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透明的热情”（续2）
我绕了一个好大的弯子，跟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了解父亲，只要我做的不错，他是不会反对的。所以尽管是“先斩后奏”，爸爸还是不会怪罪的。果然如此，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心情平静地对我说，只要你有个目标，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真的从思想上想通了，将来不半途而废，家里不拦你。我不是十五岁就一个人从关里跑到关外来的？再说这又是党的号召，你按毛主席的话选择自己的将来，也是光荣的，错不了的……
我感激父亲，他不但没有扯我的后腿，反而给了我鼓舞和信心。在欢送我们踏上征程的大会上，父亲代表八中全体下乡同学的家长在大会上发了言，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从内心钦佩父亲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那种政治觉悟。
然而，我的决定却遭到了叔叔的反对。
“什么？你是在瞎说吧！怎么书念得好好的，一下子说下乡就下乡呢？你这是喝了什么迷魂汤了？”
我跟他讲的道理他听也不听，直接找我爸爸去理论。结果老哥俩说着说着吵翻了，爸爸的态度把叔叔气炸了，他一拍桌子走人了——心里话，你当爹的都这么说，我这个当叔叔的还说个啥，可别让我耽误了你儿子的前途！
我初中时期那些要好的同学们，有的听说我要报名下乡，传到其它同学耳朵里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他学习那么好，考大学是稳拿的，要下乡？你肯定是听错了……”
后来有几个同学先后来到我的家里，想问问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他们了解了真相后一个个都为我惋惜，可是面对心意已决的我，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劝说，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于是只好组织一些能够找到的同学，邀我一起到道外有名的“三友”照相馆合了个影，尽管他们都不赞成我的选择，可还是在照片上写上了“欢送”我走上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字样。
亓耘田的父亲，那时是哈市某医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他为儿子放弃了被保送到“军工”的机会，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舍弃个人利益挺身而出，感到高兴。他鼓励儿子要自强不息，经受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考验，做党的忠实儿女。
李有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几年来一直在家休养不能上班，但是这个有着铮铮铁骨的老工人坚信儿子的选择，支持他到农村去。
张忠杰是八中的初中毕业生，他母亲是多年的街道干部，她以一般家庭妇女难以理解的高度，相信自己儿子的选择。久病卧床的父亲是个老党员，不拖他的后腿，鼓励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只要有一颗忠于党的红心，在哪儿都会有出息……
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家长的态度，绝大多数选择下乡的同学还是受到了家庭和亲友们的百般阻挠。不少人就因为实在难过“家庭关”而不得不打了“退堂鼓”。
这些家长一开始还以为孩子们只是三分钟热血，赶时髦，没太当回事。可是后来当他们发现孩子们是认真的，一个个“死不回头”了，才真的着了急。对于孩子跟他们摆的大道理他们连听也不听，一个劲儿骂自己的孩子是念书念傻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大人白供了，供来供去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理儿都不懂了；再不就是怀疑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有对象了，要跟着对象一块儿往乡下跑了……
他们找来了知近的亲属，一起向心意已决的孩子发起群体式的“攻心战”，他们列举种种可怕的现实，软硬兼施，试图打通他们的心窍，把他们从“火坑”边上拉回来。
徐德令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她是小的。父母见自己连吓带哄地也没有说通女儿，就让大女儿来劝她。结果姐姐不但没有说服妹妹，反而还被妹妹的理想和勇气征服了，后来老人只好把户口簿藏在柜子里锁了起来。
高三.一班的团支部书记汪英，是家里的独生女，保送到高中以后，就把考进“北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通过在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学习，再加上受她的崇拜者亓耘田的感染，几经思想斗争之后，也要报名下乡，可是却一直没有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这一天，她打算请亓耘田到家里帮自己说服母亲，可是母亲就是不往下乡这个话题上唠。最后无奈，只扔给他们一句话：别提这事儿了，她要是下乡，我这个当妈的也就不活了……
亓耘田走后，汪英的母亲就追问起女儿来：“你们俩是不是在搞对象啊？你是不是看人家下乡了你也非要往乡下跑啊？是不是？你跟我说实话！”
其实，母亲的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亓耘田的确是自己女儿心中的白马王子。但是女儿从未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心迹。母亲的追问却一下子让她脸红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母亲毕竟是母亲，她从女儿的态度上早就看出了几分。于是接着就说：“这孩子倒是不错，你俩也般配，你要是能劝劝他也考大学，别下乡了，我不反对你们；要是你劝不动他，就算拉倒。你安心复习你的课程，可别再胡思乱想了……”
