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十一——
社会主义教育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作为试点县，秋收之前“社教”工作队就进入了巴彦县部分公社的生产队，从此，阶级斗争开始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工作组的工作队员白天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或者到贫下中农家里走访，跟社员谈心，了解阶级斗争状况，为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或者在各队知青们的配合下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纸，学文件，教唱革命歌曲……
不久，大、小队干部就一律“上楼”（即停职），开始反省、交待问题。工作队的同志则在各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给干部们“洗手”、“洗澡”，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省委农工部的张少卿同志和哈军工学院派来的指导员郭景田同志带领工作队在我们大队蹲点，每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都在我们知青点儿的大宿舍里召开。开会前从房后的小学校里搬来几十条小学生坐的长板凳，摆满了里屋、外屋甚至厨房的每个角落。各生产队来开会的贫下中农在炕上、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其中多数是年青人，男男女女的热闹非凡。这时，往往总是知青们首当其冲，指挥着自己生产队的青年人活跃会场。
“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起”，随后就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嘹亮歌声，不等这边唱完，另一边又唱起来了：“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新苫地房，雪白地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你，心里那个亮堂堂……”
“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也许是由于知识青年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所以平泉大队每次开会之前总是歌声四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整个会场都淹没在歌声的海洋里，这跟没有知识青年下乡时开会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七、第八两个生产队因为地处“东拉拉屯儿”，没有派去知青，他们这次参加会议的几十个社员都坐在炕梢儿里，显得暮气沉沉，一个个羡慕地朝这边望着。这时他们当中往往会有某个愣小伙子冷不丁举起胳膊高喊着：“唱的好不好啊？”
他四周的小青年们立刻大声呼应着：
“好——”
“妙不妙啊？”
“妙——”
“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要——”
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他们很欣赏我们知青的活泼、大方，能说会唱，看见我们把“西拉拉屯”儿这六个生产队的文化生活搞得如此活跃。两个队长还时常对大队流露出不满情绪，埋怨没给他们派知青去。
在“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反复教育农民要时刻警惕地主、富农反攻倒算，牢牢握紧贫下中农的印把子，不能成天只想着“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儿以及什么“大姑娘丢了耳环子，家雀儿扑拉房檐子”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警示大家脑子里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儿；还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让五保户“宋瞎子”上台诉苦，控诉解放前本屯大地主王怀清的罪行；让饲养员“张单手”讲述他十三岁给地主铡草时铡掉了一只手的悲惨经历。然而有的时候会议并不能完全收到使工作队满意的效果。
记得在一次忆苦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张单手说着说着就走了板儿：
“要说累，那可是真累呀，‘鸡叫为亮天’，割谷子一人拿六条大垄，你人要是不‘顶壳’儿，那可真受不了啊！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那伙食也真硬啊！忙铲忙割的时候，一天四顿饭送到地里，大豆腐可劲儿造……”
这时侯，工作队的副指导员钮建英同志总是迅速起身走到张单手跟前耳语几句，张单手这才回过味儿来，又慢慢儿地把话一点点儿地拉到该说的主题上来。
工作队为了教育农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几天以后，又在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集体吃了一顿“忆苦饭”——从猪舍弄来了几盆糠麸，再掺上野菜熬成菜糊糊。吃得多的、吃得快的受表扬，说这些人立场坚定，虽然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我们每个知青都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吃过那顿苦涩难咽的忆苦饭，尽管有的都吃吐了，可是为了体验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的生活，就是吐了，也还要坚持着再吃，唯恐给贫下中农和工作队留下一个“缺少无产阶级感情”的不良印象。
工作队反复教育贫下中农，要克服小农意识，时刻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要牢牢握紧自己手中的印把子，否则就会丧失红色江山，重新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还让那些搞过“多吃多占”、瞒产私分，甚至在政治上“阶级混线儿”的大小队干部主动“交待问题”，发动群众“揭盖子”。对于有问题的干部区别对待，认识深刻的，工作组通过了，就可以“下楼”了，可以回到贫下中农队伍中去了；认识不上去的就继续反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批判。就为这，不少生产队干部到年终分配以后就纷纷撂挑子不干了。他们认为给大伙儿私分点儿粮食，来“运动”的时候自己还要挨整，干这种“炒豆儿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犯不上。所以一到年终分配，“算盘响，换队长”就成了普遍规律，也成了普遍的难题。这时工作队紧接着就要在春耕前配合公社干部重新组建大、小队领导班子，“不换思想就换人”。
“社教”以前，不知从哪个时代传留下来的“抓阄”妙法，竟然一直是队长们处理所有缠手问题的法宝。上级拨下来“房木小票”,打算翻盖旧房子的社员要抓阄；各家分园田地要抓阄；生产队的老母猪下了羔子，打算养猪的社员要抓阄；秋天，分粮食、分柴禾更要抓阄。总之，生产队里许多的纷扰都在抓阄当中得到权威的解决。甚至在队长“难产”的情况下，抓阄妙法竟然也派上了用场。不过不同的是，在几个候选人当中，谁若是抓到了就算你“倒霉”，不想干也得干。到了“社教”后期，在人事问题上此妙法才不得再使用了。只要工作队认为你行你就得干，他们的办法是成天成宿找你谈话，做你的思想工作，直到做通为止。
尽管农民们天天都在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防止阶级敌人复辟，但是他们每天面对的最现实而强大的敌人却是缺少粮食，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兼顾了国家、集体利益之后轮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多少了，多说人均只有四百多斤皮粮，平均每人一天能吃上七两粮食就不错了。所以生产队每茬新班子干到秋收分配的时候，仍旧都会遇到和前任队长相同的难题。
这些挨饿挨怕了的社员们一到打完场、会计开始做预算的时候，照样打“小算盘”儿，千方百计地怂恿队长和会计向上头隐瞒产量，少报收入。队干部谁也不能靠喝西北风活着，但是一想事情一旦透了风，自己就要“粘包”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往往“脚踩两只船”。胆子大一点的往往会变着法儿地硬着头皮干一把，给叫苦连天的社员们多分些粮食，于是又重蹈了前任队长的覆辙；也有的队长绞尽脑汁在“哑巴牲畜”嘴里打主意，在预留的饲料粮里挤出些来去填人的肚皮。他们的逻辑是人吃饱了比啥都强，至于给畜力撤了料来年的生产怎么办，他们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反正不管怎么做，这些背着上级干的勾当一旦败漏，那么透露了消息的“内奸”便成了“众矢之地”，在屯子里就不好过了。那气候儿，让人感觉就像是这些农民都拧成一股绳儿欺骗着把他们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恩人共产党，的确十分令人难以理解。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重要的问题在教育农民”。尽管我们到农村来是接受农民再教育的，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者仍旧要不断地接受教育，而且这还是个长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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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5/7 17:53:00 [只看该作者]
