然会让年轻的知识分子“敢叫日月换新天”，当读到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时，我们这些崇拜领袖、崇拜英雄的青年学生，终于找到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方式。
多年以后，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位哲人这样一段话：“生命登上舞台，戏就上演了，至于角色，在于选择，而选择基于认识，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回想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竟是如此精当地验证了这位哲人的名言。
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终于成为我在人生第一个岔道口上的最后抉择。“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成为我今生不变的信条。
这个时候，第八中学一九六四届高中毕业的四个班里，已经有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不顾家庭和亲友们的种种阻挠，先后向学校党组织表示了自己放弃升学理想，坚决要求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在我们这些同学的影响下，两周以后，又有二十多个学生报了名。结果，学校高考总复习的秩序开始动荡起来。
晚自习时，教室里的学生不足一半了，大家都三五成群地聚在走廊的角落里，或逗留在月光高照的操场上，或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谈论着每个毕业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
他们一个个对报名下乡同学的举动发表着自己的评论和看法，有的表示赞赏但自己又不打算报名；有的心中不解，仍然坚守着自己“升学第一”的决心；有的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他们还在猜测、观望、犹豫中徘徊着。
这时，全校毕业生对未来的选择大体已经分成了三类：放弃高考立志下乡的——在大家心中这是最革命的；其次是先参加高考，考不上再下乡的；最后则是考上考不上都不下乡的所谓“落后分子”。
第一类和第三类是明确的，第二类同学所说的下乡，实际上也是一种堂而皇之的托词——因为在我们这所声望极高的学校里，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几乎没有学生考不上大学。
在学校组织的由各班学生干部参加的一次大讨论中，几个大胆的同学终于道出了自己憋了好久却一直没敢说出来的心里话。他们向领导提出质疑说：“像他们这样的‘尖子生’真的下了乡，我们觉得实在可惜，因为上大学不也是祖国需要吗？而且他们是最有希望考上国家重点大学的，难道不下乡就是不考虑国家利益了吗？”
学校党支部书记王秋实在总结时这样说道：“越是优秀的学生下乡，就越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又红又专’，而不是‘口头革命派’，我们的党，将来把革命接班人的担子交给这些人才最放心。”
到六月底，我们学校已经有近五十名学生报名下乡了，这几乎占到了毕业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时，年近六十的校长、无党派人士侯眀杰老先生实在坐不住了。他在班子会上多次提出要“降降温了”，还专门找校团委书记张嘉伟老师谈话说：“是不是把宣传的调子放低一些……”然而党支部书记却指出，这个问题“要提高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还是培养复辟资本主义工具的高度来认识。”
老校长又分别找学生谈话，指出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结果被学校党支部书记视为鼓吹“白专道路”的“黑后台”，在会上老校长还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他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不敢再多说话了，然而内心却对事态的发展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老师们也震惊了，这种轰轰烈烈、一哄而起的架势多么像头几年的政治运动啊！然而，连老校长都没顶得住的事，自己怎么能去以卵击石呢？他们只能在自己心里揣摸，顶多是几个老师在私下里议论，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也有的老师认为此事也无可厚非，不论任何时代，只有年轻人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昂，对于这些热血青年来说，上山下乡也未必是狂热的轻举妄动；还有的老师在背地里向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出某种真诚的暗示。然而，老师的真诚往往被我们用另一种真诚推向了尴尬，留在他们心中的只剩下了遗憾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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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4/26 17:2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