然而，汪英是了解亓耘田的，他是个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人。让他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至此，汪英只好怀着内心的遗憾，埋头到紧张的复习中去了。
到了高考一天天逼近的六月下旬，中央为了纠正“只有下乡才是革命”的偏颇，万里同志的一篇讲话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他指出，毕业生还是应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首先“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于是，那种“只有下乡才是真革命”的极端风潮才稍见缓和，绝大多数报了名但未能闯过“家庭关”的同学也就顺势撤了回来，就连先前已经闯过“家庭关”的同学当中也有一个人又改变了主意。
第八中学最后放弃升学坚持上山下乡的，只剩下以学生会主席亓耘田为首的、心中自我标榜为“坚定的革命青年”的八名高中毕业生和两名初中毕业生。
为了表明自己永不退却的决心，第四中学高三.一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永祥，也把自己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永祥”二字成了“勇翔”，以展示自己要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勇敢翱翔的豪情；第二十二中学被大家称为“才女”的徐德令，是个留着齐耳短发、性格倔强的姑娘，由于一直无法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最后竟背着家人撬开了柜子，偷偷地拿出了被母亲藏起多日的户口簿，自己到派出所毅然决然地办理了迁出手续。
这时，在省重点学校哈尔滨市第六中学，学习董加耕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也搞得风起云涌，但是到了高考前夕，在已经报名下乡的四十多个学生当中，这时候也只剩下了八名高中毕业生和七名初中毕业生了，其它同学都补填了升学志愿表，改弦易辙，准备升学了。
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几个立志下乡务农的同学都坐在学校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个个目光深沉，望着台下一千多名学生，若有所思，像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为“反修、防修”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担忧了。
具有文学天赋的盛世源和他们班里那个聪明秀气而又多才多艺的女生，曾被同学们认为是志同道合的一双。如今却因为一个抱定拓荒的信念，一个坚守着升大学的理想，都无法说服对方，终于在那个抹着血色夕阳的傍晚，在景色宜人的松花江边，两人做了最后一次长谈，便分道扬镳了。
哈尔滨第六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李宗玉，因为自己住校，报名下乡之前根本没跟家人商量。到了高考的那一天，母亲和妹妹怀着满心的祝福到考场来给她送饭，却到处找不到她，一打听同学才知道，女儿报名下乡了，压根儿就没有报考。母亲当时听了竟然一下子晕倒在了地上……
初中毕业生苑德斌，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爸爸是省文工团的演奏家，母亲在省电影放映公司工作，他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喜欢吹笛子，到初中毕业时已吹得炉火纯青了，毕业前夕他已经拿到了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文艺兵的录取通知书。然而在风靡全国的上山下乡热潮和榜样力量的感召下，他毅然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报名下乡，把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怀着澎湃的心潮纷纷在日记中写道：
“是好铁就要百炼成钢，是革命接班人就要看准党指引的方向”；
“‘一穷二白’咱来扫，美好远景咱描画，旗帜朝哪就向哪，党叫干啥就干啥”；
“风来吧，雨来吧，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昂首走上布满荆棘的革命路”
……
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的选择比作当年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壮举，心中洋溢着浪漫而自豪的情怀。正如歌剧《江姐》中“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那段歌词一样：“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为革命粉身碎骨心也甘，心也甘”。这在我们心中决不是普通的歌词，而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无穷的力量，一种伟大的信仰，一种永生不变的誓言。过去，我们没有机会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流血，而今天却可以在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斗争中去流汗，同样可以像“江姐”们那样“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内心，充满了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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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4/27 17:4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